现在，传教士历史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主要焦点，我们所指的是与中国普通大众联系最紧密的西方传教士；因此，传教士的亲历记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中国大众生活的情况。

美国传教士总是以新的方式来满足中国的诸多需求。像传教士早期支持中国反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样，反缠足运动和从完全由男权支配下解放中国妇女的妇女解放运动，都是传教士态度的具体体现。在美国的边疆，当美国文明的先驱者陷于困境的时候，他们总是力图找到解决的办法，这种精神对被传统深深束缚着的中国来说，是一种可贵的贡献。

佐治亚州南方卫理公会教徒杨格·J·艾伦（1836—190年）是传教士队伍中最积极的一位英裔美国人，他用中文发表关于西方世界的新闻和评论，以此鼓励19世纪末中国的改良运动。这些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北京的传教士，对工作抱一种共同的信仰：基督教、科学和民主制度是上帝使人类获得的物质和精神进步的组成部分。艾伦特别指出，妇女解放是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他在埃默里大学所受的教育，使他对基础科学有一定了解。此后，他继续宣传并创立了进行基督教训练的普通学校和大学，他在中国编辑中文刊物，强调非宗教性的学习，特别是学习科学和技术。他把他的《教会新报》（1868—1874年）重新命名为《万国公报》（1874—1883年，1889—1907年）。在1881年至1883年间，《万国公报》从宗教布道会得到一笔资金，购买了800本宗教小册子免费送给中国的政府官员。从1881年到1893年，艾伦在中国担任南方卫理公会传道团体的负责人1883年，他种暂停刊物的出版。1889年，他又恢复了《万国公报》，并一直出到1907年他去世为止。他为这份刊物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艾伦的杂志流行于东亚的主要地区，特别是中国的通商口岸。《万国公报》是当时重要的新闻媒介，它不仅用中文传播基督教教义，而且充当了发展中的中国基督教团体的喉舌，成为中国基督教作家发表新闻和观点的论坛、这些作品是研究新教中国化和教会机构发展的从本材料。

同等重要的是，艾伦的刊物传递了中国（包括《北京公报》的翻译或文摘）和国际社会的新闻。由于刊物内容不断增加，因此1874年刊物易名。这份周刊（1889—1907年改为月刊）是中国新闻刊物的先驱，随着内容的扩允，内地的基督教读者也越来越多，但这份杂志已远远超出了基督教宗教生活的范围。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科学技术的发展、民族主义热情的高涨和国际联系的日益紧密，使这一时期充满了爆炸性新闻和社会的新的变化，最终使宗教内容、宗教题材失去了光彩。这份杂志一时成了世界透视中国的主要窗口。

当然，在酝酿变革的那个时代，西方的编者和中外投稿人正谋求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改良的种子通过这个媒介，得到广泛的传播。像大多数国家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中国的历史学家也试图从外国旅居者的报告中得到一些历史的记载，不管其影响如何。未来的研究者们或许希望能从这份刊物中发现一些西力一人的和本国人的思想，这种思想蕴含在1894—1911年间发生的改良运动中。《万国公报》留下了许多社会变革——例如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记录。

此篇部分发表于1984年1月出版的《传教士研究的国际公报》，评论的是艾德里安·A·贝内特所著《传教士记者在中国：杨格·J·艾伦和他的杂志，1860—1883》（阿森斯，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