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年是中国人对于某种事物追根溯源的开始。回忆传统几乎同样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既使某人死于三千年前也不必担心他被忘记。这种对于历史的温习正在成为运动。西方人常惊讶于中国人集体回忆的姿态。当然，2006年是长征七十年。一支部队经过25000里的艰苦行军，到达延安。而这是缔造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开始。国家正在发动人民记忆这一重要往事。

尽管这场长征更多的属于党，但这个奇迹其实早就开始被纪念了，只是时间座标发生了变化。纪念的队伍里出现新的声音，如同仍然活着参加那次长征的长寿的士兵们，喜欢穿着当年的军装，现在的年青人，他们的后代，被电视与流行风格混搭而成的一代，他们对于那场长征的认识，有着与他们一样的好奇。但却有着不一样的方式。

在领袖发表国家级的演讲来重新要人民记忆的时候，年青人是用好奇与神秘的思维来想象那段故事的。他们臆想中的长征，显然是用自己喜欢的自我折磨以及正在流行的小资方式，徒步行走来比对、定义。这条路显然挺长。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女孩子，她是个徒步爱好者，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自己沿着红军路线行走的全过程。她一路上感受到的只是这段路途竟然有一半是人类的秘境，从未被污染，景色美得惊人。她认为，自己的爷爷，他曾是红军，比她要浪漫。她不再认为，那段历史像爷爷所说的艰难困苦，吃青稞算什么，那种味道美极了。新的一代，当然，我们还曾在八十年代，被崔健的小号与红绷带迷惑。他嘶声呐喊着《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以及粗嗓音的《南泥湾》。革命被音乐给弄得更加浪漫。既使八十年代后的一代人认识的长征。但崔健们显然落后了。民间自发的对于那支军队的兴趣与爱好，正在成为一个潮流。在许多的网页上，以及更多的幼小的孩子们的留言以及思考中，长征正在被形式化。红军也成为某种先锋名词的代表。一个八零后试图将自 己的乐队命名为红军，遭到官方的反对。因为他认为这个名字太酷了。有个作服装设计的女孩，则放大了一张当年的红军战士穿着短裤的服装，那种服装类似今天的七分裤。这张照片放在她的店里，与奢侈品们放在一起 ，酷得要死。

更酷的是，有一个人花更多的时间，去拍了将近一千多名，当年流散在各地的红军战士画像，结集出版。并把这当成一种纪录历史的方式。在北京的798工厂，先锋、爱波普的艺术家们，更是长征以及红军的爱好者，他们放一支当年的大刀，在自己的画展上。有个艺术家甚至在专门卖真假古董而闻名的潘家园市场找到了一批古老的描写这支红军的古老版本，合成了一张《潘家园的长征》。

红军在七十年后的今天，在官方与民间，在时尚与传统、在亲历者与想象者们中间，成为了一个有趣的纪念版式。他们各自写着对一支遥远军队的定义，甚至互相印证。

七十岁，六十岁，五十岁；六十岁，四十岁，三十岁，二十岁，十岁。这样一个年令的纵深与横切面。如同今天的中国一样，传统与现代共存，丰富杂乱，单纯而且充满朝气与活力。这其实是一个神秘的命题。如此不同的人群为什么会如此地怀念一个逝去的时代。他们如何找到集体共存的密码或者找到方法？

一九三零年代的中国与二零零六年间的中国，最大的相同点很快出现了。

许多西方来的目光敏锐的智者们，以记者的好奇审视着中国。他们从一开始就对中国的一切产生兴趣。他们的西方身份，并不妨碍他们提前出现的由于科技与智识带来的变化：全球化这一背景。

中国早在可以用波音飞机来到达的时候，时间与空间一下子缩小了。中国的历史很快被这部分人目击，甚至描述。纽约与北京，华盛顿与南京，纽约与延安、伦敦与上海，打开三十年代享利先生的《时代》杂志以及更多的书刊，我们可以发现，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是如此眼花缭乱，如此丰富。甚至在今天看去，只不过是中国作为全球化背景记述中的一环，一个部落。而这个部落的历史，因为西方的观点以及立场而变得张力十足。甚至你找不到这个曲线的根本变化。历史仍然在延续，如果有一部分历史是另外一部分历史的开头的时候，你发现，真正描述这一段历史的仍然是西方人，这些提前感受到全球化背景与拥有对世界好奇的心智的冒险家，找到了对于中国的认识方法，甚至帮助中国认识世界，以及自身的历史。

在今天，如果接近某部分历史，最好的资料与观点往往由外国人提供，这甚至已成为中国的传统。事实上 ，中国的革命包括领袖的传记正在由外国人重新撰写。以至于我们相信他们所说的更加真实，不是吗？中国几位伟大人物的传记基本上传统性的由外国人来讲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等。中国的避讳传统并不习惯于记述当代。历史均由后人盖棺。现在轮到了外国人。中国真正的历史一般有两个版本，一部由官方审定，一部由外国人记录。两本书适合结合阅读。这种传统某些时候，反而使历史充满真正的完整性。三十年代，那场巨大的青春赤色革命，如果被真正发现与重新纪录，那么真正的纪录者其实是斯诺。

美国人埃德加·斯诺辗转来到延安——在当时比去西藏更艰难，在这里，他似乎发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地方，“没有抽鸦片、卖淫，贪污腐化，溺婴或虐待儿童，也没有失业者和乞丐，这些现象都是西方人认为在中国比比皆是的罪恶，甚至看不到紧张的战场，到处是自由和谐，平等民主，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生活。斯诺的‘发现’，在西方引起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震动。西方人像读乌托邦小说一样读他的《红星照耀中国》。感动人的不仅是那个未知的地域的‘奇迹’，还有创造奇迹的人。斯诺笔下的毛泽东，令人想起白晋笔下的康熙（白晋是法国传教士、康熙的老师，曾著《康熙帝传》），完美无缺，既是一个学者、哲学家，又是一个政治军事领袖。”

埃德加·斯诺的旅行，是随后一系列西方人到红色中国“朝圣”的开端。这些“朝圣者”从记者、作家到军人、政客，在1936-1945年间访问中国红色革命区。在他们的笔下，位于陕北的革命区几乎具有共同的特征，就像是一个政治乌托邦，犹如霍尔多·汉森（上世纪30年代美联社驻中国记者）所说的，“一个柏拉图理想国的复制品”。但真正描述红军那段长征史，则成为这个奇迹的某个重要组成部分。

“优秀的西方学者笔下的中国历史引人入胜，是因为他们将中国放在一个变化的全球图景中来看待。”而长征作为一个新式传奇显然充满着让西方人无法理解的传奇及神秘之处。这些故事从一开始就代表了西方对于中国最深的怀疑与好奇？

那个时代的传说中的让西方恐怖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

斯诺称“在世界各国中，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

在斯诺看到的那些红军，是这样一些既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充满先进性的军队。在一九二七年之前，共产党员是允许参加国民党的，但却遭到了委员长的清除。这是为什么？热情的斯诺是带着无数的疑问走进苏区的 。这些问题包括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么娱乐、怎么恋爱、怎么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所说的那样是被共妻吗？这些至少有上万个疑问，成为重要的理由，促使斯诺发誓要亲自去看看 。

而对于历史来说，一切的质疑不过是回到常识的开始。

这本回答这些单纯问题的书出版后，《时代》杂志在一九三八年，长征结束两年，红军的名称彻底消失，被称为八路军的时候，用了几个版面，大方地夸奖了这个红色的政权。因为国共即将要开展他们的合作，狠狠打击越来越全球化的国际战争的敌人——日本。

歌德曾称历史为上帝的神秘作坊，在这个作坊里发生的磨盘转动的声音正在改变着我们的认识。任何伟大的故事的开端总是因为有着优异的敌人或者对手，有着众所周知的恩怨、党争、伐异、立场、主义、兄弟或者江山。

历史总是由两个人结成同盟，上演各种不同的戏剧。这两个人分别被对方称之为敌人，或者对手。毛泽东的敌人当然是当时强大的蒋介石，这也使这场戏剧的一开始显得有些非常不对等。一支流亡的部队，仍然没有形成的核心，处在边缘立场，多灾多病，没有任何还手之力的毛朱们。一九三五年的委员长兵强马壮，良将无数 ，精兵在手，拥有人民，政府还有亲政府的媒体。但故事的开始与结束总需要时间来给予点评，如果蒋从清党的开始，到一九四九年的结束，到离开这块他曾是主人的土地的过程就知道结果的话，蒋还会发动清党，杀害共产党人，拒绝无数次试图和解的共产党员们吗？如果是另外的写法，长征的结束与开始也就显得无足轻重，历史可能会以另一行诗句开头。

但这行诗的写法显然属于毛泽东的格律。

在这场从一开始没有开头，也不知道目的地与结束的时间，甚至不知道自己所进行的就是将是一次漫长的长征的时候，毛就在对手的帮助下，一步步地走到了我们可以瞩目的顶点……

茨威格在陈述他为何要写《人类群星闪耀时》的理由时称，“……在艺术上一旦有一位天才产生就会流芳百世一样，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旦发生，就将决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进程。就象避雷针集中了整个大气层的电流一样，那些数不胜数的事件也都往往挤在最短的进间内发生。那些平时慢悠悠顺序发生的事件也都往往压缩在这最短的时刻发生。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这段决定性的准确的话语定义得好极了。还需要补充的是，历史总是以悖论作为演讲的中心词。委员长帮助毛泽东成功地实现了在红军中的核心地位，他打败了一个个曾是毛的领导的人。然后把毛赶到了延安，一块遥远的边地。毛又用了八年时间，与大家静候日军投降，又用了三年时间，将委员长赶到遥远的小岛上。

这场博弈只能用历史的结果来评论。

毛曾很喜欢他的对手们。既使在蒋先于毛去世的时候，毛心中显然并没有忘记这位老对手。

据称他曾经静默半晌，无语。领袖的孤独感永远存在。其实许多人一直想知道这位委员长对于毛的看法。客观上，是他打磨甚至制造了毛的奇迹。历史其实只是一种猜测。蒋终生无法相信这个事实。他在台湾制造了一个经济奇迹，用忏悔之心。毛则用浪漫，又重新打造了一个新国家。

它真的在改变着民族与人类的命运。

一切的发生都在无意甚至被迫中。李德与他的助手决定进行长征。一切都在神秘中进行。毛泽东最初基本上是一个局外人，这场毛的好戏其实差一点并不是以他为主角。

那条路，一直在无意中决定着路线。在这条寻找生存之路上，毛与他的队伍们，一直在修整着自己的方向 ，仅仅两年，虽然付出了十多万人的生命，才决定了这条路的终点，或者起点，但决定了毛在历史中的方向。 如同西方人的历史观，他们只在寻找历史的方向感，而长征何尝不是三十年代一批隐在角落的人，正在发光的过程，正在寻找历史的方向感的过程。

而这个时代，西方人曾称之为中国的“黄金年代”。

20世纪的三十年代中期，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角色均已陆续登场，并且在文化上创造了一次繁荣。站在历史的某个部分看去，中国史上的黄金时代正在三十年代开端。文化奇迹，政治变迁、战乱、西方常识、英雄、汉奸、国难，上海、日本人的威胁，这一切如此令人目不暇接，奇迹与失败的声音如此交替，光荣与梦想，至少在那个时代令人恍如茨威格所描述的群星闪耀。这个奥地利人所宣称的“……我想从极其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回顾那些群星闪耀的某些时刻——我这样称呼那些时刻，是因为它们宛如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暂时的黑夜。”那些星辰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在闪现。

不是吗？

鲁迅，这个生气的医生。据称这时候给红军发了一封贺文。

胡适，国宝。他在创造着新的哲学。

梅兰芳在访问苏联。

李叔同（弘一法师）在弘扬佛法。

沈从文刚刚成名。

顾颉刚就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

傅斯年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视察殷墟最大一次的发掘。

邹韬奋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这本杂志发行量达20万份，打破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纪录。

陶行知主编《小先生丛书》。

徐悲鸿在苏联巡展。

丰子恺在杭州租了别寓。

阮玲玉主演了《人生》和《神女》，被认为是中国无声片时期表演艺术的高峰。

曹禺完成了他的三部重要作品《雷雨》、《日出》和《原野》……

梁漱溟、张元济、黄炎培、林徽因、梁思成、林语堂、冯友兰、齐白石、钱钟书、杨绛、巴金、吴清源、俞平伯、费孝通、陈独秀、傅抱石、张爱玲………………

仅列出这份漫长的名单就可以对那个三十年代鞠躬了。

没有任何人敢说自己已到过未来，如同那个鲁莽的美国人，他把去苏联当成人类的未来。三十年代的风尚中，纽约的知识分子处在对于莫斯科的集体想象中。而在中国，正在呈现思想的两个局面，一群人集体倾向纽约，另一群人，则视莫斯科为圣地。

这种传统使三十年代充满了矛盾与活力。纽约的思想与莫斯科的思想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未来的两种选择。

这种选择同样成为国家三十年代思想界与军事家们的主流生活。

但被斯诺称为“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在严密的新闻封锁中而与世隔绝。”但这支行进在路上的穷人们，却在寻找着中国的“历史的方向感”。

苏联来的顾问们显然不是这个方向的制定者。但美元也显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当然，也许有胆子大到对于历史乐观的人，会把去当时的先进的圣地莫斯科参观后所下的定义“我已去过未来。”在今天来看，也令人觉出历史的无情，当年的苏联现在化为乌有。但在当时的中国，前进的方向以及鼓舞民众与军队甚至在党的信心的支持中，也把这当成惟一的模板。

这些也许就是我们试图看清楚的三十年代。

那里面有红军。有他们进行的长征，也有中华民国。租借地。纽约来的投机者。苏联人。共产党正被国民党追击。一个放在统一的一张中国地图上的三十年代往事。虽然事实上，中国在三十年代被分裂了。红军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许多省并不在国民政府的管辖中。这个国家有苏联的社会主义者，也有德国纳粹的军事专家在帮助委员长。当然也有美国这个庞大身影。

西方开始进入这块即将也必将要发生巨变的中国的时代。只是历史还没有确认谁是中国历史真正的主笔。

过程永远都是谜语。

三十年代的描述如此。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每一代执笔者都更是如此 。被重复过千万次的真理称，历史就是当代史。每一代人都在按自己的需要完成历史，观照现实困境。七十年 ，几乎是下一个百年的倒计时，再三十年后，这些曾发生的事实，还会被记录或者被如何记录吗？

在所谓的“历史方向感”里，在所谓的全球化语境中，这条三十年代的行进路线，一支军队的红色色素，在历史地图中，我们仍然在努力确认它们的方位与经度。并且试图只是回到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