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丸案和梃击案在时间上相距有五年还略多一点，它发生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八九月之交。这时的万历已于那年的七月中旬去世，他的皇长子朱常洛在八月初已经即位为帝，终于登上了皇位。这位皇长子虽已即位为帝，但在他生前却并没有自己的年号。他与他的父亲明神宗，在明代一十六帝中，以在位的时间而言，可以说是两个分居两端的人。明神宗万历登上帝位共达四十八年还稍多些，可说是明代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人。与他相反，这位皇长子，从即位到晏驾一共才只有三十天，又可说是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个。他在位为期虽短，但这明末三案中的第二案，却就发生在他在位的时候，而且他还是那一案里最关重要的一个人。

由于在位的时间太短，朱常洛在生前并没有过他自己的年号，因为依照惯例，新君即位，总要等到下一年的元旦才能改换年号，他在位的时间太短，没能活到次年，所以生前便无年号。但他既已身登帝位，总得有个年号表明他在位的那一段才是，所以在死后，随着他的父亲入了太庙，被称为光宗之时，才由廷臣共议，把万历四十八年分为两段，那年的一至七月，仍称万历四十八年，从八月起则改称泰昌元年。泰昌这个年号，便是为皇长子而议定的。还有些史臣，觉得一年二号太不方便，索性便把万历纪年改为四十七年，而把四十八年统称泰昌元年。所以关于万历的纪年后来便有两说，一种说是四十八年，又一种则说只有四十七年，其分歧之故，就在有的把那最后一年算为泰昌元年，有的又略去了这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年号。

这位皇长子之所以在位如此之短，实由他即位时便在病中，后来又吃错了药，所以才只做了三十天的皇帝便又御驾殡天了。他是万历的长子，由于他和他的生母都不为万历所喜，所以他的一生大都生活在抑压、冷遇的环境里面，直到梃击一案发生过后，才突然又有了改变。但这一突变却又成了他竟不得永年的根由。梃击一案，闹得那么纷纷扬扬，最后还是万历把他向群臣赞扬了一通才解决的，这些我们已在上一章里叙说过了。自此以后，他的东宫地位算是已经切实确定，万历对他也自另眼相待，别人自然更不待言，他的生活也就突然改变，与以前大不相同了。改变得最显然的，还得说是郑贵妃待他之判若两人。梃击一案，是郑贵妃受命于万历前去求他才得解决的，至此她才感到废立一事已成泡影，这个被她欺凌过的皇长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已成定局了。这一前景使她感到非常可怕。为了预为之谋，她便对这位皇长子一反过去所为，加意奉承起来。她借口感激他的解救，尽力向他接近，以便投其所好，可以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她是个极会察言观色的人，不久她便发现，原来这皇长子也很像他的父亲，是个贪财好色，把酒、色、财、气四门都占全了的人。看出了这些弱点，她的本事便全部施展出来了，不但随时赠以钱财、珠宝，还在她的宫女里选了八名最为美丽的赠给了皇长子，要她们去服侍他。

皇长子的为人，真被郑贵妃全看透了，以前他久受抑压，对他的所好自然只有望洋兴叹，后来虽有好转，但处于积威之下，却也不敢妄求。如今天从其愿，郑贵妃对他竟那么好，美人、珠宝什么都给了他，不觉十分感念，把以前所受到的轻视和冷遇都忘怀了。他的体质原不算好，忽从逆境转入顺境，真如穷儿乍富，不免失于放纵，几年来常自耽于酒色过度的生活，虽然年纪尚还不足四十，可是身子早已垮到濒于崩溃了。他是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那一天即位为帝的，那时他的病势已经很重，只是勉强挣扎着才完成了即位的大典。此后虽到八月十二日还能力疾临朝，但过后便已卧病不起，再也无法坐朝了。他所以骤然病倒如此，据说是由内侍崔文升给他看过病，崔所用的是一副泻药，服过之后，一夜之间竟腹泻至三四十次，所以立觉委顿不支。这时他晓谕诸臣时也说自己是“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很道出了自己病症的险状。实际上，他那时已自知病将不起，所以此后接连在病榻上召见诸臣，所说的都是如何安排后事之类。到了八月二十九日，他又召见首辅方从哲和其他大臣，同时还把他的长子朱由校，即后年号为天启的明熹宗也叫到榻前，就更有一种临危顾命的样子了。他谈到了寿木和陵地，方从哲初时还误以为他问的是才去世的明神宗之事，但这个卧病的人却指着自己说，“朕寿宫也”。方从哲等这才晓得，这位才即位的皇帝已不讳言自己的丧事了。后来这位皇帝又问：“鸿胪寺有个官来进药，他在哪里？”方从哲道：“鸿胪寺寺丞李可灼说他有仙方，可是臣等都不敢相信。”但这位已经自知不行的皇帝却很想试试这个仙方，即刻便命人把李可灼宣入宫中，并要他赶紧把药献上。李可灼所进的是一种红色的药丸，后来便称这事为“红丸案”。这药初服后效果像是很好，皇帝觉得很舒服，不住地称赞李可灼为忠臣。不久，又命内侍传谕，说服药后很好，命他再进一丸。李可灼再去进了药后，方从哲等问起皇帝的病状，李可灼还答称“很好”。但是到了次日一早，也就是九月初一的清晨，登基才及一月的皇帝便去世了。

皇帝在夜里服了一个人所进的药，天刚亮就去世了，而这个进药的人又并非御医，这种事在封建时代可不是小事。由于不悉红丸究为何物，又还牵扯起了一些别的因由，所以这事终竟成为明末三案中的一案，也惹起了不少的风波。

说到李可灼所进的红丸究竟是什么药，后来论及此事的人们议论很不一致。有些人认为那不过是一种房中药；也有人以为不然，说那该是一种道家服食的丹药，颜色红，自然含有大量的丹砂，进药者自称为仙方，更说明了这一点。也有些人则认为两说都不足信，说那不过是一种普通的补药，李可灼认为补药总不会出事，所以才敢进。大约持前两说的人，人数都较多，而且各都以史实为据，觉得很有理。持第三说的人却拿不出什么史实来，不过是据理而言罢了，所以人数也较少。

说红丸是房中药的人，他们的根据是，明代的诸帝大多都是色欲之徒，由于纵欲，他们都宠用一些佞人，替他们寻访春药来助长欢乐。明代的诸帝寿算都不高，常都是只到三四十岁便下世了，其原因也由于此。服春药最著名的首推明宪宗朱见深，他朝中的首辅万安，便是以进春药而青云直上的。时人称之为“洗屌相公”，也是由于这些事。

说红丸是金丹之类的药物的人，首先总要提到那药的颜色，从颜色便可推知那是用汞炼成的。再则，明代诸帝迷信方术希图长生的人就更多。在这些服用丹药的诸帝中，明宪宗也是很突出的，被他宠信的方士，前后就有李孜省、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红和僧人继晓等十余人之多。他曾给予真人、法师、法王、禅师、国师等封号并领有俸禄的僧官、道官，人数更多达一千余人。然而在这方面，明宪宗还得让他的孙子明世宗称第一。这位年号是嘉靖的皇帝，宠任的方士不但更多，给予他们的好处和权力也更大、更多。他退居西苑万寿宫达二十余年，长期不理朝政，只以炼丹求仙为事。他不但自己这样，还要他的臣子也和他一样。首辅夏言罪至弃市，不肯服用他赐给的道巾竟是重要的罪行之一。严嵩最合他的心意，别人攻也攻不倒，方士兰道行巧用扶乩，便把严嵩搞倒了。万历是否也服过丹砂，史籍并没有明文，但在万历三十年他忽然一病自认为必死，而次日又全然无事了。这情况据说倒也是服用丹砂的旁证。

持第三说的人实际的根据并不多，他们不过是据理以见前二说之非而已。他们认为，拿春药给病在垂危的人吃，是出乎常理的，李可灼不是疯子，他又明知病人乃是皇帝，如何敢这样乱来？不能是丹药，其理由与不能是春药也正相同，那也不是可以拿给垂危病人的药物。他们有人又说，朱常洛是由纵欲才把身子迅速搞垮了的，明代中叶春药已极流行，至明末而益盛，当时的话本反映及此的实已很多。明代宫廷中，春药的泛滥比民间更甚，朱常洛纵欲伤身，滥用春药也应是其一原因，如何可以再拿春药给他服用？他们反复辩驳，都不过是些空论。但在这三说之外，却还有人认为，红丸到底是春药或是金丹都有可能，李可灼如果甘心受人利用，故意拿来以速其死，其可能性也并不是没有的。

其实红丸案之所以成了多年纠缠不清的大案，主要就是由于有这最后一说，从立储时便相互对立的两派一直都还在互相攻击，至此，又有了个绝好的题目，于是又各为一说，再启争端。一向以维护正统利益为己任的一些人，由于想到以进泻药而使病情骤重的崔文升原是郑贵妃属下的人，李可灼又是由方从哲带进宫里的，所以认为李和崔都是弑逆，应该处以极刑；这样也还不够，还该查明有谁在幕后主使。要追查幕后人，这从梃击案便开始闹起，以至就是民间也都知道，所谓幕后人，指的便是郑贵妃和从属于她的那一伙。这一次所以与以前稍有不同的地方则是，首辅方从哲也成了众所目指的人物。

方从哲是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晋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而入阁的。次年，首辅叶向高致仕，方从哲便继而得任为首辅。他从入阁到万历四十八年十一月致仕，作为阁臣虽只有七年多，但在他手里却接连换了三个皇帝，已可说是辅佐过父、子、孙三代的三朝元老了。更为奇巧的是，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也都是发生在他为首辅的时候。梃击案发生在他升任首辅的次年，红丸案和移宫案则都发生在他致仕的那一年，他就是由于对这两案都处置失当，挡不住各方的围攻，才致仕而去的。关于方从哲，《明史》说他“性柔懦，不能任大事”，说得实在很不够，贪婪而无能也是他的一个特点。由于贪婪，他热心于权力和财利；又因无能，只有靠钻营、依附才能得到那些。他之成为郑贵妃系内的人物，倒也像“天作之合”，一个愿招，一个想投，所以一拍即合，很早他便成了极肯为贵妃出力的一员。

红丸案之所以愈演愈烈，也全由方从哲的处置失当。首先人们纷纷指为弑逆，他如听之任之，不加驳辩，很可能闹过一阵便趋消歇。但他因为李可灼是由他那一方所引进的，生怕沾上弑逆的恶名，不但立即命人加以申辩，说是乃由先帝所召，并非弑逆。又因皇帝初服药后觉得很好，曾经连夸李可灼为忠臣，也是当时在侧诸臣都听到了的，便更借身为首辅，有代拟遗诏的方便，在遗诏中，以去世的皇帝的口吻，仍然夸奖了李可灼，并且赐以银币。方从哲认为，他这不惩而奖的办法，可以借助于大行皇帝（才去世的皇帝即称为大行皇帝）的威灵，可以压住群臣的叫嚣；不想适得其反，他的遗诏一出却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人们把崔文升、李可灼的用药都看成了有联系的阴谋，并且把他方从哲也给算入弑逆者的数中了。

情势转变到连他自己也成了弑逆者，方从哲更慌张到手足失措，但他仍想借重大行皇帝使自己摆脱困境。他使人再行为崔文升和李可灼辩护，又说坚持认为他们用药有误的人，将使先帝陷于不得寿终之列，凡属臣子，于心何忍？这种论调一出，激起来的波澜更大，在先攻击他的还只是些言官，如今却是很多大臣也都加入了攻击他的行列。先前攻击他还只是隐有所指，如今则是不仅论及此事，而且把他的所有恶德都抖搂出来了。方从哲抵不住这股狂流，只得慌忙上疏求去，想借此得以逃脱。但是就是在他致仕之后，声讨他的疏文还是络绎不绝，直到天启二年（1622），攻击他的疏文还是一直不断。在论疏中，以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二疏所论最为严切。孙慎行在疏文中直言方从哲难逃弑君之罪。他说：“举朝共攻李可灼，仅令回籍调理，岂不以己实荐之，恐与同罪与？臣以为，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实录》中即欲为君父讳，不敢不直书方从哲连进药二丸，须臾帝崩。恐百口无能为天下后世解也。”他把进药算在方从哲头上，用的是《春秋》笔法，当时都被认为确是追本溯源之论。他在疏中还提到了方从哲和郑贵妃相互勾结的事实。最后更说：“臣在礼言礼，其罪恶逆天，万无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战误国，罔上行私，纵情蔑法，干犯天下之名义，酿成国家之祸患者，臣不能悉数也。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毋询近习，近习皆从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讳，忌讳即从哲所布置也。并急诛李可灼，以泄神人之愤。”邹元标在疏中也说：“元辅方从哲不伸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即谓其无心，何以自解于世？”

孙慎行和邹元标都是以鲠介著称、威望极重的大臣，他们的议论所引起的波澜更大。方从哲对此，只有一面尽力上疏辩解，一面自请削去官阶，并愿远流边方，投畀四裔。他这样做，一在稍平公愤，二则也望有人代他辩解。他这人在京居住多年，又且久任首辅，暗结宫闱，党羽实也很多。这时便有很多内侍在御前替他说话。孙慎行在疏中所说的“近习”，指的正是这些内侍。在外廷，也有些人纷纷为方从哲说话，如刑部尚书黄克缵、给事中汪庆百、御史王志道、徐景濂便都上疏力言：“诬先帝以非寿终，臣子之心何忍？”企图以此为解。孙慎行在疏中所说的“忌讳”，指的便正是他们所说的这些。

由于为方从哲辩解的人所说的都很无力，所以红丸一案一时仍难了断。最后还是阁臣韩爌上疏，详细说明了进红丸时他所目睹的实况，并又建议把李可灼和崔文升都另行处理，才勉强压住了众议。韩爌为人老成，并不趋附方从哲等人，他和刘一燝都是在进红丸的前几天才入阁的，进红丸时他又是当时在场的大臣之一，所以他的说法易于取信。

李可灼和崔文升很快也都重新予以处理，李可灼判为流戍，崔文升则发往南京安置。红丸一案，至此才算暂时作了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