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鲁失败，使得齐桓公热得发烫的大脑，开始冷静下来。他认识到，要想称霸诸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首先要把自己的国内治理好。

于是桓公虚心向管仲请教：“您说怎么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呢？”

管仲说：“治理国家需要依靠先王定下的礼法，不过也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变通。咱们的老祖宗太公，就是因俗变礼的典型。齐国地处东海之滨，土地没有中原肥沃，加上连年战乱，粮食产量上不去。这是个大问题。可是我们也有优势，虽然粮食产得少，可是却有渔盐之利。尤其是在海边引海水晒盐，几乎就和白捡的一样，而盐又是谁都缺不了的食品。所以当务之急就是稳定国内形势，让士农工商各安其位，不得随意变更身份。这样大家才能安心生产，增加我国的财富。”

齐桓公一琢磨，是这么个理儿，于是就对管仲说：“仲父，寡人就把国家托付给您了。您就甩开膀子大干，做什么我都支持。要是有谁不服您，您让他找我来。”

就这样，管仲在齐桓公的鼎力支持之下，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行政方面，管仲把国都分成21个乡，其中6个乡专门从事工商业，与外国互通有无，把齐国出产的鱼、盐等物品拿到别国交换，换回齐国需要的粮食。这6个乡不需要服兵役，以便让他们安心从事工商。其他15个乡，叫做“士农之乡”，平时务农，农闲时节进行军事训练，有战事的时候组织起来，就是一支军队。而且这样还不至于引起别的大国的关注，避免与他们进行军备竞赛。

对于国都之外的“野”，也进行正规化管理。把广阔的“野”地分成五个部分，叫做“五属”，设立五属大夫，每人管一摊。这样，就把“野”也纳入了国家管理体系之中，保证了在野的农民能够持续稳定地向国家提供粮食赋税。

在军事方面，将15个士农之乡按照军事编制组织起来。以五家为一轨，设轨长一名，进行管理；十轨为一里，设有司一人进行管理；四里为一连，设连长一人；十连为一乡，设乡良人一名。与此相对应的是，每家出一个士兵，那么一轨就出五名士兵，组成一个伍；一里出五十名士兵，组成一个小戎；一连出两百名士兵，组成一个卒；一乡出两千名士兵，组成一个旅。每五个乡就能出一万名士兵，组成一个军。

齐国一共有15个士农之乡，能组成三个军。国君齐桓公亲自率领一军，国子和高子（前文说过，国、高是齐国的两个大族）各率一军，齐国的常备部队就达到了三万人的规模。

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三万人已经是非常大的数目了。周天子也不过才有三万多人的军队。可是要打仗，仅仅有人数还不够，得给这些人装备上武器才行。管仲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让犯了罪的人用武器来赎罪。比如说，一个人犯的罪比较重，就让他交一套犀牛皮做的盔甲（犀牛皮十分坚韧，犀牛皮甲是皮甲中的极品。犀牛这种动物，在我国古代是比较常见的，当然现在只能到动物园去看了）。犯的罪比较轻，那交出一面盾牌就行了。有些小罪还可以用金属（当时主要是铜）、箭矢来抵罪。

那个时候犯罪，惩罚措施都是很不人道的，比如大部分国家都有“肉刑”，就是砍掉人的肢体器官这样的惩罚。管仲允许犯人交纳武器赎罪，就可以避免这些不人道的惩罚。对于一个人来说，与其缺胳膊少腿，还不如花点钱买件兵器交上去，省得落个残疾。这样一来，国家的弹药库很快就能满了，还不用增加军费开支，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不过这种制度显然不能推而广之，这不就等于鼓励有钱人犯罪吗？

管仲还提出赏功罚罪、改善社会风气等一系列措施，齐桓公都一一照办，一点也不打折扣。甚至有大臣来向齐桓公汇报工作，桓公都说：“我不管，去找仲父。”

有的人看管仲这么受国君信任，也不免眼热，就酸溜溜地说：“凡事都找仲父，大伙还以为咱们齐国没有国君，只有仲父呢。”齐桓公听说以后，也不生气，反而说：“凡事有仲父管着，我还乐得清闲自在呢。”

齐国的内政，在管仲的精心治理之下井井有条。士农之乡在不违背农时的时候进行训练，很快就具有了很强的战斗力，当然那个时候的士兵也好训练，又不需要他们掌握什么高科技武器，大概只要会站队列、听命令，能挥舞得动兵器也就差不多了。武器库呢，也因为犯罪的人不断用兵器抵罪，而变得满满当当的。商人们则把齐国的特产运到其他国家，获得丰厚的利润，还能换回齐国所需的一些战略资源。

没过两年，齐国就国富兵强、实力大增。在治理国内的同时，齐国对外则比较低调，没有和大国进行战争。但是，对于小国，齐桓公和管仲也没有手软。

有一个不知死活的小国，叫谭国，在今天的山东济南市附近。当年齐桓公还是公子小白的时候，逃难路过谭国。按照规矩，谭国应该以外国公子的礼节来招待小白。可是谭子（谭国为子爵，所以国君称谭子）认为，小白不过是个落魄公子罢了，还用得着那么用心地招待？好歹打发一下就得了。

从古至今，都不乏这样目光短浅的人，看到别人一时不得志，就看不起人家。这样的人最后往往会吃大亏，这位谭子也是一样。

问题是当年的小白不得志，你看不起他也就算了。可是等到小白都即位当国君了，你还不抓紧时间修补关系，却非要在那里托大，那就很不聪明了。谭子就是这样，齐国这样的大国，新君即位，他竟然既不来朝见，也不派人来致贺词，俨然没有把齐桓公放在眼里。作为一个没有什么依靠的小国，这样的做法，不是自己找死吗？齐桓公要是没点表示，那倒真是怪事了。

公元前684年冬，齐国讨伐谭国，一举攻破谭国国都。自以为是的谭子被赶得没处躲没处藏，只好跑到了有同盟关系的莒国。于是，大周版图上的一个诸侯国，就这样消失了。

也许是谭国实在太小了，这次被灭国居然都没有引起其他诸侯的反应。不仅没人同情他们，反而有些人幸灾乐祸地认为谭国这是罪有应得。看来小国的外交还真是一门艺术，尤其是在面对大国的时候。谭国绝对是一个反面教材。

为了能够及时掌握国外的情报信息，管仲还充分利用商人走南闯北的优势，选出80个善于交际、油嘴滑舌的商人，让他们到各国去游说。同时用金银财宝，大量结交各国的重要人物，以获取国外情报。事实证明，金钱外交的效果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眼看着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强大，齐桓公也很有成就感。随着手头资源的增多，小白对于称霸诸侯的热衷，又一次次地表现出来了。不过有了在鲁国失败的教训，小白也变乖了许多，凡事都要问过管仲之后，才敢去做。

于是小白一到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去问管仲：“仲父，你看我称霸中原的日子，是不是已经到了？”

可是管仲每次都说：“时机还不成熟，国君你还要耐心等待啊。”

小白这个急啊，总是时机不到，这时机到底什么时候才到呢？

让齐桓公想不到的是，两件看似与他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却成为他称霸的绝好契机。这两件事，一件是宋国发生内乱，另一件是新天子登基。那这两件事和齐桓公的称霸，又有什么关系呢？还是先让我们看看这两件事的始末吧。公元前684年，宋国在乘丘败给鲁国。转过年来，公元前683年夏天，为了报仇，宋国又向鲁国发动了战争。

从实力上来说，宋国和鲁国是半斤对八两，谁也不比谁强。两国的军队在鄑相遇，宋国按照军礼的传统，准备摆开阵势，和鲁国正面决战。可是鲁国却很没有风度地趁着宋军阵形未整的时候发动攻击，于是宋国大败。

估计宋国败得很不服气，这明明是鲁国不按规矩出牌嘛。亏得鲁国还号称周礼的传承者呢，怎么连“阵而后战（先摆好阵势再作战）”的道理都不懂？这不就等于打拳击的时候你上脚踢了，这样赢了能算数吗？

其实宋国人可能忽视了这样一个真理：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就是最重要的规矩。宋国在这个问题上无疑是死板了一些，而这种死板，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再次看到。

当然，作为“礼仪之邦”的鲁国，都开始用这种方式来打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真的已经形成一种趋势了。

要说春秋时期的国家关系，也很有意思，比如这次，宋国和鲁国刚刚打完这一仗，这一年的秋天，宋国就发生了大洪水。鲁庄公赶紧派人去宋国问候：“老天降灾给宋国，大雨淹了庄稼，我来向国君您表示慰问。”

宋闵公答谢说：“这是因为我不敬上天，所以老天才惩罚我的。烦劳贵国国君惦记，我实在是担当不起啊。”

你看，两边刚刚大打出手，现在又是一副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的样子，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要是按照后世的思路，鲁国不趁这机会打宋国一顿，就算是够仁义了。春秋时的国家关系，往往体现出这种特点：有时候也许因为点小事，两个国家就兵戎相见了。可是打起来快，和好也快。就像我们现在的好哥们打架，打完了，喝顿酒，一切不愉快也就烟消云散了。

先不说鲁宋两国的关系如何，单说宋国国内。在宋鲁乘丘之战中，鲁庄公用箭射中了宋国大夫南宫长万。南宫长万本是宋国数一数二的勇士，可是再勇也受不了远距离精确打击，于是就掉下了战车，被鲁国军队俘虏了。

战争结束之后，鲁国就把俘虏都放回宋国，这之中自然也包括南宫长万。《左传》记载，宋闵公见到南宫长万回来了，就和南宫长万开玩笑说：“以前你多勇猛，那简直是我的偶像啊。现在你战败回来了，在我心中的地位可是一落千丈啊，以后我可不尊敬你了。”

笔者认为，宋闵公说这样的话，很可能没有什么恶意，但实际效果却很不像是在开玩笑，倒像是在嘲笑南宫长万的窝囊。也是，俗话说，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宋闵公给南宫长万揭短，这怎么说都不太厚道。那个时候的人又都比较有血性，遭了这样的侮辱，南宫长万能甘心吗？

司马迁也觉得这不像个笑话，所以在《史记》中就写成宋闵公和南宫长万吵架，一怒之下把南宫长万的这点臭事给抖出来了。

反正不管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宋闵公的这句话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这是没有争议的。公元前682年秋天，南宫长万就因为这样一句话，把宋闵公给杀了。杀宋闵公的时候，捎带手把太宰华父督也给杀了。我们前面说过华父督杀害孔子的老祖宗孔父嘉以及杀宋殇公的事情。那是公元前710年的事了，算起来，华父督在宋国执政已经有29年之久了，现在被南宫长万杀了，这也算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吧。

杀了宋闵公，南宫长万就立了公子子游为国君，子游是宋闵公的堂兄弟。

南宫长万为了保住自己政变的果实，就到处铲除异己。宋闵公的亲弟弟公子御说，逃到了亳（今河南商丘市北），其他诸公子逃到了萧地（今安徽萧县）。萧地的大夫叫萧叔大心，是一个忠臣。他为了平息这场内乱，就联络了宋国几代国君的子孙，又从曹国借了一支部队，攻打南宫长万。

南宫长万空有一身蛮力，却有勇无谋。只靠血气之勇打仗，是很难取胜的。南宫家的军队在萧叔大心的猛攻之下，很快就败退下来。南宫长万的弟弟南宫牛被杀，刚刚当上国君的公子子游也被杀死。萧叔大心等人就立公子御说为国君，是为宋桓公。南宫长万逃亡到陈国。

要说这个南宫长万也真是个勇士，他逃跑的时候，找了一辆车拉上自己的母亲一块跑，却没有找到驾车的马。于是南宫长万就自己拉着车跑，只用了一天就到了陈国。有人算了一下，从宋国到陈国，怎么也有200多里地。看来近代黄包车的祖先，可以从这里开始算起了。

宋桓公即位后，向陈国要求将南宫长万引渡回国。这种弑君的恶人，基本上在哪个国家都不受欢迎，再加上宋国还向陈国的主政大夫行贿，所以等待南宫长万的，只有死亡的命运。

不过南宫长万力大无穷、勇猛无比，不好抓。陈国人就请他喝酒，在酒宴上，让一群美女频频向他敬酒。南宫长万真不愧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代表，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陈国人把他用犀牛皮包裹起来，送回了宋国。我们说过，犀牛皮可以说是最结实、最坚韧的皮革了，用犀牛皮包着南宫长万，就是怕他挣脱束缚逃跑。

等把南宫长万送到宋国，他的手脚已经从包裹他的犀牛皮中挣脱出来了，可见其力量之大。

宋国人把他醢了。醢是指把人剁成肉酱，再腌制起来。传说周文王长子伯邑考，就是被商纣王醢了。这也是一种野蛮的风俗。

公子御说虽然登上了国君宝座，可是并没有得到其他诸侯的承认，尤其是没有周天子的认可，还是一个非法政权。

最近这几年，齐国、宋国相继闹了国君被杀的大乱子，那周天子在干什么，怎么不闻不问呢？

答案很简单，忙着交接班呢。就在宋国内乱这一年，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庄王（周庄王是周桓王的儿子）崩了。天子死叫“崩”，诸侯死叫“薨”，士大夫死叫“不禄”。后来的皇帝死亡，都叫“驾崩”，就是从这儿来的。

天子被崩回天上去了，那就得再立一个天子。周庄王的儿子继位，是为周僖王（《史记》等史籍中称“周釐王”，“釐”和“僖”两个字似乎是通用的）。

新天子登基，天下诸侯都跟没这事一样，该干吗还干吗，根本不管你那套。周僖王即位多少日子了，也没见着一个诸侯国来给先王吊丧，同样也没有人来向他朝贺。

周僖王这个郁闷啊，心想难道我们周家天下真的就到了这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地步了吗？宋国内乱、新天子登基，这两件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传到了管仲的耳朵里，就变得有关联了。管仲兴高采烈地进宫，找到齐桓公，对他说：“国君啊，天大的喜事，您称霸中原的机会终于到了！”正在和嫔妃们玩捉迷藏的齐桓公，一听到“称霸中原”四个字，立刻高兴得蹦了起来，说：“仲父，您快说说，是什么机会。”管仲扳着指头说：“这一呢，是周庄王去世，新天子刚刚登基；二呢，则是宋国内乱刚刚平息，新君御说的地位还没有得到承认！”刚说到这，齐桓公就急不可待地把管仲给打断了：“这算什么机会？这两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

管仲说：“这正是您取威定霸的好时机啊。要当霸主，不是咱们军队多、想打谁打谁就行的。现在天下混乱，天子没有威信，诸侯们也不团结，四周的夷狄隔三差五地就来侵扰中原。所以我们就用‘尊王攘夷’的口号，来团结中原诸侯，共同对付外面的蛮夷，这就很容易得到天下诸侯的认可。而新天子登基，正是我们献殷勤的好时机。我们可以请求天子，让他授予我们全权，去处理宋国的国君地位问题。这样我们就有了号令天下的资本了。”

齐桓公一想，是这么个理儿。那就赶紧着派人到洛邑去朝见天子吧。估计那位天下共主登基，也没有几个诸侯答理他，现在正寂寞着呢。我们派人过去，还不得把他高兴出毛病来！

齐桓公的称霸之路，就从这里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