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红军病历

红一军团13师师长陈伯均肠胃不舒服,他在日记里记了治疗的方法,由于还是长征初期,医药充足,他注射了两针的预防疟疾的药,吃了6个泻丸,还有一盒百合粉和牛乳。不过到了后来,再犯病的红军战士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在艰苦的行军、频繁的战事中,红军的伤员不断增加。1934年11月3日,陈伯均在日记里记下“途中敌机两架大肆骚扰,并掷弹十余枚,我伤四人……这几日因久治不愈,而致命故不下十人。”他还提到“行军卫生太差,沿途粪便狼藉,污秽不堪,对我之健康实有很大防碍,这的确是须要即起纠正的一件大事。”

长征越是进行到后面,红军的药品、医护用品就越是匮乏:没有纱布,只好用厚纸代替,裁成窄窄的小条;仅有的绷带剪成大小方块,只够包在伤口处,外面用纸裹好;战士们、护士们腿上裹的绑腿都变成了绷带。

陈伯均的脚因为过去负过伤,到1934年12月已经不能着地了,两个月的剧烈行军,被医生诊断为骨膜炎,只能坐担架。他在担架队里遇见了聂荣臻,后者因为爬山脚被刺破感染化脓。

长征开始后三天,胡耀邦便患了疟疾,一个多月才康复。他后来回忆说自己能够活下来应归功于担架和良好的医疗。

1935年5月,胡耀邦再在遵义被国民党的飞机炸伤,被送到天主教堂的野战医院,在那里一个叫王彬的医生给他动了手术。胡耀邦认为王彬是红军中最好的外科医生,王彬曾就医国民党部队,是一位少校军医。但这样的人在红军部队里非常稀少。

长征途中红军许多高级军官都有负伤或患病的记录,除了上面的几个名字,还有罗明、钟赤兵、张云逸、张宗逊、文年生、李寿轩、白志文等等,包括长征途中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暲自己也是经常咳血、胃痛。而毛泽东、王稼样在长征一开始就带着病体出发,周恩来更是差点命丧草地。长征快要结束时,邓小平也得了很严重的伤寒。这些人因为患的病比较严重,才得以记载下来。更多的小病小痛以及因战斗负伤的则不计其数。

据在长征期间担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护士的张云回忆:行军当中,医院、卫生所没有敷伤口的软膏,就只好熬开猪油代替;好多伤员伤口发炎溃烂、化脓生蛆。由于缺医少药,一些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限于条件,当时对病患的治疗都是简单的方法,例如患感冒就是喝辣椒汤,外伤则是用盐水清洗,得了痢疾就研点鸦片内服。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医疗条件简陋,缺乏医术熟练的外科医生和化验仪器药品,无法用输液输血的方法抢救失血过多的危重伤员。于是只好到乡村山间寻找老中医来医院治病救人,这是经常的事。

李耀宇当年曾在巴山腹地王坪的临时红军总医院参加过护士训练班,他在自己撰写的《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文章里这样描写过医院里的场景:

“当时,一般的疾病主要靠中药治疗。有伤病员发作腹痛,浑身大汗,呼天抢地是叫唤。老中医让护士赶紧研磨墨汁,又找来一颗步枪子弹,拔去弹头,把弹壳里的火药倒进墨汁,马上给病人灌服。一会儿,闹病的伤员就从竹床上爬起来,抹一把脸上的冷汗,咧嘴一笑,好了,肚子不痛了。”

“红军总医院里二百多名十多岁的小护士,身穿五颜六色的各式衣服,以瘦小的身躯,每天承担繁重的医护任务,为伤病员打水打饭,洗衣擦澡,采药制药,运柴运粮。医院里唯一的白颜色是晾晒在竹竿上的白纱布 。纱布条上的血痕斑斑点点。”

“为了解决药品和医疗器械缺乏的困难,红军总医院通过几种渠道开辟来源。一部分依靠白区地下党组织购买,秘密地运进根据地,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交通阻塞,数量较少;另一部分药品和器械要依靠红军在战场上的缴获,但数量也是较少;主要的来源是靠总医院医务人员自力更生,试制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最初 ,麻药奇缺,给伤员开刀时,几乎没有麻药,只能凭伤员的忍耐来强行实施手术,后来用白酒和漂白粉混合通过蒸馏制成一种麻醉剂,效果较好。红军总医院还用大烟土为原料,制成镇痛片、‘救急水’等药品。”

“医院不仅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就连一般用的卫生用具也没有,没有尿壶,医务人员就用大楠竹筒做成‘夜壶’,给伤病员当尿壶。每天早晨护士们把伤病员用过的楠竹筒抱出去倒掉,再冲洗干净。……当时的医护条件很原始,医院里每天都有伤病员死亡,山坡上柏树和枫树下,天天堆起十几座土坟。”

而另一种死亡则更让人心酸。由于长征途中部队规定不能多吃,红军战士长期过着的饥饿生活,没吃没喝,胃已萎缩了,在宿营地里一下子吃硬饭,或者吃得过多,都有可能被撑死。不少红军就有因为吃多了被撑死的,疼得在地上打滚,那场面很吓人。

长征途中,有几个女同志还经受了分娩的痛苦和磨难。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性。她在江西苏区时就已怀孕,长征出发时本没有她,她是怀着身孕偷着追上红军长征队伍的。爬过老山界后,曾玉就生产了。当时没有吃的,只能喝豌豆苗熬汤。

在长征路上生产分娩的还有贺子珍、陈慧清。贺子珍产后不久即遇到了一次空袭,一颗炸弹正好落在她身边爆炸,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后来去世,脑颅里仍残留着几块弹片。

长征常见病症

腹泻、食物中毒、红眼病、疟疾、疥疮、腿部溃疡、雪盲症、 便秘、胃病、伤寒、咳嗽、肺病、伤口感染、高山病

重病例

肝脓疡:患者周恩来

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时,周恩来高烧不退,直到昏迷。由于得疟疾的人很多,一开始周恩来是按疟疾治疗的,但症状始终不消。后来才确诊为肝脓疡。在长征中,做穿刺、开刀都不具备条件,只好用冰敷。战士们跑到60里外的雪山上取来了冰块,敷在他的肝区上方,控制炎症不再发展。为了防止溃疡部位化脓穿孔引起腹膜炎,用了些口服药。

周恩来三天中粒米未进,排了半盆绿色的脓,才慢慢好起来。此时生病的邓颖超坚决要守护在周恩来身边。过草地时,周恩来还是不能动,坐担架走。邓颖超就骑马跟在他后面。

过草地的七天七夜中,周恩来又发过一次高烧,当时仅有的一支退烧针给他注射后,烧也奇迹般退了。邓颖超则在过草地的第一天遇险,因为骑的马惊了,她掉进了沼泽地。当时周恩来的担架已经走过去了,邓颖超躺在沼泽地里,直到后边来人才把她拉了出来。邓颖超此前也患了肺病,不时吐血在地,长征的大部分时间她也同样是在担架上度过的。

红军的第一个红色医生——傅连暲

长征期间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暲。他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1926年读了瞿秋白所著之《新社会观》,受到影响,因此同情革命。1932年秋天,毛泽东在福音医院老古井病房疗养达4个月之久。傅与毛朝夕相处。而之前他救助过南昌起义的伤员,还为全体红军将士接种牛痘,预防天花。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最终他成为了红军的第一个红色医生。

1933年初,中央红色医院正式成立,傅连暲当院长。长征开始后,傅连暲主动申请参加,尽管此时他自己已身患肺病、胃病和痔疮。后来他被编入代号为“红章”的中央纵队。由于傅连暲不会骑马,红军特地为他准备了一顶四人抬的轿子,于是傅连暲成了惟一一个坐轿长征的人。不过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时,由于轿子目标太明显,山路太狭窄,队伍太拥挤,就把轿子换成了马。

在湘南的行军途中,不擅骑行的傅连暲曾连人带马跌入水流湍急的深河中,被战士救起,所幸只受了点轻伤。还有一次在过西康夹金山时因空气稀薄昏迷不省人事。

在长征途中,傅连暲拖着瘦弱的病体,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办起了医务人员培训班,自己编写讲义,自己讲课,紧急培养了一批医务人员。途中药品用完后,傅连暲便利用基督徒的特殊身份,在沿途的教堂中找药,解了燃眉之急。

1936年在宁夏的同心城,傅连暲和红四方面军女战士、医务训练班学员陈真仁相爱并举行了长征途中最浪漫和热烈的婚礼。朱德等领导人以及美国马海德医生均前来祝贺。但婚礼正在进行中,突然接到总部急行军命令,部队连夜紧急出发,因为胡宗南的部队从南面追上来了。建国后傅连暲继续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看病。但到了1968年,依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