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历史上，一共有三位谥号带“文”字的皇帝，而有四位谥号带“武”字的皇帝。如若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些皇帝所处的时代，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三位“文”皇帝正好处于北魏皇朝的繁荣昌盛期，他们分别是第五位皇帝文成帝拓跋濬，第六位皇帝献文帝拓跋弘，和第七位皇帝孝文帝元宏；而四位“武”皇帝呢，则处于皇朝的两头：发展壮大期和衰败灭亡期，前期有道武帝拓跋珪、太武帝拓跋焘，后期有宣武帝元恪、孝武帝元修。从这样的排列中，我们也颇有规律可寻：一个国家在稳定兴旺的时期，文治的重要性远大于武功；在刚刚兴起的时候，需要不断发展，扩大地盘，这个时候的武功无疑居于最主要的地位；而在国力衰败，接近灭亡时，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大大削弱，从内到外，战事频起，这时候的国家，也需要靠武力去改变尴尬的状态。所谓君主，正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所有这些“武”皇帝中，最引人注目，争议也最大的，无疑是那位“太武皇帝”。“太”字，也通“大”。换而言之，仅从谥号的用字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北魏一朝诸君之中，武功之盛，莫过于这位小名“佛狸”、在位时间长达三十年的拓跋焘。

中国的历代帝王之中，常出现“隔代亲”的现象，明朝的成祖与宣宗，清朝的康熙与乾隆，例子不少。拓跋珪与拓跋焘这一对祖孙“武”皇帝之间，似乎也有这样的亲近的感情。拓跋焘出生时长相就很奇特，令祖父大为赞叹，欣慰之余，说出了“成吾业者，必此子也”的话（当年拓跋珪自己随母依附刘库仁时，刘库仁曾对拓跋珪说出了类似的话：“光扬祖宗者，必此主也。”可见上天对于拓跋氏的首领们颇为眷顾，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吝于施与他们才干）。

祖父对于孙子的喜爱，也影响到了拓跋焘早期所受的培养。拓跋焘成年后，颇识事体，生活十分清俭，并不讲究奢华，这一点在当时的胡人统治者中间是十分难得的。究其原因，一是拓跋鲜卑的内部组织相对还比较简单，生存空间是大漠出身的君臣们所追求的主要目标，生存质量等等尚在其次；此外，拓跋焘也的确吸取了十六国统治者们失败的教训，逐渐认识到合理的制度才是不重蹈覆辙的重要保障。灭夏后，有不少大臣向拓跋焘提出，加固京城的城防，并且加强城建。拓跋焘不以为然，说：“古人说得好：‘在德不在险。’赫连勃勃造了那么坚固无比的统万城，最后不还是被朕攻灭，国破家亡。如今天下还没有平定，朕更需要人力上战场去打仗，而不是发动老百姓去建造房屋城墙。”而作为国本的军事上的开销，拓跋焘则绝不吝惜。

另一方面，拓跋焘本人也是武艺出众，马上马下皆非等闲之辈。他喜欢亲自带领轻骑兵，冲杀于敌阵，虽贵为皇帝，在战场上却又毫无特殊之处。即便是左右死伤惨重，他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从容指挥余下的军队继续作战。这可比南朝那些目光短浅、身处深宫（刘裕这样的开国君主除外）的皇帝们要强过太多。士兵们由这样的君主率领，无不拼死搏杀，所向披靡，加上北魏骑兵强大的冲击力和机动力，在北方几乎可以驰骋千里，无人能敌。对于手下，拓跋焘赏罚分明，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他的眼中容不得沙子，大臣犯法，与庶民同罪。（不过他在执法过程中也存在处罚不当、刑罚过严的问题，最终造成了后来崔浩被杀的悲剧，自己也被自己的残忍送上了不归之路，这些待到后面我们再细说。）

凭借个人的魅力与群臣的努力，拓跋焘统领的北魏大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在夏、宋两条战线同时获胜，使拓跋焘有足够理由坚信，统一北方的一天并不遥远了。他班师回朝后，便大封百官，在战场上立下大功的太尉长孙嵩被加封为“柱国大将军”（这是北魏所独创的一个封号，起初基本上等同于“总司令”，是武将中的最高级别。“柱国”这个名字后来沿用至西魏、北周两朝，成为统率府兵的重要军事将领），在战略谋划上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崔浩被加封为司徒，另一名将军、长孙嵩的侄子长孙道生被封为司空。然后，他又颁布诏书，认为大敌已除，国家要把重点转移到文化建设上来，授予当时北方名士卢玄、崔绰、高允等人为中书博士。

灭掉夏国之后，北魏的西边已经一直延伸到了凉州的南面，与黄河西面沮渠蒙逊的北凉接壤，小小北凉无力对抗强大的北魏，北魏则暂时没有精力跟这个弱小的邻居翻脸，双方互相遣使，北凉向北魏称藩，北魏封沮渠蒙逊为凉王。

西南的吐谷浑在北方大乱的一百多年中，一直游离其外，大多数时间是在做一个旁观者。事实上这一支力量与拓跋氏也是渊源很深，他们是慕容鲜卑的旁支，吐谷浑的远祖名字就叫吐谷浑，是当年慕容部单于慕容涉归（参见《纵横十六国》）的庶长子。作为庶子，吐谷浑是处处受到歧视打压，终于因为牧场马匹的问题发生冲突，与嫡传单于慕容廆争执不下。吐谷浑一赌气，率部西迁，长途跋涉，翻过阴山，到达今日陇西、青海的高原之上。后来慕容廆有些后悔，派人追赶长兄，终于没有追回，甘肃一带曾一度流传过一首《阿干歌》（鲜卑语“阿干”意为兄长），相传为慕容廆怀念吐谷浑所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