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性格

段祺瑞性憨直,经常口无遮拦。有一次他在执政府当着众多大员的面指着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说:“这是我从前的兵。”后来段被通缉,鹿主动请缨捉拿他。

阮玲玉和胡蝶都曾供职明星影片公司,两人性格迥异。阮玲玉是苦孩子出身,性情刚烈、奔放,在摄影棚里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对大导演张石川也并不言听计从,有时甚至令张颇伤脑筋,不久即脱离明星公司。胡蝶则是另一类人,银幕上下、从里到外,她都是美人,而且为人柔顺、和蔼、乖巧,拍戏很用心。成了“电影皇后”以后,也不拿架子。她在明星公司一干就是十多年,直至抗战爆发。两人截然不同的命运和结局,似乎应了那句“性格使然”的老话。

陈强初演《白毛女》,对黄世仁强奸喜儿那场戏,无论如何也演不到位,其实是成心不想演好。导演正告他:“你不是陈强,是黄世仁。”陈强狡辩道:“这戏演好了,还有人喜欢我吗?我还没结婚呢!”

李叔同和欧阳予倩早年同在日本留学。一日,李叔同约欧阳予倩早8点到他家,两人住处相距很远,欧阳予倩被电车耽误,晚到了几分钟,名片递进去后,李叔同从楼上打开窗户,说:“我和你约的是8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罢。”说罢关窗离去,欧阳予倩只好掉头往回走。

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时,宿舍门外有个信插。一天晚上,他已经睡下,学校的收发员跑来敲门,说有电报,李在屋里应道:“把它搁在信插里。”第二天早上他才取看电报。事后有人问:“打电报来必有急事,为什么不当时拆看?”他答:“已经睡了,无论怎么紧急的事情,总归要明天才能办了,何必着急呢!”

《大公报》两大当家人——胡政之和张季鸾——工作上的配合天衣无缝,但性格迥异。据说胡工作之外不大合群,奉行独乐主义,更有人指其“孤僻成性,同人对之尊而不亲”。而张季鸾则与下属打成一片,“喜交游,善谈笑,爱热闹,嗜饮啖”。他一到,往往就宾客盈门。无应酬时,他愿意拉一二同人去吃小饭馆,闲暇时也时常约同好唱唱昆曲,是个不缺亲和力的总编辑。

何应钦生性懦弱,行事优柔寡断,缺少勇气、毅力和决断力。与此相应的是,他待人谦恭和蔼,少有恶言急色,对朋友极有礼貌,对学生和部属也从不摆架子。无论上班和开会,何一贯遵守时间,准点到,不缺席。但何也有手面不大的弱点,对部下往往有一钱如命的苛求。

刘峙接人待物好打哈哈,口齿笨拙,不善辞令,貌似忠厚实诚,实则内藏机谋,个性倔强,认准的事情绝不动摇。他常对人说:“我刘经扶是大智若愚的人。”

宁汉合流后,被软禁于南京孔祥熙宅的胡汉民获释。他离开孔宅的当日,门前车水马龙,除蒋介石之外的几乎所有文武大员都来送行。胡由女儿木兰扶出大门时,众人排列两旁,纷纷向胡问好。胡不予理睬,旁若无人地直趋坐车,上车后抬眼看见囚禁期间负责他警卫事宜的一个工作人员,便又下车上前与之握手,连声道谢。

宋霭龄为人低调,平时深居简出,不爱抛头露面。但她有掌控局面的能耐,可以摆平蒋宋孔三大家族之间的摩擦和矛盾,连蒋介石遇事都让她三分。她称蒋介石为“介兄”,是蒋周围唯一一个不用“总裁”、“委员长”称呼他的人;在公众场合,蒋介石对她毕恭毕敬。

孔祥熙表面上嘻嘻哈哈、东拉西扯,对铭贤学校学生、山西同乡、旧日部属都视为亲信,给人以“厚道”和“怀旧”之感。

陈布雷为人质朴,待人宽厚,助人为乐。抛开职业和立场不论,他是个好人。

蒋介石平时不苟言笑,但也有例外。某次蒋的侍从室组长以上人员聚餐,蒋也加入,宋子安在座。席上宋子安说到一件关及卫生的话题时,蒋指着侍从医官吴麟孙开玩笑说:“不卫生找他好了。”

方志敏在狱中给鲁迅写过一封密信,想请鲁迅托宋庆龄向蒋介石保释其出狱。这封信是通过胡风转给鲁迅的,胡风回忆说:“鲁迅看了后,沉默了好一会,说,蒋介石是什么人?这绝对做不到。”

上世纪20年代,清华学生有“四子”之说,即子沅(朱湘)、子潜(孙大雨)、子离(饶孟侃)、子惠(杨世恩),四人同住西单梯子胡同的两间房内。“四子”中唯有子惠性情随和,与人无争;另外三个诗人的性格都属于急躁暴烈型。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四人中硕果仅存的孙大雨提起朱湘以老大自居的态度对待他,仍不能释怀。

朱湘的朋友罗念生说:“朱湘性情倔强、暴烈、傲慢、孤僻,表面上冷若冰霜,内心里却热情似火。”“他并不懂得人情世故,太相信别人,太诗人化了,所以他处处上当。”

上世纪30年代,一次学者熊十力与冯文炳因争论一个问题互相抬杠乃至扭打起来,熊十力声色俱厉地说:“我代表的是佛,你不同意便是反对佛!”

抗战期间,五战区豫西别廷芳部的民团曾建奇功。别廷芳目不识丁,为人清廉正直。豫西产西瓜,历年偷瓜者不绝,别廷芳便发布“偷瓜者死”的告示。一日,别的女婿途中口渴,就便在附近瓜田里拿个西瓜吃了。此事被别知道后,立即吩咐卫兵,推出枪毙。别的独生女抱住父亲大哭,替丈夫求情,说如果丈夫被杀,女儿终身靠谁呢?别把女儿推开说:“枪毙了他,有我养你一辈子!”

1943年秋,刘峙接替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对刘的评价是:“身为大将而胆小如鼠。”据说刘夜里起来小便,竟然要两三个卫兵陪着。

熊十力性狷狂,曾说胡适的科学知识不如他,冯友兰不识字,金岳霖讲的是戏论。

曹礼吾和曹聚仁曾同在暨南大学任教,两人是朋友,却常被别人弄混。曹礼吾对曹聚仁说:“我的名片上要附刊一行字——并非曹聚仁。”曹聚仁说:“他性慢,我性急;他把世事看得很穿,我一天到晚要出主意,不肯安分;他衣履非常整洁,我十分不修边幅;然而我们非常相投,可以说是管鲍之交;用佛家的说法:‘这是缘吧!’”

马寅初一次去拜访黄侃,和他说起《说文》。黄很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抗战期间,一次黄琪翔请田汉吃饭,事先说好是一桌客人。届时田汉带着三十来人去赴宴,黄见状哈哈大笑:“我事先就防了你这一手,恰好准备了三桌。”

胡汉民谈到孙科时说:“因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外国长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一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

邓散木腕力极强。他年轻时,一次去酒馆,跑堂的见他不像是有钱人,就把他晒在一边,专心去侍奉几个纨绔子弟。邓也没说什么,向店里要了几个核桃,放在桌子上,右手掌一运力,核桃应声而碎。店家及邻座都大吃一惊,以为遇上“绿林”高手了,赶紧过来招待。

邓散木家里挂着这样一张《款客约言》:“去不送,来不迎;烟自爇,茶自斟。寒暄款曲非其伦,去、去,幸勿污吾茵。”他当年的结婚请柬也别具一格:“我们现在定于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四月十八日——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在南离公学举行结婚仪式,所有繁文俗礼,一概取消,只备茶点,不设酒筵。到那时请驾临参观指教,并请不要照那些可笑而无谓的俗例送什么贺礼;倘蒙先生发表些意见,和指导我们如何向社会的进取途径上前趋,那便是我们比较贺礼要感谢到千万倍的。”

孔祥熙曾请潘光旦调查其家谱,以证明他是孔子之后,潘一口回绝,说:“山西没有一家是孔子之后。”

丰子恺一向蔑视权贵。住在缘缘堂时,家乡的县长慕名求见,事先带话来,丰便在门上贴上“谢客”两字。抗战期间,丰住在贵州遵义,当地豪绅罗某几次上门求画,都被挡了回去,某日罗突然袭击,丰正吃午饭,不及回避,只得倒了杯清茶,敷衍了几句,即起身进卧室了。抗战胜利后,孔祥熙想出高价买丰子恺的西湖套画,杭州市长也曾亲自到家中求画,都被丰拒绝。

王云五说:高(梦旦)先生是一个老少年。

叶公超说:“他(徐志摩)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

巴金告诉沈从文,他不喜欢在公众场合讲话。沈从文便说起,他第一次上中国公学的讲台,教室里坐满了学生,他骤然感到那么多年轻的眼睛盯着自己,立时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字:“请等五分钟。”而当时是中国公学学生的罗尔纲的回忆则是另一个版本:“沈从文只读过小学,是胡适把他安排上大学讲座的。选他课的约有二十多人,但当他第一天上课时,教室却坐满人,他在讲坛上站了十多分钟,说不出话来。突然他惊叫了一声说:‘我见你们人多,要哭了!’”

抗战期间,当年上海滩的两个大佬虞洽卿和王晓籁常往返于重庆和昆明之间。两人行事风格迥异。虞洽卿到昆明都借宿友人家,友人嗜烟,不及招待,早饭由虞自理。虞洽卿每天只花一毛钱买四个小馒头,后物价上涨,馒头变成三分一个,有人戏问虞洽卿如何应付,他答:“我改吃三个,反而可省钱一分。”一女戏子曾随虞洽卿从重庆到昆明,有人问她,虞是阔人,路上用什么招待呀?她答:至多吃到蛋炒饭,这就算最丰盛的了。王晓籁则是另一路,每天牛奶面包,听任物价上涨,从不更改。

傅雷多才多艺但性格暴烈急躁,楼适夷说:“我亲眼看见他抓住孩子的头发,提着小脑袋往墙上去撞,好像立时三刻要把孩子处死的神情。”抗战结束后,昆明一家美术学校请傅雷去当教授,傅雷便从上海起兵发马、捆载而去,一路跋山涉水。到昆明的当天,即去参加一个讨论教学计划的会议,因一言不合,他马上扛起尚未打开的行李,回了上海。

林语堂用英文写成《吾国吾民》,并在美国成为畅销书后,决意赴美从事英文写作。这是30年代中期的事情。当时林在上海已经住进花园洋房,过着舒适惬意的生活。但主意一定,便可弃这些如敝屣,可见林为人的有决断。

周扶九本是江西盐商,发迹后在上海置有大量地皮房产,成为巨富。周为省钱,外出从不乘车。有一晚,周从外面提着灯笼回家,见前面一顶轿子前后都挂着玻璃灯,便尾随其后,吹灭手中灯笼里的蜡烛。一直走到家门口,周正为省下的半截蜡烛窃喜时,定睛一看,从轿子上下来的,却是他家的媳妇,周气急之下,差点背过去。

郑超麟早年曾与瞿秋白同事。他晚年回忆说:“我佩服瞿秋白的多才多艺,如鲁迅说的。他政治上很敏感,工作努力,但性格根本上是软弱的。杨之华一次告诉我,她某日与秋白同坐电车,车上一个人瞪目对着秋白看,秋白当时吓得面如土色。”

抗战时期,傅斯年常在国民参政会上“放炮”,蒋介石私下请傅斯年吃饭,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答:“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应该信任你所信任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梅贻琦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作为一校之长,他平时话不多,很少当众断言拍板。有学生针对其性格写打油诗云:“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西南联大毕业生何兆武回忆:“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比如梅(贻琦)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着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

傅斯年动辄发怒,但只对事不对人,事后又常常后悔。有个工友开玩笑说:希望傅斯年向他发脾气。因为傅上午发脾气,下午某杂志送来稿费,他便一股脑地送给了工友。

1929年,学者刘文典时任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一次到安庆召见刘,要他提供学校里共产党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介石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针锋相对:“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

林语堂点评《语丝》诸同仁道:“达夫潇洒,伏老(孙伏园)静逸,玄同红脸,半农矫健。”“玄同守活鳏,永住孔德学校,不回家,此人实在神经。”

罗尔纲在北大工作时,曾有一些学校想把他挖走,胡适对他说:“你到别个机关去,恐怕人家很难赏识你。”罗后来反省这句话:“好似暮鼓晨钟一般警告我。我这个人,性鲁行方,不会应付人事,不是适之师,谁能同他这样爱护我,体谅我,宽恕我,弃我之短而录我之长呢?”

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后,对继任者马君武有一番评说:“马先生是孙中山同盟会的秘书长,地位很高。只是脾气不好,一言不合,就用鞋底打宋教仁的巴掌。他不肯信任人,事事要自己抓,连倒痰盂也不放心,要去看过。不肯信任人,人便不敢负责;事事自己去抓,便行不通。”

徐悲鸿从欧洲回国后,1927年携妻儿回了一趟宜兴老家。徐母大有儿子“衣锦还乡”之喜,摆了好几桌。当日下午两点来钟,大家刚吃完饭,正围坐叙谈家常,突然传来几声枪响和“强盗来啦!”的喊声。徐家一片惊慌,一家人相互照应着逃到屋后的草堆里,唯独不见徐悲鸿的人影。土匪散后,蒋碧薇正着急担心时,只见徐悲鸿进了院子,头发和衣服上粘着许多谷粒。原来徐悲鸿反应极灵,“枪声一响,他跳起来就跑,自家一个人跑到屋后谷仓,打破了气窗的木条,钻进去躲在谷子堆里。”

蒋吟秋与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并称“吴中四老”。郑逸梅说:“吟秋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出言吐语,不卑不亢,且庄中有谐,直中有婉,任你满怀的不快乐,愁眉苦脸,和他一谈,不自觉地心境舒适,如坐春风。他虽和人绝交,也不出恶声。在家中与子女相处,从无疾言厉色。”

黄炎培曾以“外圆内方”自诩,梁漱溟则称其“外圆内也圆”。

吴湖帆爆得大名后,求画者纷至沓来,以致画债累累,难以清偿,但他并不为此所累,仍客来时谈笑终日,客去后自摆棋谱。有人劝他,如此浪费时间,不是很可惜嘛!何不多画一些?吴答:“人还是人,不能和机器等量齐观。”

沈心海人如其名,心静如水,心宽如海。处境无论顺逆得失,都漠然不很关心,随遇而安罢了。

莎剧的译者朱生豪不仅英文厉害,还精通诗词,被词学名家夏承焘誉为东坡后第一人。朱是典型的书呆子,性情孤僻,对应付人际关系一窍不通。他从学校毕业后,入世界书局当编辑,曾致总编辑一函,上来就称其为“仁兄”,传为笑柄。

韩国钧(紫石)任江苏省长时,一次请萧俊贤画一立轴,嘱手下要萧题紫老上款,萧听后对韩派来办事的属下说:“彼老,予亦老矣!我固不知孰老也?署紫石先生可耳,何喋喋之甚也!”

黄侃任中央大学教授时,学校规定师生出入校门要佩戴校徽。黄侃对此置若罔闻,一次被门卫拦住,要看他的名片,黄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直至把校长叫出来调解、道歉,才算了事。

李健吾说:林徽因“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