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主义和美国言论自由的报界之间进行新闻和宣传冷战的过程中，中美关系的重新建立，使我们遭受了明显的失败。我们最棒的观察家在尼克松1972年2月访问北京之前，先于1971年底到了北京，然后，我们最棒的时事评论家和尼克松一起出现在晚间的电视屏幕上。但这些天才都未曾注意到已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对大学教授、专业作家和艺术家以及党政官员的攻击，在1971年至1972年达到了极点。尽管官方宣称，“文化大革命”于1969年4月结束，但在军队的直接干预下，残忍地肃清怀疑分子和被迫悔过者的行为仍然继续着。当其他一切努力都失败时，便只好把军队召来维持秩序。在那个年代被送往乡下、农场和干脆被监禁起来的知识分子，大都经历过那种虐待。1972年5、6月间，我和妻子在北京访问，见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些老朋友，对于文化大革命，他们闭口不谈。我们知道，其他的朋友还在乡下或正在途中，总之是见不到了。

事实是，对于现在被视为毛领导的革命分水岭或顶峰的文化大革命，最有经验的美国观察家们一无所知，没有新闻报道。根据10年后发表的报道推测，数十万人受到了迫害。他们在大会上被“批斗”、拷打、折磨，有些人被杀或自杀。有人粗略估计，虽然受害标准和事实本身一样难以确定，受害者大约逾百万。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把那个时期称为他们经历中的最低谷，对于这些，美国的报界和观察家仍然完全没有察觉。这段恐怖的历史，已通过香港和欧洲人同中国知识分子的接触，最终开始泄露出来。

在这种阴影下，美国人开始再次接触革命的中国，从中清醒地看到各种不同的反映。当然，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知识分子。

1971年4月至8月，三位训练有素的《纽约时报》记者先后访问了中国。实际上，他们所报道的中国共产主义一革命，似乎一直是成功地解放长期受压迫的中国人民的好事，对我们并无特别的恶意。20年来，我们对中国的怀疑和敌意逐渐减弱。从这些报道来看，那些年我们似乎仍在万无一失的防务上浪费投资，其实，我们的技术足以承担行之有效的防御。8月，詹姆斯·罗斯顿在上海写道：“中国人对生活的态度和追求使人们想知道，为什么华盛顿如此担心中国是一个侵略性和扩张性的国家。他们比地球上的其他民族更注重内部事物……在我们试图‘包围’中国以前，他们就国门紧锁，自我满足。他们有足够的土地、资源和人口。”1944年，随军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获准访问延安，他很快感到毛及其同事们有远大的前途。28年后，《纽约时报》对红色中国的报道证实了这一观点。为了照顾那些仍未跟上《纽约时报》对外政策变化的顽固分子，封面上用红字印着“红色中国”，但也提到了人民共和国（用小号字）。封底是斯科第·赖斯顿和周恩来并肩而坐，正在商谈政策。在8月9日的《纽约时报》上，他们的交谈占了整整26页，提供了许多信息，而一个月前基辛格和周之间20个小时的交谈却未做任何报道。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只是中国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

第尔曼·德顿在毛掌权此前，已有15年报道中国的经历。西摩·托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之后了解了中国，他的妻子奥德丽捐献出大量的新闻电讯和照片、她是加拿大外交官切斯特·罗宁的女儿，很有天赋、，她1946—1948年在中国，1966年第二次来中国。鉴于赖斯顿此前和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许多领导人交谈过，因此，我们不可能找到比他更合适的人来做出评价。

德顿像汉学家里普·万·温克尔一样，将新旧中国做了一番比较研究。他发现在新中国没有敬畏祖先或宗教戒律的迹象，没有女人使用化妆品，没有旧的文学或戏剧，没有绚丽的婚礼或葬礼，“甚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品行似乎也发生了变化……人们似乎更直率而很少拘泥于礼节”。德顿重申，他随行的国际记者小组“并不同人民接触，只是由翻译带到供外国人参观的地方游览”。另一方面，奥德丽·托平于5月和父亲到了他的传教故地——湖北武汉西北175公里的樊城。他们发现，那里的人口由原来的4万上升到18.9万，大大小小的工厂共有200余家，38所中学，1.3万名学生，确实是新中国。

这些非常有经验的观察家对中国总的印象是这个国家很年轻、自信、组织有序，而且勤奋地致力于解决物质生产、卫生、扫盲和技术改进等社会问题。老城破旧，城郊的新工业区非常简陋，但更适于居住。乡村是发展的重点，毛主义正把农民转变为具有政治活力和责任感的城市居民。交通工具仍只限于铁路、汽车和自行车。公共保健事业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向农村发展，消除疾病，减缓人口增长。经济上的努力是使工业区分散，把生产消费品的分配尽可能维持在公社一级。在以前的集市上，建起了农村公社、生产队。它们实行地区性的自给自足，作为中国总的自给自足中的一部分。杜勒斯先生还担心什么呢？

赖斯顿在北京常想起“一个世纪前美国人在边疆生活的情景……国家正致力于使许许多多的合作社仓库充实……使我们想到我们以前简朴的耕作生涯”。这很吸引人，却没给中美的未来带来什么启示。

我们的两种文明显然会继续并存：一个赞美公民自由，一个强调自我牺牲；一个指责警察国家，一个反对个人主义。无论是毛泽东的学说还是美国新闻处的那些记者，都不会把水稻化的中国和汽车化的美国归人平均主义的新世界。美国人会继续相信扩张——不管我们把它称之为在这一代改变世界的信仰，还是把人送上月球的自由企业——而很久以前发明了崇拜祖先、官僚政治和科举制的中国人，将继续把信仰投人到社会组织中。对这些不同文化的直接观察和前后对照，使《纽约时报》的记者们对中国现实的评估远远走在美国政府的前面。35年前，尼克松清洗了一批美国驻华外交人员，诸如约翰·卡特·文森特、埃德蒙·欧·克拉伯、约翰·巴顿·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等，如果他们不被撤职，或许能为白宫提供有益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不是源于欧洲的研究。

克拉伯先生进人学术界后，出版过两本关于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著作，其中一本《中国与俄国：大游戏》（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把现在的中苏关系放到了两个帝国间漫长而复杂的背景之中。戴维斯先生的回忆录收在《龙尾巴》一书（纽约，诺顿出版社，1972年）中。谢伟思先生出版过一本有启发性的专著《美中关系史中的一些问题》（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中国研究中心编，1971年），分析他第一次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当时，毛和周提出与美国发展一种合作关系。1945年1月，他们甚至要求会见罗斯福，商议抗日军事合作的细节。我们能为有这些提供当时历史真实的著作感到庆幸，但更值得庆幸的是，作者之一能够参加我们的小组，在1972年2月21日后的那个星期访问北京。如果我们在1965年问及这些官员，他们中不会有一个人接受这种观点，即可以用炸弹把亚洲人轰到谈判桌上。

当德顿和托平进行前后对比时，德国记者克劳斯·马汉特向美国公众做了全面而详尽的介绍，并把它同中苏关系做了比较。马汉特熟知四种文化，他父母是德国人；他生在莫斯科，20世纪30年代初生活在俄国；30年代后期，他到了伯克利和火奴鲁鲁，娶了一个美国妻子；40年代初他在上海编一本杂志。他最初了解中国是在1929年和1936年。1957年，他又一次到中国。1971年，他借助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的帮助，在乒乓外交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前一年，历经一个月，游历了14个省。

作为一个得到特殊机遇的西德访问者，马汉特行程3000英里，几乎没有遇到一个西方人。他不仅访问了广州、上海、杭州、南京和北京，还到了西安、延安和山西省的大寨以及某些模范单位。他提到些敏感的问题，如奖励制度；他的报道不像《纽约时报》的记者被限制在几百字，而是更丰富、更透彻。如果说美国记者使美国国务院相形见细的话，克劳斯·马汉特则将他们远远抛在后头。这主要因为他很熟悉苏联体制，这有助于他对中国的深人了解。他尤其通晓两个共产主义国家间意识形态领域的论争，在苏联和毛泽东中国两者间，他更容易了解中国。

马汉特在山西著名的大寨大队呆了24个小时。他得知在这片53英亩的土地上，住着83户人家、420口人，有150个全劳力、100头牲畜、150口猪、400只羊。全国性“农业学大寨”的日号召来了450万参观者，这个口号是在1963年水灾后村民们自力更生、重建家园时提出来的。1971年，大寨人甚至建起对电力索道，运送黄土修梯田，今汉特指出，大寨的秘密只是“工作，工作，再工作”——不为金钱，只为“敬仰毛主席和社会主义祖国”。农民们把钱存入银行，却不知道利率。男壮劳力一天得10个工分；体力差些的女壮劳力一天得7个工分。这些人没有日工资，只是每天记工分，但薪水标准要在一年一度的村民集会上讨论确定，这主要看人们的“政治觉悟”。（毛去世以后披露的情况告诉我们，大寨是个虚假的典型，不是声称的那个样子，例如有些劳动是士兵们干的。毛精心塑造的样板村庄现在被人们厌恶了。）

马汉特还参观了北京东北的“五七”干校，城市千部和知识分子在那里从事体力劳动，以求更好地“接近群众”。那里有1255名男女干部和文化工作者。据扼要介绍，这些人改造荒芜的土地，打井，修建住宅，建造砖厂、金属制品厂和罐头厂，人们在毛主席教导和“革命觉悟”的提高中无效而努力地工作着，打扫厕所，运送粪便。只有当人们想到远古统治阶级给予中国文人学士的特权时，才会理解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多大冲击。

马汉特觉得俄国和中国无法比较，一个是工业化和专家管理的国家，另一个是农业化和反专家的国家。他把苏联看成一个注重个人功绩和消费的社会，而中国是注重平均主义和生产的社会。苏联的集权统治和官僚主义同中国的权力下放和自觉性形成了对照。但苏联越来越少于空谈，逐渐对外开放，而1971年的中国却依然与世隔绝，中国正致力于积极分子的自助和毛反对新特权滋长的不断革命的努力。马汉特怀疑用毛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公无私的人能否被很快创造出来，他担心“中国人的思想可能会被轻易控制、利用”。（他发现对毛的崇拜无所不在，当然，现在这种崇拜已被打破。）阅历较浅的美国领导人将如何对待毛的中国呢？中国特别邀请外国客人到中国去看革命成果，这导致大量著作的出版。雪莉·麦克雷恩写出了《我看中国》。这本书的前半部《由此至彼》详细描绘了她在好莱坞和电视台的经历与麦戈文运动以及那些邪恶的个人主义者、性变态者和市侩商人，毛的革命无论如何要避免这些丑恶现象。1971年底，麦克雷恩受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他是个对人类实践感兴趣的社会学家）之邀，率一行12名妇女到中国访问。1973年4月，代表团到了中国。她们就像从诺亚方舟来的，人人各异：一位是来自密西西比，体重200磅，胸部巨大、皮肤漆黑的妇女，一位是来自得克萨斯的瓦莱塞特，还有一名新墨西哥州人，一名12岁的女学生莱辛，一名严肃的共和党人，几名大学生，一位摄影师。“她们都是争取女权运动的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个性和事业。”

这些美国人对在中国的旅游路线毫无准备，被搞得筋疲力尽，并受到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国“走向她们”。她们身在上海，思想却仍在美国。正如其领队所说：“我同人们谈宗教、死亡、结婚、金钱和幸福，我始终努力去理解他们的新社会。”最后，她们带回了大量信息，无疑，她们的中国主人依然相信毛的思想：“造反有理。”

雪莉·麦克雷恩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就，不能简单归之于无产阶级专政，“其中还有一些别的因素起作用，人们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方式彼此联系着”。她认为，这是自我批评的结果，这种自我批评不允许有个人创造力的表现。“也许在新社会，诚实的人们交换意见不需要个人主义的艺术表现”。她把中国同“狂暴、犯罪和贿赂的美国风气……以及滥用自由的美国做了比较”。一年以后，麦克雷恩说：“中国使你相信，任何事都是可能的。”

此篇部分选自对威廉·德顿，詹姆斯·罗斯顿、西摩·托平和奥德丽·托平所著《＜纽约时报＞对红色中国的报道》（弗兰克·辛格编，纽约，四角丛书出版社，1972年）和克劳斯·马汉特所著《中国回归》（纽约，杜顿出版社，1972年）的评论，发表于1972年2月24日的《纽约书评》；部分选自对雪莉·麦克雷恩所著《由此至彼》（纽约，诺顿出版社，1972年）的评论，发表于1975年5月1日的《纽约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