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外交政策的一个缺点是，人权并非像人的正义感那样深入人心，因此，自命正确的革命者在苏联和中国垄断了人们的正义感来反对美国的说教。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曾怀着戒心接受过一点西方的人权思想，而北京的领导人则从没这样做过。在基督教和罗马法律告诉我们每人都有不死的灵魂和自由的权利之前，中国就已产生了特有的通过仁慈行为达到仁政的传统。孔夫子的道德观强调人的责任而非权利，并把它视为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粘合剂，个人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个贬义词。事实上，虽然世界共同信奉人权思想，但它却受到文化环境的制约。人权思想崇尚至高的法律和法律程序；而毛泽东主义者则不能容忍法律的存在，甚至蔑视法律的威严。他们赞扬毛的行为道德准则，把我们的民权视为巨大物质财富的政治表现形式，是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相一致的。因此，中国不需要这种思想。中国人的个人是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与国家和社会相关联的。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差异一直很感兴趣，两者像男人和女人之不同一样吸引人，只是这种区别更为复杂，不易明辨。中国人从美国的大街上和新闻媒介中看到许多反面例证，他们是否从中了解到一点我们的道德观念是很难确定的。中国人的群居历史比我们长，也许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物质生态学和个人的自律。佛教和孔教教会他们，社会不安定主要是由人的欲望引起，而这正是我们的消费广告、旅游业、健康事业和性工业所追求的。我们以个人主义的名义发挥自己的才干，可这正是富于集体精神的中国所要避免的。

然而，个人主义信仰是美国文化的核心，那些在中国未被文化冲击迷惑的美国人都想在中国寻求友谊，希望交流思想和看法，享受在中国特有的经历。而对中国新秩序的组织者来说，这种行为是资产阶级的，有颠覆和毒化人们思想的危险。正如在19世纪卯年代，西方人争着试验看谁能在被赶出西藏之前离拉萨最近一样，现在到人民中国去的外国人，也争着看谁最能和一个中国人进行推心置腹的思想交流。

奥维尔·谢尔参加了一个年龄在18—60岁之间由20人组成的美国旅游团，于1975年访问中国。他同旅游团一起参观了北京、延安、西安、湖南毛主席的故乡和上海，而且还在上海的工厂和山西大寨红旗生产队的农田里止干活。这次接触中国平民“大众”的活动，是辛顿家族（佛蒙特州卜特尼学院）组织的，长期以来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的一个立足点（比尔·辛顿的《翻身》成为一部介绍40年代中国土地改革的经典著作）。当时，谢尔35岁，精通汉语，对历史已有所研究，并在越南等地当过两年记者。

在我1972年以来读过的大量与中国有关的书中，《人民共和国》是最好的著作之一，谢尔因此书在其美国同行中享有声誉。他并没有叙述在这次旅行中遇到的重大事件，而是着重描写了他与中国人的私下接触及山此而产生的感想。他在与中国人交流思想、寻求友谊时困难重重。首先，美国对中国人来说十分遥远，鲜为人知，因此，他们对美国都不感兴趣。更糟的是，中国人似乎对美国人所特有的注重个人选择、自我形象和个人经历的个性无动于衷。相反，中国人是集体主义者，好像急于趋同另一方，重集体轻个人，循规蹈矩不越雷池，总是从集体和政府领导的赞扬中而非从实现个人目标或其他个人的享受中得到满足。这种淡化自我和在集体中实现自我满足的观念，当然不是一时兴起的，而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强调孔教家庭集体主义的结果。现在，中国强调“为人民服务”。

西方记者很难理解这种缺乏个人主义的无私精神。谢尔指出，他那些香港同行，以故意夸大中国境内的污垢来掩饰其不纯洁的外部世界。例如，他们总是报道北京、上海那些专赚外国人钱的业余妓女，而事实上，从总体上看，中国几乎没有卖淫的。“中国的纯洁对那些生活在充满危机和竞争社会中的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我们只能把充满贪婪、淫欲、自私和自我满足的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

谢尔在从宿舍到工厂的路上，遇到一位有一双明亮眼睛的漂亮姑娘韶枫（译音）。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公共场合单独在一起，往往被认为是约会。韶枫发觉白己处在了“一对一，小伙儿会姑娘”的情形中，就叫了一位女伴同行，这样她才感到自在。后来，在剧院里，韶枫无意间坐在谢尔旁边。谢尔想进一步与她交往，但与他同来的中国伙伴马上看出问题，跟他换了座。谢尔不禁想到，是否中国人“已学会了抵制性吸引，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却是以此为中心，并因此而流于世俗”。“美国人总是想方设法让中国人多谈论一些个人关系方面的问题。他们会对满座的公社干部和官员提问，并希望得到有关婚前性行为问题的答案。”谢尔认为，中国人回避性是“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不是性压抑”。他发现，“在两性关系上，人们很直率”,“他们没有时间，也不受鼓励去寻欢作乐。”

人们对国家政治问题和决策也采取同样的回避态度，他们所广泛讨论的只是那些已决定了的政策（过去，群众不许参政，现在，他们仍非常谨慎）。谢尔说，中国人情愿讨论那些“已解决的问题，而不愿议论正在议论中的问题”。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能成为新闻议题，只有那些定死了调子的，尤其是和党的路线相符的问题，才能放心大胆地讨论。这就像对老影片的情节了如指掌，却总看不到新奇之作出现。我们意识到，这些纸张、印刷术和书籍的发明者以及官员考核者，很早以前就学会了等待官方的既定教材，而不是口头上就时事随便发表不成熟的看法。谢尔总结说：“中国人谈论最多的恰恰是他们最难进行的。中国人大谈批判权威思想……但他们在权威面前却显得非常驯服，几乎不敢轻举妄动。”

谢尔在大寨的一家商店里，遇到一位“下放”劳动的果树专家黄先生。他很有头脑，谈吐风趣。谢尔和他交谈得很愉快，并要求再次安排与他交谈。那天晚上，他没去看电影，在家里写作，准备睡觉。突然，头顶上的灯亮了，一位负责干部告诉他，他与黄先生的会谈被取消了，并说，既然谢尔病了，第二天可呆在家里，不用出门。谢尔意识到，他太好问了，“总想单独活动，而没完全遵守规定好的日程安排”。

此篇评论的是奥维尔·谢尔所著《在人民共和国》（纽约，蓝登书屋，1977)，发表于1977年5月12日的《纽约书评》以及谢尔所著的另一部著作《警惕这些外国客人：中西冲突》（纽约，四角丛书出版社，1981年），发表于1981年4月16日的《纽约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