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中华民族的复兴。直到19世纪90年代，在世界范围有影响的古代王国中，中华帝国一直是最稳固的一个。这个帝国现在已演变为被称作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它强加给中国公众的政治秩序，缺乏我国公民所享有的那种自由权。毫无疑问，旧中国对专制主义实行了某种限制，但这种限制在复兴的国家中如何起作用，尚不能确定。现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正在减弱，而且已从报纸头版中消失。学者和记者正对毛在这场革命中的专制地位以及新秩序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生活质量，作出成熟的判断。许多中国人就像遭龙卷风袭击的幸存者一样，一直搞不清自己究竟受到了什么打击。但至少在目前，一连串的回忆以及与局外人较轻松的接触，使我们对这场革命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毛的大跃进就使我们，特别是冷战时期的美国人难以理解。1960年，《中国季刊》在伦敦出版，成为对毛的革命进行学术讨论的先驱。《中国季刊》首任主编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花了8年时间，才使这家杂志出了名，随后，他又相继在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的皇家国家问题研究所潜心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毛在1966年至1969年间先是打破继而又重建他所创建的国家政体的做法，震撼了中华大地，使世界人民感到极为震惊。因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可与1789年和1917年革命相媲美的伟大革命。在这些革命中，政权都被解散，然后又重建。麦克法夸尔先生所著三部曲的第一部题为《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此书于1974年出版后，麦克法夸尔作为工党代表，当过5年议员。他说：“70年代英国的温和社会主义，远不能与中国的空想共产主义相比。”然而，他在议院的经历，显然使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领导人与追随者、意识形态与政策以及——用他自己的话说——“政客与官僚……良心与妥协”之间的相互作用。三部曲的第二部与他撰写的描述1914年战争起因的外交史杰作（这些杰作在通讯极为发达之前是不可能出现的）一样，使用了大量有关何人在何时、何地说过何话的材料。麦克法夸尔仔细研究了在毛的最后10年（1966—1976年）中出版的大量出版物以及后来的平反工作，找出了导致灾难的毛主义政策的根源及变迁。世界上尚无人对大跃进做出过如此精辟而又全面的总结。

毛主席的弱点是，他总想干自己最擅长的事——发动群众对现状发起冲击。其结果是三幕悲剧：第一幕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把中国的许多开明人士和专家打了下去；第二幕是1958年至1960的大跃进，使经济遭到破坏；第三幕是1966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冲击。毛在1956年后的全面影响，毫无疑问是使中国倒退了，尽管在此期间中国也取得过一些成绩。中国共产党现在也同意这种看法，尽管这使它感到难堪，但这种看法毕竟是正确的。现在当政的毛的受害者们的地位已十分巩固，完全可以对这段历史作出判断。

麦克法夸尔先生对中国的决策过程，作了专门而广泛的剖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十分繁忙，总在各地巡视，却不断相互磋商。当他们看到，中国农业无力支撑苏联式的重工业化，便于1958年初到各地视察，制定了使用中国最大的财富——人力——来取得中国式的突破，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计划。1958年1月，毛首先在上海附近的杭州同地方官员磋商，随后相继到最南部的广西、广东，然后回到北京；2月，毛去东北；3月，到了西南部的四川；4月，毛视察中国中部的武汉和长沙，后来又去了广东；5月，他回到北京，和他的副手刘少奇一起正式发动大跃进。

在这些磋商会上，毛和他在政治局的同事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使麦克法夸尔得以持续追踪其政策发展情况。他发现毛总是处于主导地位，力主进行带冒险性的巨大创新。例如，公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刚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7年每社平均只有164个农户，不足以动员所需人力修建水坝、大堤、水渠和其他水利设施。为此，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合并为更大的组织。1958年的磋商会是鼓励这一作法的，但当时并未替这些组织命名。

1958年4月，河南省2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把所属9369个农户组成一个严密的劳动组织。同年6月，毛突然开始要求把公社作为中国的基本组织，把“农业、工业、商业、文教和民兵合为一体，即全民皆兵”。到8月底，政治局在海滨胜地北戴河召开会议，在经验尚不足的情况下，把公社正式作为建设中国新农村的多功能万人大军。正如麦克法夸尔所指出的，他们完全忽视了这一乌托邦式的跃进“在意识形态方面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影响”。因为这一跃进使中国人民生活公社化的程度，在共产主义世界是史无前例的。莫斯科后来谴责了这种做法。

毛及其同事在1958年夏天染上乌托邦狂热病，也有国际上的原因：赫鲁晓夫于7月31日会见毛，两位领导人未就两国海军在中国沿海进行合作达成协议。8月23日，毛独自决定开始对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进行炮击。此举加剧了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对峙，葛罗米柯飞抵北京，在毛放弃收复金门的冒险计划后，苏联人才公开表示愿意支持中国。但是，“莫斯科和北京相互怨恨的种子已经播下”，毛和他的同事更加相信应该自行其是。

乌托邦主义很快占了上风。在金门问题上的让步，被一场巨大的“全民皆兵”运动所掩盖，这场运动的目的是组织民兵。到1959年1月，中国共武装了2.2亿人，但这些人有武器的不多，有弹药的更少。同时，人人都享受“供给”制，在食堂吃饭，人人都自愿做工，而不需领取物质主义的“资产阶级”工资。教育必须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工厂必须与学校相结合，以便培养刘少奇所说的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全国性的狂热病，在大炼钢铁运动中达到疯狂的地步。麦克法夸尔在书中列举生动的例证，来说明1958年底席卷数亿人的生产热。在这一生产热中，连必要的炊具都被扔进高炉熔化；公社的农业生产也像打仗一样实行军事化；粮食产量一次又一次翻番（其结果是粮食上交定额增加，以致农民自己缺少口粮度日）；深耕破坏了土壤。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愚蠢行为，包括消灭麻雀运动。许多待收的农作物只好烂在地里，因为人们忙得没有时间收割。

到1959年年中，人们已明显看到：生产数字浮夸；大炼钢铁运动失败；农业遭到破坏；农民筋疲力尽，营养不良。麦克法夸尔这部戏剧性作品的高潮是“庐山的明月”，描写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在那次会议上，解放军的晓将和领导人彭德怀将军（他从不对毛献媚奉承）把责任归咎于伟大领袖。毛实施自卫反击，把彭将军打人冷宫。政治局全体成员都与这场危机有牵连，他们在毛与彭之间只能选择毛。其结果是以一种“复兴精神”继续开展大跃进，使这场灾难更加复杂，并使其成为1965年后文化大革命的先兆。

所有这一切，根源何在？这种轻率的浪漫主义，不可能调动美国法尔戈、弗雪兹诺或普罗沃这些地区农民的积极性。大跃进是革命热情的一种奇特的喜悦，这一喜悦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因此人们希望有内容充实的历史书籍，把它同中国历史上的先例联系起来。遗憾的是，有关中国的制度史仍然不发达，管理国家（政事）的伟大传统（即官僚们如何惯于组织和操纵民众）被忽视，历史学家们现在都纷纷研究社会史，认为这种研究更适合当前的要求。

从体制和历史的角度对大跃进作分析，首先必须从研究与经济有关的历代王朝史着手。这些历史著作详细记载了新政权在统一中国后，是怎样普遍使用摇役修建大型公用设施的（通常把人用到筋疲力尽），例如在农民中实行“均田制”，并把他们组织成相互监督、相互负责的小组。历代王朝所用的巧方法不下几十种，其中包括各地的“永丰粮仓”和在边境上使用兵士开荒屯田。这些方法虽有历史记载，但却无人研究。至于在实践中学者兼管理者的这些巧妙方法究竟效果如何，这一问题至今基本上仍无答案。这些学者兼管理者，代表着统治者无可争辩的特权，他们通过身体力行，制定取缔法规、进行道德规劝和给予应得的惩罚等方法，来组织人民的生活。

我们知道，毛很赞赏“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史书记载，1368年以后，明代第一个皇帝在宫廷种了许多树，让大臣们礼仪性地击打。事实上，他已变成妄想狂，杀戮重臣，威吓学者。我想，精通历史的毛明显继承了其许多前任的精神，他常常使用他们的方法，只是毛还有些新点子，做得也更匆忙。

麦克法夸尔最后列举了一组可怕的数字，表明大跃进确实建起了重工业，但人力上的代价是巨大的，在农民中就更是如此。1960年，农业欠收，死亡率翻了一番。“由于大跃进，在大跃进期间多死了1640万至2950万人”。这一灾难的直接原因是“毛因素……。因为如果没有毛，就不会有大跃进，……不会有公社，……不会有大炼钢铁运动，……不会有大跃进的复兴”。精熟历史记载的政治家会说，这已经足够了，但史学家也许还能补充说：如果没有中国古代的帝王专制，也就不会有毛。

此篇评论的是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所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的第二卷《大跃进：1958年至1960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发表于1984年1月19日的《纽约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