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监古称宦官，由于身在宫廷，每每对政局很有影响；特别是一个朝代濒临衰亡之际，内监更多地起些坏的作用，因此历代论者对于宦官都极少好评。不过，这都是环境使然。首先，是历代论者都常说到的，因为内监身心遭受过伤残，遇事对人，自然恨多爱少、阴毒险恶。其次，因身在深宫，服侍的是皇帝、后、妃等人，偶拂其意便会得祸，以此便巧言令色，养成了很多恶德。还有，一般内监没有全归自己的居处，食住都与伙伴相共，接触较多，冲突也多，攻防较量，胜者每多狡恶之辈。成了气候、有头脸的，也以此辈为多，所以内监常常干不出什么好事来。这些虽都是历代都有的泛泛之论，仔细想来，却也有些道理。

内监在明代为祸之烈，论者常以为是较之汉、唐，尤有过之的。关于此点，明代的开国之君朱元璋自始便很注意，而且想要设法予以制止。但事物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规律，一个人即使成为最高统治者，也无法以他的意旨使之有所转移，加之他的后人又增添了有助于宦官为害的一些做法，所以明代的宦官为祸之烈反而很为突出。

最早提到了内监的古籍是《周礼》，在那书里，内监被称为“奄寺”，曾有“奄寺不及百人”之语。明太祖朱元璋极崇奉《周礼》的这句话，他常说，“朕观《周礼》，奄寺不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因用阶乱。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也还常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他是起自民间的，所以对于内监有与民间极为一致的看法，既深知其惯于为害，又很注意于有效的予以制止的方法。但他并没认识到，内监之惯于兴风作浪，是这种制度所具有的内因所形成的，要消除此患，只有废除了这种制度才行。朱元璋不但没能认识到这一点，反之他还认为宫廷之内，内监的服役是万不可少的。早在建立大明之前，在他的治区还自称为吴国时，朱元璋的宫廷便已有了内监，而且人数也远远超过了他所频加引用的“百人”。在人数上，他虽曾不断肯定、引用《周礼》所说的“不及百人”，但因实际上的需要，在他宫内的内监人数却在继续不断地递增，建立了大明皇朝以后，增加得更是迅速，就在他及身之时，内监人数也已增至数千，并且十二监、四司、八局，所谓二十四衙门，也都建立得规模具备了。

二十四衙门中的十二监，那是：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和都知监。四司则是：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和混堂司。八局则是：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局和司苑局。从这些名称来看，其所经管的范围已是极宽，把衣、食、住、行、军器、甲仗，以及烧的、用的，钱钞等等，全都包揽无余了。朱元璋的认识和主张，在事实上可以说已经崩溃到无影无踪。但虽如此，他还是订出了些措辞极为严厉的禁例，企图加以补救。这些禁例是：内臣与外官不得有文移往来；不得互通消息；内臣不得兼有外臣文、武官衔；内臣不得服用外臣冠服；内臣官阶不得高过四品；内臣月给食米一石，衣食都在内廷；还有，内侍不得识字！更加特别郑重的是，他还铸了一面铁牌立在宫门，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这些禁例说得虽极严厉明白，但到后来，几乎全都成为具文，渐渐都被破坏无遗，很少有人再能想到了。有些禁例，甚至就是朱元璋自己给破坏了的。如在洪武八年（1375），他便曾派内侍赵成到河州去市马；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又派出了司礼监的内侍聂庆童，到河州去办理茶、马等项事务，这些都违反了他所三令五申的“内侍不可令与外事”的禁条。这也给以后各朝很多中官奉命出使以至镇守边地造成了先例。

总的说来，被朱元璋自己破坏了的禁例并不算多，其他各条都是后来的诸帝渐加破坏了的。朱元璋去世后，继位为帝的是皇太孙朱允炆。皇太子朱标已在朱元璋之前去世，所以皇位由皇太孙继承，这便是后世所说的建文帝。这位皇太孙对他祖父所定的这些禁例执行得很严，他才即位，便曾严谕各地官吏，内侍外出如有不法之处，地方有司可以将其械送治罪。在内廷，对内监管理得也极严，稍违禁例，即行惩办。内监们在拘束过严的监管下，很多人都觉不满，等到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造反南下时，很多内监纷纷逃往朱棣的军中，把朝中的诸般虚实都报告了他，加速了他的胜利，使他很快便攻入南京，夺得了帝位。

朱棣夺得了帝位，次年便改元永乐，他就是明代称为二祖之一的明成祖。朱棣由于暗中曾很得到内监们的助力，对于内监的观感便与明太祖与建文帝大有不同，内监的待遇宽松了很多，人数更增加了，二十四衙门经管的范围更铺展开了不少。朱棣改变旧制最显见的便是内监竟可公然统率军队搭乘舰只，自由出访。至今仍然盛传人口的“三保太监下西洋”，便是于永乐三年（1405）开始的。这个“三保太监”姓郑名和，是云南人，他自幼便已“净身”（动过手术，成为阉人，俗语称为“净身”），被分到燕王的藩邸中服役。燕王提兵南下，郑和也在军中。他很立了些功，极得燕王倚信。他曾前后七次出访西洋（即今南洋一带）各国，统率的舰只人员，规模极大，共计有将校、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分乘着长达四十四丈、宽有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只。这样的人数和舰数，以及舰只的巨大等等，在当时可说是世所独有的、最大的舰队。郑和多次出巡，当然意在宣扬国威，通使求好，也还含有炫示富强，要西洋各国把中国奉为大国，前来朝贡的用意。此外，据传还有一个更为着意的目的，便是想到海外探寻出一直寻获无踪的建文帝的踪迹。原来燕王朱棣率军攻入南京之时，情势很乱，宫中起了大火。在混乱中，却不见了建文皇帝，到处寻遍，都无踪影。朱棣得知此事，立命紧闭宫门、城门，派人分往城中各处认真仔细搜寻，务要生能见人、死能获尸，才肯罢休。但是连搜多日，仍毫无所见。不久，外面便有了很多关于建文帝的传说，所有的传说都是讲建文帝早在城破之日便已逃出城外；逃往哪里，则各说不一，川、滇、黔、桂等地都各有所传说。过了些时候，建文已经逃往国外之说越来越多。有一些人还说，某人、某人，曾在海外某地、某处见过建文；更有很多人还说，建文已经落发出家，袈裟芒鞋，完全已是僧人打扮……永乐觉得，建文如在，对他始终是个威胁，必须把他寻获，做个了断，才得心安。因此，郑和出访，暗中就还负有访查建文皇帝踪迹的使命。郑和七次出访，开始于永乐三年（1405），到第七次出行已是宣德六年（1431），前后共达二十余年，到过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等三十余国，史家称为明初盛事，洵非虚语。

除了郑和以外，永乐派往各处的内监还有多起，如永乐元年便曾派出内官监的内监李兴，命其奉敕前往暹罗，去问候那里的国王。此后如李达出使西域、童海出使迤北、侯显出使西番，也都和李兴一样，负有相同的使命。

派内监到军队中去作为监军，或是就由内监径行统率军队出镇地方，也是早在永乐年间便留下了例子。譬如，永乐八年（1410），便在都督谭青的营中派有内监王安作为监军，内监马靖出镇甘肃，内监马琪出镇交趾（即今印度支那半岛），便都是内监自率军队出镇边方。

永乐虽然有过这些有违祖训之事，但却不肯承认。他狡辩说：“朕一遵太祖训，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得擅调发。”郑和等人出访海外，监理军兵，出镇边方等等，当然都要有御宝文书，不然，岂不是迹近谋反或是形同割据了么？况且明太祖的那些禁例，作为对象的虽是内监，而认为应予注意的，却还是在于后来继位为帝的后人们，要他们特别注意到这些地方，不要在这些去处给予方便。永乐当然不会无知至此，他这么说不过是打个圆场，粉饰一番而已。

对于“内侍不得识字”，永乐同样也未予重视，他曾特命范弘、王瑾、阮安、阮浪等四人都去读书，要使他们能通经史，善笔札，并即以此用来侍奉当时尚在东宫为皇太子的朱高炽。这几个人都是英国公张辅出征交趾时掳来的姣童，永乐欢喜他们聪明姣好，所以阉为阉人，并使他们能以文笔来侍奉太子的。后来这几个人，还都在宫中起过一些作用。

永乐虽说破坏了“内侍不得识字”这一禁例，但准许读书的人数究竟很少，而且是在暗中进行的，并没有公然表示违抗。到了明宣宗，也就是朱棣的孙子，年号是宣德的朱瞻基即位为帝后，则已大模大样否定了“内侍不得识字”这一条。他以明令在大内设立了内书堂，选了一些较为聪明的小内监，送到那里去读书学习，要使他们习知经史，娴于文墨。这种做法竟即成为定制，直到明亡，内书堂才跟着归于消灭。最初在内书堂做教习的是大学士陈山，后来还有很多的大学士或是学士在那里任过教。有些时候，甚至有两三个人同时在那里任教。由于教的人都是读书有得的人，所以在内书房读过书的内侍们，书都读得不错。史称他们是，“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考其祸败，其去汉、唐何远哉”！此论倒也颇是，但说“卒于魏忠贤”则不为确。如说卒于崇祯之际的曹化淳或高起潜，才更合适。魏忠贤完结时不但离着明代灭亡还有十几年，并且他也没在内书堂里学过什么。他是个半路出家的宦官，在内书堂大概也混过几天，但并没有认真读过什么书。在明代所有颇能为祸一时的大珰中，他是唯一的、没有读过什么书的，当时甚至盛传他连字都不识。

在二十四衙门中，司礼监一向便占有首要地位，而为一切内监追逐争夺得最为炽烈的位置。历来，司礼监设有提督太监、掌印太监各一位，其下还有秉笔太监、随堂太监、书籍名画等库掌司、内书堂掌司、六科廊掌司等各类太监，这些人员都无定额，人数多少，时有不同。司礼监提督太监的威权最大，司里司外一切事情几乎他都能管。由于他从来便有督理皇城内一应仪礼刑名和钤束管下人等的权力，所有内监的处罚、惩戒便都掌握在他的手中。掌印太监是管理内外章奏的，在御前核对各项章奏并予用宝颁行是他的事。秉笔太监也很重要，他们不但常常根据皇帝的口头吩咐，代拟旨意，连照阁票批硃的权柄也掌握在他们的手里。所谓“批硃”，便是根据阁臣的票拟文件，用硃笔批具意见，或是认可，或是批驳，或是指出另外的做法，交回阁中，命其照拟。这批硃一事，原本是皇帝自己分内的工作，并且是他最主要的工作，实不应交给别人代为。但是或因皇帝太忙，或因一时心绪不佳，倦于理事；或因心有旁骛，讨厌这类麻烦；或因虽已登基在位，而年龄尚幼，还拿不起来……皇帝不能或不愿办这种事情的原因很多，但又实在不能不办，近在身边的司礼太监便成了当然的替手。这在最初当然还是偶然代办，后来习以为常，批硃一事竟成了司礼秉笔太监的例有职务。所以有内书堂之设，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提高内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

司礼监抓到了批硃权，它的权力便伸延到了外廷，影响到了阁臣的职务，有时比阁臣的作用还大。因为票拟只是提出方法和意见，批硃却起着决定的作用。此外，司礼监还掌握着以侦查、缉捕、审办人的，类似特务组织的东厂，对外的影响更伸展到全国各地。为了加强帝制的统治力量，明代在建国之初便设有锦衣卫镇抚司，并于刑部狱以外还设有诏狱。这锦衣卫镇抚司便是专门用来侦伺、缉捕人的一个特务机关。但是后来还嫌不够，便于永乐十八年（1420），又设立了更为接近皇室的东厂，由于司礼监便有督理刑名的职务，所以东厂便即由司礼监经管，设有一名提督东厂事务的太监。由此也可看出，永乐比他的父亲更加信任和倚赖内监。锦衣卫和东厂，因为职司相同，在权限上又无明确的划分，所以彼此之间常有互争之事，何者居上也是时有不同，有时是锦衣卫得势，有时又是东厂占了上风。但掌管锦衣卫的虽多是皇帝的近幸，但终是外臣，比起管理东厂的内监来，和皇帝的接近到底差着一些，所以东厂占上风的时候总要多些。侦事和缉捕给提督东厂的太监带来了很多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的机会，可以说是个极美的肥缺，所以这个职位的争夺一直便很激烈。到明宪宗为帝的成化年间又于东厂之外增设西厂，便是由于安抚争夺东厂不能得手的汪直才又加添的。这汪直是个瑶人，非常狡黠，又出身于最为明宪宗朱见深所宠爱的万贵妃的昭德宫里，所以朱见深也极宠信他，常派他换上便衣，到各处去探查一些想要知道的隐秘事情。那时提督东厂的太监是尚铭，虽也很会办事，但便给不如汪直，所以汪直多次想把东厂这块肥肉从尚铭的手里夺过来。朱见深觉得尚铭并无不合之处，不便把他的职务撤销，但又不愿使汪直过于失望，因而便增设了这个西厂，使尚铭、汪直平分秋色，两人都有一块肥肉。

东厂、西厂之外，在正德初年还在宫中设过一个叫“内行厂”的侦事机构。这是明武宗朱厚照为那个最受他宠信的内监刘瑾才加设的。这个厂成立得最后，为时也最短，但初设时气势却极大，连东厂的缉事人员也都怕它。这个内行厂可说是与刘瑾的命运紧连在一起的，刘瑾势盛时，它也最得时；刘瑾被诛后，它也就瓦解烟消了。西厂虽比内行厂存在的时间要长些，但为时也不能说久，它立而又撤共有两次，都是与汪直的兴败有关，所以，如说西厂是与汪直的命运紧连在一起，也是可以的。西厂初设时，气焰远出于东厂之上，捕人更其迅捷，用刑也更残酷，常会使人筋骨都至寸解。汪直每出，总要率领不少的随从，横冲直撞，连公卿也要避道。兵部尚书项忠遇而不避，竟也遭到了他的凌辱。西厂第二次被罢是在成化十七年（1481），此后汪直的宠任日衰，西厂也便没有重设。

只有东厂是与明代共始终的。它历时极久，积累亦多，时常派出各色各样密探出外侦察，令人真有谈虎色变之感。明末以至清初，有很多笔记小说都曾谈到东厂所派出的密探，其侦察之诡秘，很有些出人意料。其中有个内容大致相同而姓名则异的故事，分见于几篇小说里面，故事的内容，大都是这样：故事的主人，大致都是提兵在外的总督或是巡抚一类的官员，他身边有个多年随侍的仆人，这人极聪明、极勤快、又极忠心，因而极受信倚，已经到了不可或缺的地步。一天，这仆人突来辞事，说是他想走了。主人惊疑难舍，极力挽留，并且坚问他忽然要去的原因。仆人被逼无奈，才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原来他并不是个世代为仆的人，却是个东厂的探子。东厂派他到主人那里来做坐探工作，一切工作往来、私人生活等等都要按时汇报。仆人还说，他很敬佩主人，他的汇报都很切实公道，所以东厂认为无须再加监探，现在便要召他回去，另外安排别的任务了。主人听了，惊奇不已，细加回思，多年来跟随着自己，参与了各项生活的，却原来竟是这样的一个人，不觉吓出一身冷汗，感到极为后怕。这个分见于多处的故事，情节大致都是如此，所不同者，不过是主人的姓名、官阶各异而已。这种情况，有的认为原本应只是一个人的故事，辗转流传，为人误引，后来竟分属于不止一人了。有的则认为，那应是东厂派出的探子普遍采用的手法，因此人虽不同，故事却极相似。两说虽有不同，但有一点则是一致的，那便是这样的故事在明代即已流传很广，成为人们时加谈论的事了。

还有一则故事，也流传颇广，地点、人物虽然稍有变异，但一眼便可看出，来源只是一个。那故事说的是魏忠贤专权时的恐怖时代。据说，有甲、乙两人同在一家酒店吃酒，偶然谈及时事，乙不由大骂魏忠贤；甲却劝他：“别提这些了，看叫人听见。”乙顺口反驳道：“怕什么，他还能剥了我的皮么？”当时分手，二人俱各无事。次日某甲上街，却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以有事见告为由，又约他去吃酒。他们又来到昨天和乙共饮的那家酒店。坐定之后，那人指指上面，问某甲道，“看见了么，谁说不能把他的皮剥了？”某甲向其所指之处一看，几乎给吓得神魂出窍，原来昨天还和他在一处吃酒的某乙，真的已被剥皮实草，高高地被悬在店里了。这个故事流传相异之处更少，所不同者，只是地点略有不同，有的说是在酒店吃酒，有的则说是在茶馆吃茶。有的还记有某人向某甲大为称扬魏忠贤，说厂臣如何明察秋毫，他们二人同在吃酒，可是骂与没骂，分别就有不同。

上述的两则故事，在北京一直都流传着，很有些人并没看过任何笔记小说，只是从茶楼酒店里听得来的。这两则故事，一以见东厂的探察之深细，一以见其耳目分布之周密，都是极具典型的概括意义的。东厂原就设在北京内城的东区，所以有关东厂的传说，流传于北京的也较别处为多。东厂所在的那条街，一直被称为东厂胡同，明亡后至今也还被这样叫着。

明代著于史籍的大珰很多，从王振算起，直至魏忠贤、王体乾、高起潜等，可以说是一直延续不断，历朝都有。他们很多都是擅权恣威，权势几乎有过于当时在位的皇帝。但是话虽如此，却因明代自从太祖朱元璋起，便不断为了保障帝权，在内外各部门间造成了多种相互牵制的规例，所以这些大珰又没有一个可以像汉、唐时的宦官那样，连皇帝的生、杀、立、废都操持在自己的手中。以王振而言，年幼的明英宗朱祁镇几乎什么都听他的，亲征瓦剌，简直是被王振所挟持。朝内、朝外几乎无一不唯王振之命是听。但“土木之变”，郕王监国，顷刻之间，不但王振遭到灭族，无少长皆斩，他的党羽也是即被诛戮殆尽，轻易得直如摧枯拉朽。再如汪直、刘瑾、冯保等人，虽曾很不可一世，但也只能倚势行威，一朝得罪，都无自保之力。最后，就是声势显得最大，已经成为生祠遍天下、人称“九千岁”、义子干儿遍布朝内朝外的魏忠贤，在天启去世之时，虽然曾有他与崔呈秀密议了很久，颇有篡权夺位之意的传说，但也始终没有见诸行事。魏忠贤终于还是在被发往凤阳的路上自缢而死，党羽也一时尽被摧毁。

从明代的大珰也只能倚势为恶，可见明代的使各部之间相互制约的政策实有利于帝权的巩固，但因此而造成的竟有很多皇帝多年倦于临朝，诸臣之间相互扯皮，而使国势日衰、腐朽日甚，终至不可收拾，则又是另一面的必然转化，这可又是当日一心谋求增重帝权的人万万没有想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