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天启嗣位为帝的朱由检是明代最末的一个皇帝，他是明光宗朱常洛的第五子，天启二年（1622）被封为信王，到天启六年十一月才离京之国，出居信邱。他在那里住了不到一年，次年八月，天启病危，朱由检又被召回，并受到遗命，继立为君。那时他已有十八岁了。他于即位的次年，把年号改为崇祯，由于他是亡国之君，谥号、庙号很少用到，所以人们就更习惯以年号作为代称，称之为崇祯。他的谥号称为“庄烈愍皇帝”，那是清人入关后所追谥的。他的陵墓称为“思陵”，所以后世也有人称他为“庄烈帝”，或者是明思宗。

崇祯在幼年时，比天启还要孤弱无依。他的生母姓刘，原本是个宫女，生下他来后不久，因为触犯了那时还是太子的明光宗，受到了幽禁的处罚，以至郁郁而死。崇祯失去了生母，比天启失去生母时的年龄还要小得多，他又排行第五，在地位上也比皇长孙要差得多。他丧母后，他的父亲明光宗倒是交代过李选侍，叫她照看他。但是李选侍哪里看得上这个孩子，实际上并没有管着什么。崇祯默默地生长在深宫之中，由于自幼孤独，使他养成了一种猜疑、顽固、刻薄待人的性格。他不像天启那样耽于玩耍，读书倒还用心，虽然一直没给他派有什么出色的词臣加以教授，教皇子们读书的普通师傅和伴读的内监总还是有的。在文笔和历代史事的知识上，崇祯比天启要强得多，原因就在这里。

崇祯在宫里生活到一十七岁，对于魏忠贤和他那一伙的罪恶是知之颇详的，他之国后，在外面又增多了不少认识，既知道了魏忠贤必须除去，也知道了魏忠贤虽然势大人多，但民间人人痛恨，要除掉他也并不难。在除掉魏忠贤这件事上，他能干得那么干脆利落，确实显出了他的魄力。

天启去世后，魏忠贤也有所布置。他先把崔呈秀找来，屏去左右，密谈了很久。据传，他们这次商谈的是估计自己的力量，看看夺取皇位是否可能。崔呈秀把人手估量了一下，觉得各部门虽都有人，但纠纷还多，要想篡位，怕太危险，劝魏忠贤还是稳住，继续扩张势力，以待时机。那时魏忠贤的势力实已很大，如在以前各代，实已篡位有余，但明代长期所造成的各部之间相互扯皮的风气，却使他们转动不灵，无法举事。

崇祯对于魏忠贤的权势也很清楚，他虽极想尽早把他除掉，却也未敢轻动。他先是沉着观变，让魏党摸不着头绪，继之则是依次布置自己的力量，略微显出一点风向，以待他们自乱。这种引而不发的做法，果然在魏党间引起了混乱，为了试探崇祯的意向，魏忠贤的小爪牙杨所修、杨维垣等人，先上疏劾论崔呈秀辨别风向。他们的设想很巧妙，所论者是崔呈秀，是魏忠贤一党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但所论并不涉及魏忠贤，魏还可以相机行事，进退自如。他可以探测崇祯的意向，或者为崔呈秀辩护，把他保住，那当然是最好的事。如或不然，也可以让崔呈秀先承担住一切，然后又再见机行事。崇祯对此倒还是静以待之，但外廷却为此而兴起了波涛。反魏忠贤的浪潮虽因三案的反复而被压下，其实只是表面上而已，没有被杀害，被流放的人，暗中还在集结着，等待着机会。崇祯嗣位已被人视为是有了转机，但一时也还是捉摸不定，所以没有举动。杨所修、杨维垣等人的疏文一上，却像点燃了导火线，昔时疏论魏忠贤的势头，又重新爆发了。在众多论奏的疏文中，以贡士（会试已中而未应殿试者，称“贡士”）钱嘉征劾魏忠贤有十大罪的一文，说得最全面，也最猛烈。他所说的十大罪是：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朘民；十、通关节。所谓“并帝”，列举了魏忠贤威福自恣，出入警跸，甚至要人遮道拜伏，高呼“九千岁”，俨然与皇帝并立，等等。“蔑后”，则列举了魏忠贤多次排陷皇后，阴谋废黜张皇后，而另立魏良卿之女为后等事。“弄兵”指的是魏忠贤不从廷议，选了小内监三千人在禁中习武，说他是包藏祸心，图谋社稷。“无二祖列宗”和“克削藩封”，都不过是凑数，封建帝室最重列祖列宗，这是讨伐文章所必有的项目；“克削藩封”虽列举了一些事实，但这类事却是历来都有的，并不只是魏忠贤得势时为然。“无圣”说，魏忠贤的党徒竟敢拿他和孔子相比，他们说，“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他们在疏颂要典时，也说：“命德讨罪，无微不彰，即尧舜之放四凶，举元恺，何以加焉。洵游、夏无能赞一辞者。”也竟把魏忠贤和孔子并论。在以下的几项中，以“滥爵”所举的事例最多，最终目的是，魏忠贤以一个阉人，竟得晋封为尚公，他的侄儿魏良卿竟也封了宁国公，魏良栋则也封了东安侯。

看到了钱嘉征的疏文，崇祯才开始了进攻。他把魏忠贤召上殿来，命内侍把疏文从头至尾，一句句，慢慢读给他听，先在精神上给他以打击。魏忠贤真给打垮了，他极其恐惧，尽力想设法解救。他以万历、泰昌、天启父、子、孙都贪财好货为例，想以献宝为解。他有个叫徐应元的赌友，是一直便在崇祯左右应置的太监，贿请徐应元代他向崇祯献宝，希望能以此得救。徐应元和魏忠贤的见识相去不远，真的就替他那么干了，结果却使崇祯因此而暴怒，把这个献宝的经手人也斥革严办了。

崇祯在惩办魏忠贤时，做得也很谨慎，为了不致变生肘腋，先不予重处，只遣使他往凤阳去看守皇陵，在他已经上道，他的党羽仍都不敢稍有举动后，才又下命，叫把他逮回京里来究治。魏忠贤是在行抵阜城时又得知要逮他回京的消息的，他自知大势已去，前途凶险，便和与他同被遣发的李朝钦一道，悬梁自尽了。他们的自杀，是在天启七年十一月，上距天启去世才只有三个多月。崇祯是在十二月间才得知此事的，于是开始雷厉风行，立即下令，魏忠贤应予戮尸，并命将他的首级悬挂在河间府示众。与此同时，又命人把客氏也逮入浣衣局，用笞刑，活活地把她打死。客氏的儿子侯国兴、她的弟弟客光先和魏忠贤的侄儿魏良卿等，也于同日被押赴市曹，予以斩决正法。被戮尸的还有个崔呈秀，他也是自缢而死的。他是才得知魏忠贤的死讯后，自知万难幸免，才痛饮大醉，最后上吊而死。

崇祯在尚未改元之前，即位只有几个月，便彻底粉碎了势已滔天的魏党，很给人以英明干练、胸有成竹的印象。一时朝野尽都欢呼雀跃，以为得到这样的英明之主，不难恢复以前的升平盛世。崇祯自己也为此错误地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真是个不世出的杰才，一心想把自己造成一个中兴的明君。其实他的成功，一在魏党不得人心，二是得力于久已形成扯皮制度，最后才说得上是他的处置得宜。其实他的不矜不躁，从容布置，实由于深知魏忠贤的势力雄厚，不得不然，待得魏忠贤一死，他的办事常是失之于躁急的短处，便已经开始显示出来了。

在粉碎了魏党后，给三案被冤诸人平反和清除魏忠贤的党羽，便是两件应办理的大事。这些都是在崇祯改元后才开始的。三案平反的工作，是较易办理的一个部分，对于冤死诸臣，一一给以赠官赐恤，被遣戍的，召回并予复官，便算差不多了。在为翻案的事，为了献媚于魏忠贤而出谋划策，推波助澜的人，要查明他们的罪状则又较难，只有徐大化、刘廷元、贾继春等几个人在一开始时便受到了应得的处分，其余的还都得等到彻底清除魏忠贤的党羽时才得找到。

为了彻底清除魏忠贤的党羽，崇祯召回了首辅韩爌，叫他和原已在阁中的李标、钱龙锡等人共同来办这事，定出从逆诸人的罪行。这三个人都受过魏党诸人的迫害。韩爌是生生被魏党的顾秉谦和魏广微从内阁中挤出去的，出来之后，还又被劾，受到了削籍除名的处分。最后还被坐赃两千两，他被逼得卖了田宅，住到自家的坟舍里去，才了事的。李标是被列入《东林同志录》里的人，吓得他急忙告退归隐，才得免祸。钱龙锡也是因为触犯了魏忠贤，受到了削籍的处分。这三个人虽说都受过魏党的迫害，但他们却又都是谨慎小心，不愿过为已甚的人，他们商量着，只把罪恶昭著的四五十人，略叙事实，开具名单，用以入奏。崇祯看后，认为太少，命他们再去搜检。三人又搜寻了一通，加上了几十个人，再次上奏。崇祯这次还是觉得太少，很不满意地指示他们，要从“赞导”、“拥戴”、“颂美”、“谄附”等几个方面仔细搜寻。并说内侍里面有些同恶共济的，也应予列入。他们三人都说，内侍的事他们很不清楚，实在很难办理。崇祯道：“哪里是不清楚，无非是怕招怨而已。”几天后，崇祯又把三人召入便殿，指着案上放着的一个装得满满的布口袋向他们道：“这里面装的都是奸党所上的疏文，可以把他们都按名入案。”三人至此，才感到崇祯实是想把这件案子办个透彻。但是他们还是不想招怨，便以不习法事作为推托。崇祯见说，便又命吏部尚书王永光来协助他们。王永光也推说不习法事，崇祯就又找来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命他们也来协助。乔允升和曹于汴的任职处所都是三法司之一，当然无法再行推脱，并且他们也较为敢于任事，所以从事之际，虽然王永光别有用心，多方阻扰，逆案中的各类人数，还是搜集到差不多了。

这项逆案是于崇祯二年（1629）三月才办妥上奏，以《钦定逆案》为名，颁行于天下的。全案共计二百六十二人，罪名分为六等。

首逆二人：魏忠贤和客氏，被判以凌迟处死。这种判决，其实只是空话，因为魏忠贤已经自缢身亡，并被戮尸、悬头，无从再来施以极刑。客氏也是早已活活打死，无法再行处理了。这里人们再次感到，崇祯办事，不免失于急躁。

第二等的罪犯是崔呈秀、魏良卿、侯国兴和内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等六人，罪名是“首逆同谋”，判的是“决不待时”。这六人中，崔呈秀也是自杀后又被戮尸，李朝钦是和魏忠贤一道上吊死的，魏良卿、侯国兴、李永贞三人都是还没判罪就已经杀了，倒真正算得是“决不待时”。六人中唯一留下来在这时才处决的，只剩下了刘若愚一人。他是由于“决不待时”项下又已无人，硬判入的，其实他并算不上什么“首逆同谋”。

第三等犯有结交近侍罪，被判为秋后处决的，共十九人。这十九人中，列在首、次两名的是刘志选和梁梦环，以下则以田尔耕、许显纯等人最为罪恶昭著。刘志选之被列于首位，是由于他在红丸案里死命攻击孙慎行；又对《三朝要典》无耻地称颂。梁梦环是汪文言一狱的肇始者，在那一案里，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等多人都被残害致死。

第四等的罪名是结交近侍，判了充军之罪。这一等的人共十一名，为首的是曾入阁拜相的魏广微。徐大化是想出来以追赃为由来杀害杨涟等人的，他说，“彼但坐移宫罪则无赃可指，若坐纳杨镐、熊廷弼贿，则封疆事重，杀之有名”。周应秋是十狗之首，他在杨涟等被害后，高兴得到处去宣扬：“老天有眼，杨涟、左光斗都死了！”

第五等是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这一类的人数最多，共达一百二十九人。在这些人中，有阁臣四人：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官做到尚书的人更多，有王绍徽、邵辅忠、孙杰、刘廷元等二十余人。这一类人里，主谋为三案翻案的人最多，和杨涟是死对头的贾继春，也在这一等里。

第六等的人数仅次于第五等，其中也有两名阁臣，那就是黄立极和施凤来。其他的人，大多是一些内监和魏忠贤等人的亲属。这些人得到的处分是：革职闲住。

定出这件逆案，崇祯很显出了他的决心和见事的深度。他不但亲自一次又一次地选出了一些较为合宜的人来办理此案，还能在众人犹疑不定时，为他们指出重点。譬如逆案名单初定时，阁臣施凤来、张瑞图和来宗道都并未列名其间，崇祯问起缘由，韩爌等都说他们附逆并无实据。施凤来和张瑞图都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魏忠贤生祠的碑文，和很多有关魏忠贤的碑刻，都是他们两人书写的，有的就是碑文也都出于他们之手。崇祯列举了他们撰写的碑文，反问道：“这些还算不得实据么？”关于来宗道，崇祯也举出了他给崔呈秀的父亲的祭文，连以“在天之灵”为称，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谄附”。这样张瑞图和来宗道便都以第五等定罪，施凤来则被定为第六等。还有贾继春，原来也是案内无名的，这由于他极会随风转舵，在移宫一案里，最初他力攻杨涟，又向四处宣说杨涟结纳王安，是想借以入阁。后来因见公论都赞美杨涟，天启也连加褒奖，看来杨涟或者行将大用，于是便又转而求和，向杨涟低头，连以好言相向。他被魏忠贤以中旨召回，自知意在要他攻击杨涟，于是转过头来，又再尽力攻击，并且极言赶修《三朝要典》事关重要，务使天下后世都得知杨涟等人的罪状。天启死后，他觉得形势不佳，便又摇身一变，首先疏论崔呈秀、田吉、单明诩等人，并又称扬起杨涟等人的忠直可敬，连为救杨涟而得罪的高弘图，他也一力赞扬，尽力把自己装扮成清流派里的人物。他是这么会变，以致对他难有定论。崇祯问起他这人时，韩爌等人便说，贾继春虽多反复，但其持论却也不无可取。崇祯道：“惟其反复，才正是个真正的小人！”这样一语定论，贾继春便被列入五等，坐徒三年。还有个霍维华，更加狡猾，比贾继春更多变化。他原是个仅次于崔呈秀的，魏忠贤的谋主，追论三案有他，攻诋正直阁臣有他，请改实录也有他，连给天启进献春药“甘露饮”的都是他，几乎所有的坏事，没有一件没有他的份的。但他干得都很隐蔽，很少留下痕迹，以致魏忠贤的党羽几乎都落了网，而他还能纵横自如，并且即将出外督师。不过，事情做得再隐秘，也总会有人知道，给事中颜继祖就注意到了他，疏论霍维华时不但揭露了他的罪行，还画出了他的脸谱。他说：“维华，狡人也，珰炽则偕珰，珰败则攻珰。击杨、左者，维华也；杨、左逮而阳为救者，亦维华也。以一给事中，三年蹿至尚书，无钦不及，有赉必加，即维华亦难以自解。”此疏一上，霍维华便被列入第四等罪人之列里，被戍往徐州。对他来说，这种处分，无疑是偏轻了，以他的所为，列入第三等也够得上是个顶儿、尖儿。

崇祯在粉碎魏党，定出逆案这件事上，虽说仍不免有失之躁急之处，依实而论实在是很难得的，他发挥出了比别人更为深至细微的作用。为此，他受到了无尽的称颂，使他自己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从此便以神智自许，做起事来总是急切而任性，以后便再没干过一样能和这一事件相比的事来。一直搞到他在煤山自尽，还没醒悟过来，最后还要在自己的袍襟之上写下“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这样的话来。不过他想当个中兴的英主，倒是很下了些力的，他不迩声色，起早贪黑，可以说是辛辛苦苦走上了他的灭亡的道路。在他即位之时，可以说是灭亡之运已经注定，不但平碌如他无法挽救，就是比他再强的人，在多年的积弊之下，也很难于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