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韩、魏得了名分，贵列诸侯，这是战国历史伟大的开端。

现在已经拥有国家合法身份和君主地位的赵烈侯、韩景侯、魏文侯，本来应该好好庆祝一下，没想到竟一下收起一脸的春风得意，全部藏起被册封的激动和狂喜，变得比任何时候都冷峻清醒。他们仿佛天然就生出了强烈的天下兴亡观念和生存忧患意识，深深陷入了对新生政权和土地所有制的思考。他们知道，新生政权无时无刻地面临着旧贵族势力的强大挑战和攻击，也并不是由于周天子的一个咬牙切齿的承认而一百年不动摇。刚刚被颠覆的大晋表里山河广袤大地，就是铁铮铮的证明、血淋淋的教训。

那么，改革与变法势在必行！

这个时候，假如说赵烈侯和韩景侯还有点迫于大势所趋的被动，那么魏文侯则完全具有一个古代政治家的时代自觉了。晋幽公最后那个痛苦的表情深刻印在了他的脑子里，魏文侯甚至不止一次设想那个痛苦的表情换在自己的脸上会是怎样一副模样。

如此说来，他们是否已经预感到了他们所处的时代终将是一个礼崩乐坏、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剧烈动荡的时代；

是全面带来毁灭与创造、死亡与新生、痛苦与欢乐、沉沦与辉煌的大变革时代；

一个空前绝后、自由奔放、血肉丰满、个性张扬，火山般喷射、岩浆般迸发热情、智慧与活力的人类青春时代；

一个思想与利剑争锋、雄辩与华章纷呈，圣贤和英雄辈出、英主和大才云集，充满了激情、理想、个性和欲望的时代！

是的，他们不仅预感到了，他们已置身其中，因为接踵而来的将是整个时代所有胸怀天下的、志存高远的、高尚磊落的、天才智慧的、英雄豪侠的、政论雄辩的、运筹帷幄的、弄枪使棒的、舞文弄墨的、幽默滑稽的、匹夫之勇的、阴险奸诈的、卑鄙下流的、趋炎附势的、走红运、倒血霉的以及何不潇洒走一回不惜押了身家性命赌它一把的各色人等，一起粉墨登场，纷纷亮相；英姿飒爽，豪情万丈，全部加入到这个叫战国的性情盛典中，进行举世狂欢的历史演出。

现在我们权且称他们一部分人为王、侯、将、相；一部分人为先贤圣哲诸子百家。

他们是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是儒家、墨家、道家、名家、法家、阴阳家、农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空前绝后的恣肆，戛然凝止的滥觞，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华诞和一个崭新制度的确立，中国历史突兀而起一座座思想高峰。负势而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壁立千仞。铁是它的时代标志，血是它的本色性情，并奠定了中华民族的东方精神原创和文化性格基调。

一、变法开先河

……彼时，在魏文侯深邃辽远的目光里，拨开心中那些风云纷扰，最先望见了一个骨骼精瘦、略带孤傲的青年才俊踏着战国朝阳的光照向他走来，这个青年，就是李悝。这是一次于历史伟大开端的直面相逢和相会，魏文侯觉得他等待这个相逢已经千年，李悝也觉得他寻找这个相会已经千年。他们不约而同，不期而遇，他们和春天一起觉醒，和桃花一起灿烂，和欲望一起涌动，和时代一起奋进，并终于有了今天这心灵与才智不同凡响的契合与一握！

这是一代贤明英主与一位思想巨子的历史性的握手。

作为一代贤明君主，魏文侯在人才问题上从来都有他心智的独特和目光的敏锐，李悝入魏后，他很快就拜李悝为相，与他共同治理国家；而作为中国古代一位思想巨人，李悝也以他天才的胆识和智慧，理性的深邃与缜密，为魏文侯奉献出一部完全具有新时代开创意义的《法经》、一部治国安邦富民强兵的根本大法。后世的评价是，这部大法，不仅是中国成文法典的滥觞，也成为了中国封建刑法学体系的基础。其体例、要害、意旨、精髓，直接成为秦、汉法律的蓝本，是中国传统法学不可忽略的奠基之作。一部《法经》，确立了李悝无可争议的法家鼻祖不朽的地位，并将中华文明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李悝据此在魏国全面推行变法与变革，引领时代潮头，开历史之先河，继他之后，才有楚吴起、秦商鞅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法家一族或成功或失败的变法运动与革命。

我们先来看李悝变法的实践，再来看李悝《法经》的内容。

在政治方面，李悝毫不客气地全面废除世卿世禄制，开天辟地，取消了奴隶主贵族们最后的政治特权，没收了他们世代不劳而获的财产，然后按照“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实行赐爵制，把没收来的财产和权力分配给那些为国家建立功勋的人。于是那些一跃而为新仕宦、新地主和新权贵者，大摇大摆毫不脸红地开始参政，享受他们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权力和财富。而那些旧贵族还想随心所欲白拿国家的俸禄的作法，就行不通了。

在法制方面，李悝的那部《法经》，在奴隶主贵族们还在打盹的工夫，就那样用法律的形式把封建制度和封建政权规定了下来。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穷光蛋的旧贵族们，喊冤没地方，告状没门路，官司都打不赢了。魏文侯心里踏实，终于在历史中松开了严峻的眉头。

在经济方面，李悝给魏文侯算了一笔账：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民，种一百亩地，其收获的粮食要交租、纳税、留下口粮，就基本没有剩余的了；倘遇到天灾人祸咋办？临时摊派集资咋办？年景不好咋办？地是靠农民种的，改善农民生活，必须增加粮食产量。魏国有几百万亩土地，除去山、河、城、邑，可耕地六百万亩，农民好好种，每亩可增产三斗；相反，则减产三斗。这一增一减，全国就相差一百八十万石粮食，故提出“务尽地力”。他认为“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怎么妥善解决，李悝创立了著名的“平籴”法，即丰年，国家平价购进粮食，不让农民吃亏；荒年，国家平价把粮食卖出，保持粮价稳定。保持了粮价稳定，也就保持了国家的稳定，保持了政权的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得上是最早的农业中国特色了。

关于《法经》的内容，原始版本已不存在，我们所见到的大多都是古代典籍对《法经》转述式或概括式的只言片语，因此今人已无法得窥《法经》的全貌。一般认为，《法经》的大体结构和基本内容分为《正律》、《杂律》和《具律》三个部分。其中《正律》又含《盗法》、《贼法》、《囚法》、《捕法》四篇。由于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法经》始于《盗法》、《贼法》。“盗”主要指对私有财产的侵犯，“贼”主要是指对人身的侵犯。《囚法》、《捕法》主要是一些关于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杂律》主要内容是维护封建的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具律》则是根据具体情节有关加重或减轻刑罚的规定。

总的来看，《法经》是一部诸法合体而以刑为主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法典，充分体现了法家重刑主义的思想，它所具有的简朴性、原始性以及野蛮性，不可避免地暴露了人类早期法律文化的共同特点和缺点，有着浓厚的暴力杀戮色彩，散发着一丝血腥的气息。

李悝约生于周定王五十四年（公元前四五五年），卒于周安王七年（公元前三九五年），魏国（今山西南部运城一带）人，生平事迹几无记载，不能确知其详，但这并不影响他中国法家鼻祖的地位。公元二〇〇二年，占地四千公顷的中国第一座法制公园在北京密云落成，公园由神路、历史法典长廊、中国古代法典广场、中国现代法典广场、现代法律区域、外国古代法典广场、外国现代法典广场、历史法学名人趣味群雕、宪法广场等九大部分组成，构思独特，富有创意。公园的核心部分就是占地三千平方米的中国古代法典广场，也称“李悝广场”。广场上耸立着两座大型雕塑，前面是以竹简为造型的我国古代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即李悝编著的《法经》雕塑；后面是用九十多块汉白玉和青石组合而成的高八米、重三百多吨的李悝坐像。这是一个象征，也是对一个人的纪念。意味无穷的是，魏文侯到现在可还没有享受到这么高的待遇。

魏国这个时期，除了李悝，以贤明著称的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把儒的地位提到了从来未有的高度，并达到了收取天下士人笼络人心的政治目的；又得政治家西门豹、翟璜、公叔痤以及大将乐羊、兵家吴起共同助魏，顺利完成了社会转型，魏国迅速强大起来。强大起来的魏文侯就没有那么儒雅斯文了，西攻强秦，北灭中山，东败齐军，南控淮、泗，强匡天下，威行四邻，把一起创业发迹的赵、韩已远远甩在了后面，又经魏武侯至魏惠王，魏国独领风骚称雄战国初期将近一百年！

二、魏国之崛起

关于魏国，其先祖可追溯到毕公高，高与周同姓（姬）。周武王灭商，封高于毕（今陕西咸阳北），高便以毕为姓。其后世家族一度衰落，沦为平民。至晋献公时，毕家就出了那个也是豫让祖先的著名侠士毕万，在晋献公战车上做他的贴身侍卫；而给晋献公赶车的是赵夙，在讨伐霍（今山西霍县）、耿（今山西河津南）、魏（今山西芮城北）的战役中，两人都立下赫赫战功。晋献公把耿封给了车夫赵夙，把魏封给了侍卫毕万，二人都晋升为晋国大夫。

车夫赵夙暂且不讲，就说这毕万的这一封可就不得了了。晋国掌管占卜的大夫郭偃专门给他做了一番神奇的推算预测，一看结果，不由自主地从内心发出一声惊叹，了得，毕万的后代定会发达！万，是满数，魏，是巍巍，用这样的大号开始封赏，这是天意要他开拓毕家的万世基业，且必将拥有众多的百姓民众。毕万听后欢喜不已，但心里还是没底，就又找了一个叫辛廖的，让他给占卜一下自己到晋国做官的凶吉，占卜的结果得到了一个“屯卦”变为“比卦”。毕万问这卦如何，辛廖说，大吉！说“屯卦”象征坚固，“比卦”表示进入，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大吉大利的么？且你的后代一定繁衍昌盛连绵不绝。

历史已经证明了这占卜的灵验，毕万受封后的第十一年，晋献公去世，他的四个儿子争位，晋国一片大乱，而这并没影响毕万子孙的繁衍昌盛，并随着这个庞大家族子孙的日益增多，依照其封邑改称魏氏。毕万的儿子魏武子，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的著名人物。他的著名是他以魏氏诸子的身份侍奉中国古代春秋时期更加著名人物晋公子重耳，并于晋献公二十一年义无反顾地跟随公子重耳出国逃亡，忠心耿耿历经磨难长达一十九年。重耳返回晋国即位为晋文公，进而崛起于中原，称霸于天下，他当然是要答谢一直跟随他一起度过流亡生涯的魏武子了，让他作为魏氏的后代承袭其先祖的封地，贵列晋国大夫，治所魏邑，继续当初占卜所说的繁衍昌盛连绵不绝。而在这之后，魏氏一族称得上大有作为的有魏武子的孙子魏昭子、魏昭子的孙子魏献子、魏献子的孙子魏桓子，还有就是现在这个魏桓子的孙子魏文侯了。

关于魏昭子，他所侍奉的晋悼公对他有过间接评价，说从我任用魏绛（魏昭子），八年之中，九合诸侯，戎、翟亲附，这可是全凭了你的努力啊。关于魏献子，是当年“地球人都知道”的晋国“六卿”之一，接替韩宣子主持晋国朝政，晋宗室祁氏和羊舌氏内讧，魏献子笑得惬意，正想点子灭你呢，可算有了个理由，遂高举正义大旗，借机将二氏一举消灭，人心大快，名正言顺地将其封邑划为十县，六卿各派子孙去做县大夫，彻底巩固了六卿的强盛，加速了公室的衰微。尤其魏文侯的横空出世，魏氏家族已非一般昌盛，而是鼎盛！

一世英主魏文侯，是铁腕铁面的魏文侯，是贤明贤达的魏文侯，也是亲切可爱的魏文侯。时间太过久远，我们已不能直观勾勒出他的相貌，但我将在下一篇关于段干木的章节里叙述他一组共有九则极其有趣的小故事，组接起我们对这个影响了历史的人物遥远背影的无尽体味和猜想。

三、李悝和李克

在一些史料中，我们常常既会看到李悝，又能读到李克。有人说他们就是一个人，也有人说李悝是李悝，李克是李克。

《史记·魏世家》中记载的李克，其实就一件事：那天，魏文侯对李克说，我记得你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家贫想娶贤妻，国乱想得良相。如今要选择魏国的宰相，我觉得不是魏成子就是翟璜，这两个人你看怎么样？

李克说，你当记得我还有句名言，身份卑贱不谋议尊贵者的事，关系疏远不谋议亲近人的事。如果你一定要让我讲，那我只讲用人的五条原则。一是在平时看他亲近哪些人；二是富有时看他结交哪些人；三是显贵时看他推崇哪些人；四是失意时看他不做哪些事；五是贫困时看他不要哪些东西。

魏文侯听后说，你回家吧，宰相有了。

李克告辞，没回自己家，径直去了翟璜那里。翟璜便问他君主选相的结果。李克就告诉他说可能是魏成子。翟璜变脸了，说，就凭着大家所能看到的所能听到的，我哪一点比魏成子差！西河守将吴起是我推荐的，君主对境内最担忧的邺郡用了西门豹去治理是我推荐的。还有，讨伐中山国，我推荐了乐羊；中山攻灭以后，派不出人去镇守，我又推荐了你。包括君主儿子没有师傅，我给他推荐了屈侯鲋。我哪一点比不上魏成子。

李克说，你向你的君主推荐人才，目的是为了国家大义，还是为了结党营私？是为了国家大业，还是为了谋求做官？

翟璜说，看来选魏成子为相是你的建议了？

李克说，你错了，君主询问安排宰相是选你还是选魏成子，我只讲了用人的五条原则。一是在平时看他亲近哪些人；二是富有时看他结交哪些人；三是显贵时看他推崇哪些人；四是失意时看他不做哪些事；五是贫困时看他不要哪些东西。对照一下这个标准，别怪我说话难听，你就根本无法和魏成子相比。人家魏成子有千钟俸禄，十分之九用在他人身上，十分之一维持自己家里日常开支，因此从东方招来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个人，君主把他们都奉为老师。你所推荐的那五个人，君主都任用为臣子，你怎么能和魏成子相比。

翟璜低下了头，迟疑着，徘徊着，向李克拜了再拜，说：你让我知道了我翟璜是个鄙陋浅薄的人，我愿终身做你的学生。

而在《汉书·古今人表》、《汉书·艺文志》中，既记载了李悝著《李子》三十二篇，又记载了李克著《李克》七篇。李悝是法家，而李克是孔子的学生子夏的弟子，属儒家；李悝在魏文侯时任相，而李克先任中山相，后任魏武侯相；《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书中，多处提到李悝、李克，也是明显地分为二人，且韩非对李克的言论思想往往多加批评。由此推断，李悝、李克并非一人。

李克是李悝的异名？李克是李悝之误？李克与李悝一字通假？但我更相信他们是一个人，李悝就是李克。这还是要看司马迁的《史记·魏世家》，我的理由是固然司马迁的《史记·魏世家》记载的是李克，但司马迁却只字未提李悝，而李悝在魏文侯时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李悝于战国初期在魏国推行的变法和改革是历史上天大地大的事情，我相信，司马迁不会疏忽到连这样一个人的名字都不提一下的地步吧。

好在我们现在常见的历史教科书中，基本都统一地写到了李悝，而没去沿用李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