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遏制政策的主要依据，是北京的“扩张主义”。印度宣称，1962年10月，中国突然袭击印度边防军，是没有理由的侵略。这无疑更加深了美国认为中国是“扩张主义者”的印象。内维尔·马克斯韦尔仔细研究过中印边境冲突的材料，驳斥了作为遏制政策对象的中国正在进行扩张主义的观点。他指出，这是世界，尤其是印度的错觉，其次是美国人的错觉。他告诉了我们中国人处理边境争端——如果不是一般外交关系——的方法，并为中美关系的未来，特别是台湾问题，提出了可供思考的问题。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是一位澳大利亚人，曾就读麦克基尔和剑桥大学，在伦敦《泰晤士报》驻华盛顿办事处工作过三年，后于1959年作为《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前往新德里，在新德里报道了中印边境争端以及尼赫鲁政府最后几年的情况。周游印度八年后他回到伦敦，在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著书立说。如他所说，在近期发生的国际冲突中，还没有比中印冲突“记录材料更全面……却又被如此广泛误解的”。像阿拉斯泰尔·兰姆（《中印边境：边境争端的起源》和《麦克马洪线：印度、中国和西藏关系研究，1904—1914年》的作者）及其他英国研究学者一样，其丰富而全面的历史材料不仅源于亲身经历，还来自印度方面的保密材料。

即使马克斯韦尔没有北京方面的内幕材料，从印度方面的记录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在这场冲突中的表现，从一开始就显得符合情理、富于理智，而印度方面却越来越无理、不理智。尼赫鲁反复强调⑴为了和平事业，他愿与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举行会谈，但⑵他绝不就印度神圣的边境问题举行谈判。尼赫鲁对“会谈”和“谈判”的区分，使他深得世界同情，同时也避免向中国就边境问题提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

中印边境问题为政治家施展才华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它不像今天的台湾问题那样充满火药味。2000年前中印两国人民在喜玛拉雅山脉两侧各自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但中国和印度各自成立共和国，推翻了帝国主义统治者以后，马上对以前帝国主义统治者设置的边界提出归属声明。

因此，1911年，当中华民国结束清王朝统治以后，马上声明拥有清朝的疆域，包括外蒙古和西藏。蒋介石也一直这样认为，只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使这些声明付诸实施。今天，中国人仍为外蒙古处在苏联的支持下保持独立而感到失意。印度在英国统治下从未把西藏变为保护国，使之成为世界公认的主权国家，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把它称为“中国西藏地区”时，从国际法中也找不到可以反对的理由。

中、印有争议的地段是东、西两端的边境。在东端，后来变得非常出名的麦克马洪线，其实不过是一个叫亨利·麦克马洪的英国上尉在1914年划定的界线。中国对此从不承认。此线在阿萨姆平原以北140英里的青藏高原，沿山脊向东延伸。在英国人撤走前十年，印度声明此线重新生效，并把边界哨位移到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有争议地区。他们继承了这块占领来的土地。中印边境的西端更不明确，既未划定，也未撤销原划定的边界线。在印度的英国总督曾提出过三种不同的方案，这三种方案又演变出11种不伺的计划。1954年，印度根据尼赫鲁的指示，采取早先英国总督提出的边界方案中最为激进的方案，声称对喀喇昆仑山以外直到昆仑山脉，包括阿克赛钦（Aksai Chin）或称“白石沙摸”在内的区域拥有主权，尽管印度巡逻兵从未向北深入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印度发现中国在1956年至1957年间，已经修建了一条750英里长的公路，由莎车(YarKand）穿越阿克赛钦到喀托克（Cartok)，把西藏和新疆连接起来。西藏和中亚商人一直在利用这条惟一可以通汽车的公路。印度人或印度政府的代表从未到过这一地区，印度在1958年才对这一地区提出正式的主权声明。

虽然这些问题悬而未决，但在50年代，建立在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的中印关系“亲如兄弟”。尼赫鲁是不结盟运动著名的政治家；印度同共产主义中国竞争，要引导亚洲的发展。两国的福利和发展都不依赖被上帝遗弃的喜玛拉雅山脉和昆仑山脉群山峻岭中的双方边界。它除了成为尼赫鲁和全印度爱国主义表现的焦点外，再也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当这一问题提出时，其最根本的战略意义在于，由于北坡较为平缓，中国能把公路修到声明的边界，而印度处于喜玛拉雅山脉陡峭的南侧，汽车开不到边界。

马克斯韦尔指出：“到1958年，帝国时代留下的中印边界两边的无人地带都被占领了，双方出于战略和实际的考虑，都把居民从这一地区撤走。”中国认为双方对边境问题有争议，但尚未明确划定，因此需要谈判解决。中国愿意将接受尚未承认的麦克马洪线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因为印度人已经在那儿了，而印度也应根据同一精神，接受中国对阿克赛钦的主权。这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原则，它涉及不到神圣的祖国领土问题，因为在阿萨姆喜玛拉雅和喀喇昆仑山区，从未有中国人居住。问题的关键是，双方都必须作出让步。

但在印度方面，问题可没有这么简单。中国进驻西藏，镇压西藏暴乱分子，1959年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寻求政治避难，然后指控中国在西藏进行大屠杀……这使新德里的政治气氛变得异常燥热。对周恩来提出的谈判建议，尼赫鲁回绝说，印度的边境早已明确，不需要再举行谈判。周恩来建议，在举行边界谈判时，可以接受双方争议地区内的现状，但尼赫鲁玩弄辞令，同意维持“现状”，可中国必须回到修建阿克赛钦公路以前的“现状”，并从所有印度声明拥有主权的地区撤走。因此，尼赫鲁所谓的“现状”，实际上是指“现状前”。尼赫鲁对新德里反对党所提的意见置若罔闻，而且他的默武主义叫嚣愈演愈烈。不久，他就声称，在那些19世纪英国总督提出的几乎为人忘却的、无效的边界方案中划归印度的领土，“从历史上看一直是印度的边疆”，而且“不用和任何人谈判”。中国确实想占有喜玛拉雅，它是“印度的皇冠”，是印度“文化、血液和叶脉”的一部分。中国“据傲无礼，炫耀武力，使我们只能默默忍受”。中国是想欺负印度，和中国谈判就意味着退却。

尼赫鲁进而声明，事实上边界早已确定，“现在的边界已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

这些强烈的辞令，不免有点自相矛盾。1959年8月9日，尼赫鲁说西部边界从未明确过，但到11月，他声称“任何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承认，印度这一具有传统和历史的边界，近2000年来一直与印度的文化和传统紧密相连，并已成为印度生活和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些华丽辞句的效用是使外界相信中国确实像西方世界认为的那样，极具侵略性。但最糟的是，印度总理自己也被蒙骗了，他把中国人出现在阿克赛钦看成是侵略，因而决定要采取行动。结果，他采取了“激进策略”，从1960年开始派印度巡逻队到中国占领的阿克赛钦地区建立流动哨，破坏中国人在该地区的正常活动。马克斯韦尔指出一个极为有趣的相似之处：印度对付中国人的策略，事实上与印度以前用以对付英国人的非暴力、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义的策略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印度这次不是市民的非暴力抵抗，而是派武装军队来实施。他们要迫使中国人退却，如果中国人动用武力，就会像英国人在印度一样引火烧身。

对那些印度军队中的职业将军来说，这一策略非常危险、荒唐。在中印边界东、西两端，中国方面有供给线，可用汽车为边界哨卡提供给养和增援部队。相反，印度军队新建的前沿哨卡，根本没有公路为其提供给养。所有供给，包括水，都得空投。那些在海拔14000英尺或15000英尺以上巡逻的部队，需要配备高原用具，但他们常常连防寒棉衣都没有。印度的巡逻兵只能披着毯子、背着弹药去巡逻。

面对气候条件的恶劣和逻辑上的荒谬，印度军队直到1961年底仍裹足不前。后来，尼赫鲁改用政治将领统帅军队，他的策略才得以贯彻。这些政界人物对军队毫无经验可言，印度军界指挥权的政治化，使本已处于劣势的印军，在指挥上更显得无能和愚蠢。

1962年，印度实施激进政策，加速了印度的最终失败。印度在其声明的边界上设立哨位，双方军队严阵以待，形势十分紧张。印度这时仍拒绝谈判。周恩来重申他的主张，建议通过谈判解决边境问题，在谈判期间，双方均后撤20公里，直到外交官发表谈判声明。这些都被尼赫鲁政府拒绝。印方断言，它做出的单方面声明是不容谈判的，同时又向世界宣称，印度边防军正在抵抗中国的侵略。边界武装冲突开始出现，但中国一直忍让，没有反击，尽管中国军队的装备要比印度军队精良得多。

印度的政治家向那些将领保证中国人不会还击，并会被迫后撤。“当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新闻界看到，印度对其所认定的中国的侵略作寸土不让的勇敢斗争时，都在为印度呐喊助威。”

到1962年8月，印度在中国前哨的枪口下，在中国声明的中国境内，建立了40个哨卡，每个哨卡有12名至40名士兵把守。这些士兵只靠空投，孤立无助，成了“在新德里的尼赫鲁及其文武官员断言中国决不会反击的人质”。然而，尼赫鲁把印度用武力而不是通过谈判迫使中国撤退的危险的冒险行动，说成是印度清白的抵御行动，因此，若有任何让步的迹象，便会立刻遭到新德里官员们的反对。尼赫鲁使自己陷人绝境。印度派25阅名身穿夏装的士兵，携带武器，跨过麦克马洪线以北的高原关卡，进玫山脊上修筑牢固的中国地堡，武装冲突由此暴发。许多印度将领都反对这种近乎自杀的行动，可那些政治将领握有指挥权。例如，从简易机场给海拔15500英尺高的哨卡送给养，需要一个搬运工爬5天大山，来回就是10天。这样，他背送的东西除维持自己生存的食物，几乎剩不下什么别的。在麦克马洪线以外的2500多名士兵中，只有二三百人有冬衣和帐篷，谁也没有斧子和挖掘工具，更不用说重武器和充足的弹药了。他们受命发动一场小规模的进攻，但10月10日中国军队就把他们赶了回来。

中国军队反击印度军队在麦克马洪线以北的进攻，在新德里掀起了战争热潮，而且使新德里欣喜若狂。周恩来提出的双方都维持现状、举行谈判的建议，再次被斥为侵略。尼赫鲁说：“中国的建议意味着（印度）靠乞求一个狂妄自大、富有扩张主义的邻国的怜悯而谋求生存。”他开始接受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军事援助。马克斯韦尔说：“人们几乎忘记，印度军队实际已开始采取进攻性行动。印度政府拒绝了中国指出的和谈要求。”同时，中国军队击退印军后，开始修筑公路，支援前线阵地；而印度军队则分散在各个无防御设施的兵营里，仍然相信中国人不敢进攻。

11月17日，中国军队再次发动反击，并在3天内击溃东、西边界上供给极差的印度军队。许多勇敢的印度士兵死在哨位上，几个月后，尸体都冰冻了。印度政治将领的行动像无头苍蝇一样，使印度军队遭到彻底失败。1962年11月21日，中国单方面宣布停火，并在西端逐步撤到实际控制线以后20公里处，在东端撤到麦克马洪线以北。这样，他们3年来一直提示的边界要求，得到了满足。

但印度政府一方面事实上接受了停火，一方面又公开反对谈判。它的激进政策失败了，损失了二三千印度士兵。但“不谈判”仍是印度的政策。“在边境冲突问题上，外界几乎一致认为是中国无故入侵印度，这更证明了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即北京遵循一种冒险的、沙文主义的外交政策。”中国赢得了战争，而印度底得了世界舆论。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描述了印度的无能，许多印度和国外的观察家通过对印度的研究，最后也得出类似的结论。马克斯韦尔描述中国人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富有情理，与后来证明的没什么两样。中国的谈判者有很多谈判方式。周恩来愿意为阿克赛钦公路和麦克马洪线进行谈判，这和在朝鲜板门店谈判桌前时，中国军队毫不妥协的军事行动，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们从中印事件中可以看出，中国处理中印边境问题和处理中美关系的方式截然不同。中国在与印度交界的边境上集结大量军队，在不能通过谈判合理解决边界问题时，便只有用武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但做得并不过分。而在台湾海峡，中国的军力不足以与美国第七舰队抗衡，因此，中国不能用武力实现对台湾的要求，而只能用强硬的措辞表达其强烈愿望，有时还不得不承认或谴责一些不合人意的状况。

把台湾作为边境争端，必须从两个不同方面加以分析。其一是在法律程序方面：“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拥有台湾的主权。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呢？美国支持台湾独立，在北京看来，这是继承了帝国主义时期的传统。我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台湾自1895年至1945年在日本控制下，一直和大陆分离，已达50年之久。1950年以后，台湾又处在美国海军的保护之下。

因此，消除旧的帝国主义残余，一直是北京的一项原则。我们可以注意到，北京要求重新就由英帝国遗留下来的麦克马洪线和中缅边界进行谈判，以便消除其帝国主义成分，尽管1960年中缅协定和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都使中国接受了最初由英国人建议划定的边界线。至于台湾问题，一般人认为，中国只是在形式上让世界承认中国人的主权。北京和台湾都力争这一点，虽然双方仍在争执由谁统治整个中国，却都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其二是事实上的关系问题。很清楚，台湾作为一个海岛，60多年来在政治上一直独立于大陆，这种状况也许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是因为除北京之外，还有许多方面对台湾感兴趣，其中包括台湾族的中国人，他们在1400万总人口中占1100万之多，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控制国民政府的大陆来的中国人。美国公众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也许都同情台湾中国人要求自治的要求。日本和美国在台湾有其战略和经济利益，可以预测，日本在台利益会与日俱增，而美国的在台利益会相对减弱。

如果台湾独立于中国大陆在将来能成为事实，那么，如何解决台湾自治和中国要求收复台湾的矛盾呢？如果有何解决办法的话，答案便在“自治”一词中。在中国词语中，自治一词的内涵很广，可以指中央政府对自治地区的各种不同程度的控制。

20年前，中国在与印度边境冲突中的表现表明，我们对中国法律和道义上的要求以及中国的实力，都必须予以重视；周恩来的谈判者们对实际要求很灵活，例如，他们能在谈判桌上接受帝国主义者划定的麦克马洪线，只要这不构成一种战略威胁。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只要台湾不再构成一种战略威胁，台湾自治只要不损害中国主权，在某种情形下，是会被接受、容忍的；但如果台湾在边境地区仍是一种军事威胁，中国仍会以猛烈、短促的边境战争方式来解决，只要中国自觉强大到足以这样做。简言之，中印边境冲突表明，中国的扩张主义是反击性的，并不是主动的或天生的，只要有人像尼赫鲁那样自寻事端，就会遇到麻烦。

此篇评论的是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所著《印度的中国战争》（伦敦，J·凯普出版社，1970年；纽约，四角丛书出版社，1971年），发表于1971年4月22日的《纽约书评》，题为《是中国挑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