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之前有好几个月里，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蔓延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每个人都有一种感觉：担心要出事，却又不知道是什么事。在红色首都瑞金，更是看到各种人在办公楼里神秘地进进出出，气氛日益紧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新型国家，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次预演。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主席”的称呼自此始，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位置；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们都归中共中央总书记领导。1931年11月7日宣布成立的临时苏维埃中央政府有军事、外交、财政、劳动、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国家政治保卫局等机构，颁布了宪法大纲，有自己的银行、货币、邮票。中央苏区大体上有300万人口，其中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约10万多人。而由于还没设计出来国旗，红军的军旗被暂时用来做替代品。

红色首都瑞金经常开大会的祠堂，叶坪谢家祠堂，也是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旧址。如果没有说错，这里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大会堂。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里，中国共产党努力让工人、农民阶级当家作主，图为瑞金军民集会庆祝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时候的场景。

1931年11月1日，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在坐在长板凳上开会，这是中国工农民主政府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在场的有博古、徐特立、朱德、任弼时、邓发的，中间站立讲话的人就是毛泽东。这个如同农闲期间瓜前李下的场景，实际上他们谈的却是让人热血沸腾的革命事业。

长征前夕，来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对红军拥有实际指挥权力，他住在瑞金的一个四周都是池塘的“独立小屋”里。本来池塘都保持有四五十只鸭子，李德差不多一天要吃一只，负责养鸭子的农民每当池塘里少了一只鸭子就会按照惯例赶紧买一只补上。可是从1934年的9月份开始，附近的老百姓发现池塘里的鸭子越来越少，最后变成一只不剩，于是猜测红军总部马上一定会有大的行动。红军长征，最早正是李德的建议。不过在当时叫“突围”、“战略转移”。

由于苏区的广昌等地失守，李德认为红军打破国民党“围剿”已不可能，于是向博古——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建议红军应退出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到别的地方去。虽然李德实际上并没有把握能到什么地方去，但这个建议在博古的支持下亦得到了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1934年10月10日，伍修权还记得，他当时是李德的翻译，他们一起把最后一只鸭子做成了美味的香酥鸭块 。然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就跟随大部队正式转移。

这一天，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双十节”。当日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社论的主题是讨论当前国家面临的问题。它警告人们：天灾将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共匪趁机作乱，人们应崇尚仁义道德，戒酒禁舞，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同时社论又希望读者相信，乱世中之大幸是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共匪一年之内即可肃清，他们已四面楚歌，不得不用绳索把士兵拴在一起，以防逃跑，“共匪士崩瓦解已指日可待”。

此一日，48岁的蒋介石，亦在距离红军前线的最大城市江西南昌亲身督战。

此一日，毛泽东40岁，他身在于都，并被排斥出了核心的领导层，蒋也还没有把毛当成他最重要的对手。

“三人团”

这三个人，秘密决定了红军转移的时间、准备等重大事项，他们组成的“三人团”，是中央红军最高领导机构，其中博古和李德负责制定政治、军事方面的重大事项，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这个三人组合，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均有海外背景。

博古（秦邦宪）在红军长征出发时仅27岁，却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名义上的领袖，在这一年1月他被选为中共的总书记。博古身材中等，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很有学生活泼气。他是江苏无锡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里学习了四年，或许是因为表情总是在严肃中，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曾经称他为奇形怪状的黑面木偶。“博古主席”在苏区曾是很有力量的称呼。

戴着红军八角帽的周恩来，他曾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更早则在莫斯科学过军事，并在血雨腥风的上海和南昌起义中进行了实践。据说周恩来蓄须明志是为了抓住蒋介石。他有丰富的军事经历，1934年他已经36岁，是“三人团”中最年长者，也是脾性最好的人。周恩来还在法国和德国呆过多年。因此他和李德在沟通上问题也不大。

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此时34岁。红军长征之初，李德仍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举例时可以引用恺撒、塔西陀、拿破仑、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果断粗暴。李德从来没能意识到做一名中国人是什么滋味。他还经常喝咖啡、抽雪茄（只要能搞到这些东西的话）。他吃面包而不吃米饭，尽管有时不得不自己烤制面包。李德在中国最喜欢的娱乐是打扑克，长征期间的许多长夜他都是和博古以及两个翻译靠打扑克打发过去的。

青年时期的李德参加过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和德国中部的工人起义，1926年被捕，1928年越狱成功逃往苏联。1932年，实际部队经验只为伍长的李德作为共产国际派遣的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来到中国。1934年5月进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让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就是他指挥的。

王明

在苏联遥控红军长征的王明。红军长征出发的第二个月，1934年11月30日，王明在苏联莫斯科作《中国现状与中国革命》报告。之前他的左倾冒险主义使红军在苏区遭受到了严重的伤亡。长征结束后的第二年，1937年11月，王明由苏联回国，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这个总是提出错误思想的“28个 半布尔什维克”的首席代表，却因为主张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使他领导地区的革命事业又受到严重损失。

1938年长江局撤销，王明的书记职务也被免去。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他受到了严厉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王明主要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他参与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这或许是他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情。

1956年王明到苏联治病，从此拒不回国。上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他写了许多文章和小册子，先后撰写、发表了《论中国事件》、《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等书，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攻击毛泽东，攻击中国共产党。1974年3月27日病逝于莫斯科。

长征前夕的红军

事后刘伯承回忆长征出发，用的是“猝然决定”。而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史料披露，中央红军确实是将长征的时间提前了。

10月7日，红军从绝密情报中获悉了蒋介石将于10月下旬对中央红军实施铁桶计划。

这要归功于来自国民党内部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为了送这个关系到红军生死的情报，他化装成一个乞丐 ，敲掉自己的四颗牙，蓬头垢面，历尽艰辛才得以进入苏区，将从蒋介石庐山会议得来的情报送到周恩来处。获得情报的人是莫雄，他是一个对中国共产党友好的老同盟会会员。

在这个铁桶计划中，国民党将配备1000辆军用十轮卡车，快速运送作战部队，在瑞金四周构建起30道铁丝网，30道封锁线，形成以瑞金为中心、半径150公里的包围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红军几乎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李德立刻下达在10月10日出发的命令。李德最初给中央红军定下的出发目标是“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这在当时是一个最实际的目标。

但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红军的普通将士们，根本不知道部队要开往何处去。李德和博古把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以至于许多红军将领都是在出发前才知道这一决定，这个充满了普鲁士军事色彩的决议，深深地伤害了红军，没有人告诉战士，他们究竟要去哪里，去多久，去做什么，这使红军的士气受到影响。这种方法后来被批评为“军事神秘主义”。

唯一明确的消息，只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洛甫（张闻天）9月29日在苏区最大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的一篇社论，在文章中他隐约透露了中央红军将采取“新战略”：为了保卫苏区、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在某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密布，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

在这个紧张的气氛里，每天都是传来“作好准备，明天行动”的命令，红军战士们都默默而焦急地准备着。杨成武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二师四团，用了一个星期来研究部队战士补充及装备的补充问题。他们还按照命令招收了不少新兵。每个干部战士都发了一件崭新的灰色棉上衣，把枪支弹药、草鞋和粮食装备好，为了防空袭，背包上还插了一束树枝当伪装。就这样整装待命了好几天。

红军长征虽然是一次被动的而且目标随时改变的战略突围，但却并不完全是一个仓促的决定，在出发之前，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在做准备。1934年5月14日，各地红军纷纷接到通知，要求在5至7月招收新红军5万名。幸好当地农民对参加红军非常踊跃，到6月底为止，实际完成的人数达62269名，短短时间就超出了原定的任务，在9月份又接到新的命令，要求全苏区在9月间紧急动员3万新战士上前线，这次却太仓促了，到9月27日止，实际只完成了18204名。这些新兵后来被分到各师团，进行紧急军事训练。

这是一次如此巨大的转移，除了战备，还有各种物资，最高领导似乎要把这次转移视为一次大搬家。把整个红色苏维埃搬到安全的下一站。其中有一支部队叫中央教导师，是专门负责转移期间中央机关的保卫和重要物质的运输任务的，另外还从农村征调了5千名挑伕组成运输队，准备随军行动。这几千名挑伕将要挑起苏维埃共和国的大量财物——印刷机、纸币镌版、造子弹的机器、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X光机、满载文件资料的箱子，红军储备的银元、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电话设备、大卷的电话线入等等——这些东西里大件后来都在湘江和赤水河边扔掉了，并没有顺利带到陕北。

红军在路上要吃的粮食，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6月2日和27日曾有两次紧急指示，要求无论如何要在7月15日前完成24万担“借谷计划”。7月22日，又决定发动借谷60万担的运动。这些数字如果平摊给8万红军，平均每人都有10担。

地方对红军的支持几乎是全民动员。1934年9月8日《红色中华》报道：“福建胜利完成了借谷运动，完成75000余担。”以福建的长汀、汀东、兆征三个县为例，当时就完成借谷任务67717担，比原计划的59000担超额完成8000余担；为了保证红军出发时每人携带10天的口粮，把秋收时收获的粮食首先供应红军。

这是一次充满危险的转移，因此还需装备大量的武器弹药。为了满足需要，苏区政府临时扩大生产，并动员人们将留存的或拾到的子弹、弹壳、铜、铁等金属作价卖给政府，以做武器生产的原料。这些收购都有数据：从6月到8月的三个月间，共收到铜8.2万斤，子弹壳1.82万斤，子弹14万发。

此外，还发动苏区群众收集被毯2万床，棉花8.6万斤，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以上统统运往兵工厂加工，而所有红军的各兵工厂和军服厂都在加班突击生产。

还有药品，中央外贸总局两个月内突击采购了价值10万元的中西药品。中央财政部突击筹款150万元，还将过去保存的“秘密金库”的储备金全部取出，以备军用。

不管是仓促还是准备充足，这都是一次把整个苏维埃共和国挑在肩上的大搬迁。毛泽东后来嘲讽地形容：“就像大搬家一样。”而埃德加·斯诺则浪漫地称之为“整个国家走上征途”。

资料：先后出发长征的四支红军队伍

由于分别处在敌军的分割、包围之中，四支红军部队在举行长征时，起始的时间、地点各不相同，行程亦大相径庭。

第一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今吴旗县），行程达2万5千里，历时1年，经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省 。

第二支是红25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

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向西策应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1万余里，历时近1年半，曾三过草地，转战川、康、甘3省。

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至宁夏的兴隆镇、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2万余里，历时11个月，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宁、陕共10省。）

1934年，集结于湖南的国民党一部出发前的情景。红军转移湘西时，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司令， 指挥薛岳、周浑元两部负责“追剿”，又命陈济棠、白崇禧等部进入粤、湘、桂边堵截。

1935年，追击红军的国民党部队穿越湖南城镇，大批群众围观。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行动调集了顾祝同、陈济棠、何健等百万大军，配置了新购置的空中武力，分北、南、西三路，实行碉堡战术与经济封锁，同时向中央苏区和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三个地方发起总进攻。

1935年，国民党在临川至南丰的要道上设立碉堡。根据德国军事顾问团研究红军的战略战术，针对红军人民战争的特性所做的建议，国民党在作战区主要要道上广设碉堡，严格管制物资与人员的进出，目的在于切断红军利用农村群众组织进行补给，并步步为营，逐渐缩小包围圈，造成红军后勤与行动的困难。碉堡常筑于汽 车路之两旁、重要路口及路旁之山巅。用石及砖造成，有方形或六角形不等；大小不一，有排堡、连堡及营堡 。平日守军居于堡内，有步枪、机关枪枪洞，可以向外射击。出入碉堡只有一小门，遇有红军进攻，守碉兵士即闭门固守，向外射击。此种碉堡对红军军事行动妨害甚大，故红军在冲破国民党军的每一道碉堡线都会拆毁它们，而守碉兵士平日扰民甚深，红军一到，当地民众也纷纷群起而拆毁之。

带有疑点的长征出发地和时间

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和地点，中共党史界有多种不同的看法。目前看来最科学的一种说法则是从军事出征的共性特征入手，从队伍集结开始计算，得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确切时间和地点：

1934年10月7日开始，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分别从江西的兴国、石城和福建的长汀撤出防御阵地向于都河（即贡江）北岸集结。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从瑞金的梅坑、田心、九堡等地向集结地开进。至15日，各部队在于都河北岸集结完毕，并进行了时间不等的休整和人员、粮食、物资、武器、弹药的补充。10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各军团和军委直属部队8.7万余人渡过于都河，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通常都认为1934年10月10日是红军总部长征的出发时间，但经核实史料，10月10日晚，红军主力还在兴国、石城、宁都等县，瑞金、于都境内根本没有红军主力，最早到达集结地的红一军团也是在10月11日晚到达于都的段屋、宽田地域。10月10日晚是党中央、中革军委所在队伍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向集结地于都河北岸开进的时间，而不是长征出发的时间。

实际上，长征出发地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整个中央根据地 （范围包括于都、瑞金的全部，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的一部分以及赣县、安远同于都的交界地区）都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但对于整个红一方面军，总的主要的出发地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总的集中地——于都。红军主力在出发前集结在于都河北岸，较之于集结在瑞金附近显然更有利于隐蔽，不易被敌军发现。而且，当时红军已和粤军首领陈济棠秘密谈判借道，于都正处在粤军让路的位置。

1936年编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有一篇《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首页一开始就是10月16日长征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里程也是从于都开始计算的。

1934年10月16日晚上，中央红军主力夜渡于都河的时候，于都县城的居民，包括周围的老百姓，都自动赶来送行。于都河两岸，站满了送行的老百姓，这是真正的骨肉分离，10万人的红军，大多数均来自赣南。

时为红军前二医务所卫生班长的钟明回忆说，“人太多了，我们当夜抵达，排到凌晨才过河。一长溜一长溜的队伍，全都不认识。”在夜幕下，605米宽的于都河面七八十艘小船搭起一座浮桥，挤挤挨挨的人影一个接一个往前走，静得悄无声息。

这是一次严格保密的军事行动，老百姓们不知道部队要到哪里，只知道自己的亲人要出发到远方打仗去了。因为是夜晚渡河，行军部队都打着火把，送行的人也打着火把，依依不舍地唱着《十送红军》。

《十送红军》，这是一首当时广为流行的江西民歌，后人都以为它是专门为红军长征撰写出来的，而实际上它歌唱的是1929年底毛泽东和朱德率领下的红四军在第三次围剿中撤离井冈山时的情景。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军委、红军总部撤出瑞金的标准时间是1934年10月10日的傍晚5点。当时离开瑞金的地点有五个：马道口、梅坑、田心、洋溪、九堡。

尽管是整个苏区核心机构的转移，但出发的时候并没有办法讲究形式，非常低调。第一个行军方向的箭头 是在“马道口”用白石灰画下的；其他几个出发的地点当时都没有吹号，只有“梅坑”出发时吹过三次号：第一次是“准备”；第二次是“集合”；第三次是“出发”。

中共党政军领导干部的走留

名单由博古负责；中央各部门走留人员名单，由各部门党政负责人决定后报“三人团”或者中央书记处审批。但博古等人在确定中央高级干部的去留名单时，带有很强烈的宗派倾向。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将一些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认为有“右倾”错误的人给留了下来。起初他们连毛泽东也不想带走，在周恩来的力争下才没有实现。

因为工作需要而留下来的人员主要有：项英，梁柏台，刘伯坚等人；有些是因为患病或负伤而留下来的：如陈毅，陈正人等。当时受命留下来的陈丕显后来回忆，留下来的人只有十分之一能幸存。

瞿秋白，这个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者之一、理论家、著名的文化人，当时正担任苏区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长及《红色中华》报社长兼主编，已患有严重肺病，曾请求随军，他受到其他领导人的排挤，没有得到批准。瞿秋白于是把战马送给了年岁已高的徐特立，把自己的长衫送给了冯雪峰。5个月后他在长汀梅径岭被捕，终被杀害。

毛泽东比中央迟出发了两天。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和他的警卫从瑞金附近的于都出发。他为长征准备的行李是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他被安排与洛甫（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与第二野战纵队随行。毛泽东此时正身患疟疾，出发时身体还处在半恢复状态，面带菜色，精力很差，情绪也很低沉。

这是一次静悄悄的行动。这是一支蜿蜒而行、前后长达六十英里的庞大而杂乱的队伍。国民党当局并不具体掌握这次战略转移，在1934年的中华民国里，也许只有江西瑞金的相关民众知道这个行动，外部社会上基本无从知晓。

当时整个世界对中国时局的了解也是恍若隔世。例如在美国报纸《纽约时报》1934年10月整整一个月的新闻中，就没有一则中国新闻，没有一处提到蒋介石，更没有一处说到红军。直到11月9日，《纽约时报》才在一篇不起眼的报道中说，有四万共产党军队撤离了被封锁数月的江西和福建，此时正在西行途中。“他们沿着粤汉铁路两边的湖南边界行进，在一个一百英里长、十二英里宽的地区大肆抢劫。”全文仅4行，登在第6版。

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知道长征已经开始。

毛泽东语录

这时期（指第五次“围剿”），我们铸成了两个大错。第一是在1933年“闽变”时，未曾与蔡廷锴的军队密切联合；第二是采取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放弃以前用计诱敌的策略。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要想与占优势的军队作阵地战，在这方面，无论在技术上或精神上，红军都非所长。

因了这些错误和结果和新策略，加以在数量上、技术上远胜于红军的军队，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企图改变它在江西的生存条件，因为它很快地恶化起来了，而当时民族政治的情势也影响了我们到西北活动的决议。

在日本侵略满洲和上海之后，苏维埃政府早在1932年2月就和日本正式宣战了。自然，这种宣战，在当时是不能发生效力的。……在1933年，苏维埃政府就宣布它情愿根据三个条件和任何军队合作，这三个条件是：停止内战和对苏维埃及红军的攻击；保障群众结社、集会、言论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武装人民对日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