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先生认为在日本海“保持和平”需要一个武装精良的日本，这使人想起了半个世纪前日本的军事扩张。幸运的是，一个把刺刀熔炼成轿车的国家显然并不想使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无论军事或工业在近代的崛起，都会给我们以启示。为什么一个贫穷的、自然资源远远落后于我们的岛国，现在在物质技术方面几乎走在我们前面？这一问题显然值得深思。答案显然是非物质的动力。

两位经历不同的领导人——一个是内阁成员，一个是革命的参与者——的两部自传性著作论证了这种动力。两部作品都是作者被攻击时出于自卫写成的。陆奥宗光是1894一1895年中日战争时期的外务大臣，宫崎滔天是世纪之交孙中山最著名的日本支持者。陆奥和宫崎都认为，日本有督促东亚地区西方化的使命。19世纪卯年代，与西方接触了40年后，变革已使日本作为一个强国登上了世界舞台，它的使命感仍然是纯朴和清白的，它对未来似乎充满了希望。它的主要愿望是改造中国。确实，使孙中山成名的1911年辛亥革命，主要是在日本酝酿发动的——部分受日本模式的启发，部分得到日本“怀有崇高目的”的泛亚主义者的支持（他们试图在大陆寻求一种冒险事业）。

宫崎滔天（1870—1922年）是个身材高大、满脸胡子、相貌可怕的人，满脑子言过其实的思想，一心想为伟大的利他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倘若他能在神志清醒的时候找到它。他“怀有崇高目的”的自我形象，正是日本封建主义衰退的一个证据。日本的武士阶层仍热衷于纯粹的奉献，他们崇尚武力，并把自身置于诚实的劳动平民之上，但又不容易在社会上找到用武之地、如果他们能在西方找到同行，那一定是中世纪的游侠骑士或好莱坞私人侦探。

宫崎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于1902年连载发表，按日本人的算法，当时他33岁。1900年，在靠近香港的惠州，他用船为孙中山的起义运送了大批武器，这使他引起公愤，声名狼藉。人们可以推测，作者是为了洗刷污点，才向公众坦白了一切，他的一生都是充满善意的，不可能从事一种有计划的贩运行径，更不用说进行一场有组织的革命运动。总而言之，坦诚直率和非常吸引人的自传，披露了他是一个具有浪漫和博大精神的人，也披露了他在日常生活中渴求、追逐妓女，他把感情奉献给反叛事业、同谋、酒友以及一时的妓女朋友（他在书中一共列了285个这样的人）。他感情冲动，喜欢做出高姿态而不讲实际。他是这样一种人：匆匆赶到香港只是为了确定在途中的18天里，船可以在5个地方停泊。有宫崎滔天这样的支持者，孙中山的计划不需敌人的破坏便自行灭亡。22年过去了，宫崎在孙中山最后得到第三国际和苏联的支持以前死去，苏联人的武器倒确实能及时运到。

横跨太平洋的合作者詹森和江藤教授，对宫崎著名而广为流传的著作做了很好的注释、翻译。他们在导言中把宫崎看成一个勇敢、无私和富有骑上精神的理想主义者。虽然宫崎生来就是个叛逆者，但有一段时间他曾被视为日本政府的代理人。他努力维持中国地下组织领导人的团结与合作。1898年，他把被驱逐的改革者康有为从香港护送到日本，并试图为统一中国的革命运动，让康和孙中山携起手来。所有这一切都未成功。除了这种勇敢之举，宫崎著作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它生动描写了他的冒险经历和浪漫主义理想。宫崎撇下陷于可怕贫穷中的母亲、妻子和儿子，让他们靠救济度日。他在梦幻的世界度过了大半生。“我想像自己进入了中国大陆，站在一大群中国人面前，成了一位骑白马的将军……我欢呼雀跃并以酒壮胆。在其他时候，……这位将军死于敌人刺客的匕首之下……我最终走进了艺妓馆……那位将军只是我远大抱负的幻影……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生命的一半是由酒和性组成的……我如何才能以恢复人性的决心修正这种品行呢？”

陆奥宗光不存在这类问题。事实上，他得了肺结核并在担任外务大臣的两年中因肺结核病逝。他出身于土佐的封建领地，译者戈尔登·马克·伯杰认为，这促使他参与由萨摩藩士和长州藩士操纵的明治政体，而且能以一个局外者的身份认识寡头政治的客观现实。他加入了新政府，但“在1878年，因与土佐谋划推翻政体的阴谋有牵连”，服了五年刑。然而，寡头政治还是把他纳人了他们的行列——主要因为他的才能，也是为了与陆奥联合的民众权利运动取得和解。他担任了两年日本驻华盛顿公使，1892年成为新政体下伊藤博文第一任内阁的外务大臣。

陆奥在1894年和1895年推行的现实政策，比起宫崎滔天的梦幻更有实效。在短短12个月内，日本控制了朝鲜，并引人注目地打败了中国的陆、海军，同时使日本摆脱了不平等条约（这种不平等条约给西方国家以特权，并持续损害中国主权达半个世纪之久）。陆奥阻止了西方列强继续干涉中国的努力，并完全打乱了东亚的强权关系。日本人强迫中国领导人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占领了台湾和满洲南部的辽东半岛。在短短的几天里，俄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三重干涉，要求日本归还中国的辽东，日本被迫答应了，但日本帝国也诞生了。英日于1902年签订同盟（直到1922年）。1905年，日本在满洲打败了俄国，朝阳在东亚升起了。

陆奥是取得这些成就的中心人物，他通过驻伦敦、圣彼得堡和其他国家首都有才能的外交官发动外交攻势。他逐渐影响了伊藤，说服内阁中寡头政治的执政者，而且利用了日本舆论界侵略主义的叫嚣。在朝鲜，他兼用武力和诡计威吓中国，而且始终关注国际法的微妙之处和西方列强的特殊利益。他和他的驻外使节在战争期间商定了新的平等条约，这威胁到列强的利益。1895年4月17日，他拟定并批准《马关条约》，虽然在3国干涉下，4月23日取消了条约中的一部分。（5月4日，日本接受三国干涉，5月8日，交换批准的中日和平条约，5月10日，在帝国诏书下达后，把辽东归还中国。）这样的外交进展是罕见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从未成功地越过这层薄冰。

所有这一切实现以后，陆奥下台了。1895年6月5日，西园寺公望接替外务大臣职务。沉醉于荣耀的日本侵略主义分子和在野的政客，看好时机，极力反对归还中国的辽东，陆奥出于自卫的目的写了一份年度工作报告。然而，这本他称之为《自强不息》的报告披露了太多的内幕，伊藤首相认为这份报告“使人忧虑不安”,因此直到1929年才被公之于世。

除编辑方法之外，伯杰先生的翻译、注释堪称典范。题目《自强不息》，对那些熟悉《易经》中晦涩中文词组的日文发音的人来说，当然是意味深长的。其他人或许被告知，它是指“一部勤奋工作的记录”。但这本引人注目的译作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对于可理解性的东西而言更注重深奥难解的风格。基于这种考虑，书目提要和注释中引用了许多日文、朝文和罗马体印刷的中文。当然，对一个要读懂此书的聪明的外行人，还需在这个题目下加上英文翻译。也许他或她会对所使用的原始材料有某种兴趣。陆奥指出了日本在侵略的每一阶段所采取政策的理论依据，这显示出，他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及其哥哥艾伦·杜勒斯有许多相同之处。首先，1894年日本出兵朝鲜，是为了支持那里的力量与中国抗衡。“我们决心让中国人成为侵略者。”但当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都到达之后，“甚至未能因故找出什么说得过去的借口，也没有开战理由……现在的关键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而制定几套外交策略。”结果，日本要求改革陈腐的朝鲜政府，这是同样陈腐的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中国人聪明地指出：“旧本显然没有干涉的权利，因为她承认朝鲜的独立。”陆奥写道，这种顽固“限制我们势力范围”的企图，显示出中国人是如何成为“自己妄自尊大的阶下囚的”。

日本人扣押了朝鲜国王，任命年老的大院君掌权。大院君是个孔教信徒，诅咒所有的现代事物。陆奥继续率直地解释为什么当时在朝鲜改革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没有理由驻在朝鲜。陆奥是个精明而讲求实际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没有必要打着民族骑士精神的幌子，开展任何改革行动……我从未感到，朝鲜的内部改革在其自身是非常重要的”。这的确是个很合适的借口。我们终于理解，为什么《自强不息》被隐瞒了34年。

关键的时刻出现了，伊藤和陆奥在马关把和平协定强加给李鸿章。他们摧毁了李的陆、海军，拒绝停战，使72岁的李鸿章陷人窘境——要么立即接受日本的协定，要么眼见战火越来越烧近北京。但在1895年3月20日谈判开始后的第四天，李被一名自称是日本人的刺客击中了眼睛。突然，全日本都为这样对待一个客人而感到深深的耻辱，皇后也准备了绷带。伊藤和陆奥担心，如果李鸿章因病回国，外国列强可能最终干涉，日本就会失去对时局的控制。他们终于说服内阁同意停火，这样，裹着绷带的李鸿章在寝室里继续谈判。三国干涉出现时，伊藤和陆奥就能够对付了。

在1895年那个箭拔弩张的春天，天皇住在皇宫，而内阁和新议会则在广岛召开会议，这时距广岛被毁灭恰好是50年。陆奥的现实主义手段和宫崎滔天的浪漫主义冒险早已被日本帝国的扩张主义者所继承。当我们今天面临发展起来的索尼、三菱、尼桑和其他日本产品渗入美国人生活的时候，仍能看到这种现实主义手段和浪漫主义冒险以一种更具建设性的形式起着作用。

此篇评论的是陆奥宗光所著《自强不息：中日战争的外交报告，1894—1895年》，戈尔登·马克·伯杰编译（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2年；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和宫崎滔天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宫崎滔天回忆录》，莫里斯·詹森、江藤新吉译（普林斯顿，普林顿大学出版社，1982年），发表于1983年4月13日的《纽约书评》，题为《真实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