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宋大战结束后，魏、宋两国的边境线从黄河南移到了项城、湖陆、东阳（叔孙建撤军后，青州刺史竺夔鉴于东阳城已基本毁坏，将青州的治所移到了不其城（今山东即墨西南））一线。宋国在淮北一带的防守压力陡然加重，北魏也由于战略目的不够明确，没有能够尽收淮北之地。

更严重的后果是，拓跋嗣由于御驾亲征、路途劳顿，旧病复发，回到平城的西宫后不久就去世了。十六岁的太子拓跋焘即位，这就是北魏诸帝中武功赫赫的太武皇帝。拓跋焘一上来，就把长孙嵩、奚斤、长孙翰几名有功的前朝旧臣封为王，并大赦天下，废除禁锢，开仓放赈。刚刚经历战乱的河南一带流民闻讯，纷纷涌入北魏境内，冀州、并州等地一时成了大量穷困老百姓的“乐土”。（北魏借着新皇登基的新措施，可以看做南征战争的后续手段。战乱多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人烟稀少，就是因为百姓缺乏生活来源，不断迁往相对富庶的江南地区。拓跋嗣的放赈虽有些嫌晚，在客观上仍然对缓解胡汉矛盾、促进民族融合起了重要的作用）

北魏人“伐丧”，北面的柔然人也“伐丧”。安分了十年的牟汗纥升盖可汗大檀得知拓跋嗣去世，新皇登基，不禁大喜，便于北魏始光元年（公元424年）率六万骑兵杀入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大肆杀掠，并攻陷了北魏从前的宫殿盛乐宫。年轻气盛的拓跋焘大怒（“刚上台就敢打我的旧都，这不是欺负人么？”），亲自率领轻骑兵，三天两夜就从平城赶到了云中。大檀毫不示弱，派自己的侄子、大将於陟斤以骑兵将拓跋焘的军队围了一个水泄不通，里里外外竟有五十重之多。魏兵将士个个大惊失色，唯独拓跋焘颜色自若，不以为然，方才稳定住了军心。柔然军队人虽多，却没什么秩序，拓跋焘远远看见於陟斤忙着指挥，便暗暗吩咐身边的神箭手专射於陟斤。一箭射去，於陟斤落马身亡，柔然军没了主将，立时自乱阵脚。大檀心中害怕，带着手下的骑兵就往北遁逃。

第二年，拓跋焘又整顿兵马，亲率大军分五路东西并进，深入沙漠，讨伐柔然。柔然各部没见过如此浩大的攻势，一直往北逃窜。拓跋焘大获全胜，只可惜沙漠太广袤，无法一路追到底，擒住大檀。

对柔然的两次作战大胜使北魏暂时减缓了北面的危险，拓跋焘开始有时间考虑其他的强敌了。这时发生了两件在北魏看来十分喜人的好事：一件是南面的宋国内部出现了臣废君、君又诛臣的大事；另一件是西面的大夏暴君赫连勃勃病死，诸子为争夺嗣君之位发生了内战。

河南大战之后的宋国内部矛盾重重，刘义符毫无做皇帝的样子。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因为失地丧师，上表自贬官职，刘义符却只下一道诏书，一概不论罪。官位虽然得保，国家法纪却遭到了破坏，顾命大臣们开始秘密谋划废掉小皇帝。

前文说过，刘裕的儿子一共七个，如果废掉长子刘义符，按照长幼之序，合法继位的人选就是任南豫州刺史的次子刘义真了。刘义真自己有一个朋友圈，当时的名士谢灵运、颜延之，都是他的亲信。这些人很有才华，但都性情偏激，恃才放纵，不为朝中大臣看重。徐羡之等人一方面想要立个明君，一方面又不想失去朝廷重臣的特殊地位，自然不愿意让刘义真上台，任由他去发展自己的势力。于是，徐羡之便利用刘义符与刘义真兄弟间原先就有的矛盾，收罗了一些刘义真在南豫州期间轻视、侮辱执政官的罪证，向朝廷上书奏明。刘义符果然一道圣旨，将刘义真废为庶人，迁到新安（今江苏睢宁）拘禁起来。

头一步走得顺利，几个文官顿时胆子大了不少，下一步就是要废帝了。这可不是小事，必须要联合朝中的武装力量，以保证万无一失。徐羡之将另两名在外地的重要人物——南兖州刺史檀道济和江州刺史王弘招入建康，把废立皇帝的打算告诉了他们。檀道济对于徐羡之私废皇子的行为本来并不赞同，但反对意见总得不到采纳，只好暂且与他们合作。

景平二年（公元424年）五月的这天，领军将军谢晦以府中房屋破损为借口，命家人悉数住到府外，而将一队整装已毕的军士引入府内安置。同时，谢晦又预先通知刘义符身边的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在宫中做内应。当晚，谢晦与檀道济同宿府中，谢晦辗转反侧，不得入眠，檀道济不愧为打过大仗、见过大场面的将军，临大变而酣睡如故，谢晦对此佩服不已。

游戏无度的皇帝刘义符在皇宫北面的华林园里搭了个酒肆，正亲自担当酒保卖酒呢。他与太监小厮们自卖自饮，喝多了以后又坐龙船夜游附近的天渊池，最后便睡在船上。次日天刚蒙蒙亮，檀道济便领兵在前，徐羡之等人紧随其后，冲进皇宫。两个内应邢安泰和潘盛预先把防卫的人都支开了，军士一路冲上龙船，杀掉皇帝身边的两个侍卫，砍伤睡眼蒙眬的刘义符，连架带扶地把他押出皇宫东阁，收束了玺绶，送往原先的太子宫拘禁。

徐羡之等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迎立名望不错的宜都王刘义隆。大臣们以皇太后的名义下一道旨，废刘义符为营阳王，迁往吴郡（今江苏苏州一带），并以刘义隆承继皇位。徐羡之深恐有变，刘义符前脚刚走，就马上派人前往吴郡和新安两地，将刘义符、刘义真这对难兄难弟分别杀害。（徐羡之等人，为了社稷的安危，废掉不称职的皇帝，这本身并不是不可以，但至少应该先掂掂自己的分量。他们既各怀私心，想做霍光那样有功的权臣，又想把希望寄托在新皇身上，矛盾的愿望恰好与刘裕在东晋末期收回皇权、恢复中央集权的现实相抵触，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容于当世的。所以祠部尚书蔡廓在他们弑君后说：“营阳不幸，卿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于世，将可得邪？”）

十八岁的刘义隆镇守于远在上游的荆州，傅亮便带领百官前往江陵迎驾。徐羡之又担心荆州要地，万一刘义隆登基用了其他人，就不好办了，便自作聪明地任命谢晦为荆州刺史，都督荆、湘、雍、益等七州的军事。三个人已是拴在一根线上的蚂蚱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留个人在外面，万一有变，也好有条退路。

刘义隆在江陵听说了两个哥哥的死讯，手下的文武官员十分顾忌，不少人劝他不要去建康自投罗网。司马王华认为不然，他说：“徐羡之等人寒士出身，受先皇顾命，重任在肩，看不出想要造反的意思。之所以废了皇帝，并杀害二王，应该是害怕将来被清算，故而下手。他们对皇室效忠已久，也不可能忽然有异志。而且这三个人势均力敌，谁都不服谁，只是想要借机握权自固而已，必会仰待少主殿下。如今只管放心跟去，实在没什么可以顾虑的。”

王华识势也识人，一席话把三个大臣的心理分析得十分透彻，其中带有猜测的成分，但也很在理。刘义隆与他的两个哥哥不太一样，不爱玩而喜爱读书，还写得一手好字，颇明事理。听了王华的建议之后，刘义隆笑道：“爱卿是想做当年劝汉文帝进京即位的宋昌吧？”长史王昙首、南蛮校尉到彦之也都劝刘义隆动身，刘义隆心中有底，说：“朝中诸公受先皇遗命，不会背弃，何况我手下的兵力也足以制人，有什么好怕的！”

刘义隆把王华留在荆州，又让到彦之镇守在襄阳以防不测，然后起程接见傅亮等众臣。孰料一场宫廷政变之后，南方歪打正着地出现了数十年来难得的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