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夕，在瑞金曾有一次特殊的体检。这次体检是专门针对女性红军干部的。由于预料到未来突围转移，将面对非常艰难的战斗环境，考虑到妇女的体质问题以及精炼队伍，将100多名参加体检者刷掉一大半，只剩20多名女红军合格，加上免检的几位在中央机关和军队工作的领导夫人，中央红军最后统计有30名女红军被批准参加长征，而其中客家女性有12人。

这30名女红军中完整走下长征的人都成为了军队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比起众多的男性红军来讲，她们幸运得多，因为她们每一个都清楚地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即使是最普通的身份。

中央红军的30名女红军

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周恩来夫人）

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蔡畅（李富春夫人）

中央局妇女部长：李坚真（与邓振询结婚）

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刘英（后为张闻天夫人）

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刘群先（博古夫人）

前线司令部指导员：康克清（朱德夫人）

军委机要秘书：贺子珍（毛泽东夫人）

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金维映（李维汉夫人）

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钱希钧（毛泽民夫人）

苏维埃中央政府艺术局局长：李伯钊（杨尚昆夫人）

福建省委妇女部长：邓六金（后与曾山结婚）

兴国县妇女主任：危秀英（后与钟赤兵结婚）

粤赣省委妇女部长：刘彩香（长征途中与毕占云结婚）

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李桂英

闽粤省委书记：陈慧清（邓发夫人）

中央党校学员：吴富莲

少共中央青妇干事：王泉媛（在遵义与王首道结婚）

军委总卫生部兵站医院政委：周越华（贺诚夫人）

红军大学教官：丘一涵

红军大学教官：吴仲廉

中央妇女部秘书：甘棠（又名阚士英）

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工作员：谢飞（后来成为刘少奇夫人）

少共中央巡视员：廖似光（凯丰夫人）

少共中央局干事：肖月华（李德夫人）

闽粤赣特委组织干事：谢小梅（罗明夫人）

苏维埃大学学员：钟月林（后与宋任穷结婚）

中央机关合作社主任：杨厚珍

军委二局报务员：李建华

中央政府办公厅秘书：危拱之

女红军：曾玉（未被批准随队转移，自己跟着丈夫一路到遵义）

他们是战士，而不是女战士。

当时红军中关于性别的外在区分是很不明显的。那时候女红军都穿着宽大的军服，几乎看不出女性的特征。有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女红军在长征中的情况：1935年，红军到达甘肃小镇哈达铺，当地妇女见到长征中的女红军都万分惊奇，不敢相信眼前这些短头发、穿军装、皮带上挂手枪的人真的是女人。后来把女红军带到家里，仔细端详，摸摸她们的胸脯，跟着她们去茅房，才消除疑虑。

长征途中打仗自然是男红军的主要任务。女红军只有在遇上特殊危急的情况下，才要打仗。但她们在长征路上的各种琐碎的任务很多，看起来一点都不比男红军轻松，并且，同样也会是遇到生命危险。

女红军的身份一般是“工作队员”或“政治战士”（这个称谓在长征初期非常流行，后来却不常使用了）。女红军把自己的工作形容为“走前走后”，通常是：前一晚了解部队第二天的宿营地，然后早起提前出发，提前到达目的地，筹备好粮食，请好民夫，这就是“走前”。

但并不都是顺利的时候，例如提前到了目的地，但当地群众却躲起来，把粮食密藏，女红军虽然完成了行军任务，却没有完成工作任务。于是又得想办法去寻觅躲藏的群众，费尽口舌动员他们为红军当民夫，如此来回折腾，反而累得还要走在队伍的后面。这就是“走后”。

如此“走前走后”，每天就要多走出一二十里路，加上要走许多弯路、回头路、冤枉路，她们也无奈地形容自己其实是“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

作为“政治战士”，女红军除了—路上扩军、雇请民工、民夫，跟随担架外，还要做经济工作：打土豪和筹粮筹款。粮和款是行进中红军的命根子，那么多战士要吃饭，而粮食除没收、征收土豪之外，还得用钱购买老百姓的粮食才能尽量满足要求。这种经济工作也就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女红军们把这变成了现实。她们每到驻地，在安排好伤员住下后，便要马不停蹄去完成这些神圣而紧迫的任务。而这时正是人们最累最想休息的时候，而她们却没有。

这支人数不多的红色娘子军随着大部队继续前进。她们顽强、坚毅，有着惊人的内在力量。她们给自己提出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当时红军的规定是把生病、负伤，实在走不动的红军，每个人给8块光洋，寄在百姓家里。“不得八块光洋”，就不能掉队，不能负伤，不能生病 ，这几条男红军做到都不容易，对女红军来说则更增加了难度。

中央红军的30名女红军，除了3名同志因为各种情况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27名同志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有几位女红军在长征途中产生了爱情，完成了婚姻大事。甚至有3名女红军贺子珍、陈慧清 、曾玉在路上生产分娩。留下了红色后代。

草地夫妻的星期六制度

虽然红军有女性，也有少数几对夫妻，但革命的自律与艰苦的环境，在长征中并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两性关系问题。这首先是因为，红军行军途中接触女性的机会不多，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在主力部队中也没有多少女红军。红军在男女交往方面有严格规定，而志同道合和患难与共在当时是所有红军战士的最大的精神支柱。据说当年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时期，为了顾及群众影响，也很少一起散步，一次毛泽东出远门，要求贺子珍送他，但在路过红军医院时，毛就独自先走开，到前面再等贺子珍。

正是制度、无知与精神三者使长征着的这个群体对于性的意识颇为朦胧。根据傅连暲的估计，当时有百分之九十的红军未曾有过性生活经历。例如有个叫危秀英的女红军，有次她和一位年轻的男红军一起趟水过河，他看到她的大腿上流下的经血，万分惊慌，还以为她受伤了。性只在少数结婚了的红军干部们之中存在。

采访过朱德的海伦·斯诺报道说，在长征初期，确有强奸的问题，后来严明了纪律，才得到控制，强奸犯经军法审判后当场处决，从此队伍再也没有出现这类恶性问题。

女红军刘英当时尚未与洛甫（张闻天）结婚，她回忆说，长征期间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如她和张闻天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一起生活，有时在同一张床上睡觉。但他们都不脱衣服。“敌人离得那么近，我们又是那么累。我们找不到睡觉的门板，精疲力竭地一头倒在草堆上便睡着了。”

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没有与其丈夫一道行军，这是红军的规定。自从井冈山时期以来，红军中夫妻之间“星期六晚上见面”的规定一直在执行。除非是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顾丈夫，这条特例后来在邓颖超和周恩来夫妇过草地时应用过一次。

不过长征队伍中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朱德及其23岁的妻子康克清。在长征中，他们几乎一天没分开过，康克清的身份除了是朱德夫人，她更是一名普通女红军、优秀的射击手，身带两枝手枪和一枝毛瑟枪。有时她肩扛三四枝步枪，帮助劳累的战友。

作为女性的本能，长征结束后女红军们的回忆不约而同都与卫生问题有关系，例如虱子。由于行军紧张，卫生条件差，经常不洗脸、不洗澡、不脱衣睡觉，住处也不定，老百姓房子、草垛、墙角、野外，什么地方都睡过，女红军的头上、身上长满了虱子。

女红军钟月林有一件旧毛衣，白天晚上穿在身上，有时睡草地，有时睡房檐，惹上了一毛衣虱子。饥饿的虱子在她身上咬烂了好几块地方，红肿刺痒。在贵州猴场休息的时候，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让她把毛衣脱下来，放进脸盆里去煮，煮了1个多小时，结果脸盆里漂起了一层白碴碴的虱子尸体。毛衣破洞里尽是一堆堆的虱子蠕动着，看了让人汗毛都要竖起来，捉了半天也捉不干净。干脆把毛衣在火堆上不断地抖，虱子“扑扑簌簌” 掉进火里，烤出一股芝麻香一般的焦味。

由于女红军身上的虱子多，休息的时候，姐妹们便围在一起互相捉头上的虱子。捉虱子遂成了一种乐趣。后来觉得捉虱子太费事，有人索性就剃成光头。邓六金学过理发，她便施展自己的技术，教会了大家理发。开会时，调皮的小伙子会搞突然袭击——一把将她们头上的“遮羞帽”掀掉，然后连声叫道：“尼姑！尼姑！” “欢迎尼姑革命”，气氛非常有趣。

长征途中的女红军，利用自己的文艺特长，载歌载舞给疲劳的战士带来许多欢乐。

农民出身的女红军王泉媛天生是个会演戏的人，她曾扮演贵州省长、军阀王家烈，戴着礼帽、墨镜，拄着文明棍，自演自唱，惟妙惟肖，很受战士欢迎。

草地婴儿

据刘英回忆：“长征开始时，贺子珍已有身孕，她生下孩子后，只得把孩子留下，没有别的办法。部队在行军。这样做很惨，但在那样一种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考虑个人的感情了。”贺子珍是在川黔交界处分娩的，一生下来就送走了。这个毛泽东的女儿，解放后曾经大规模寻找过，却一直没有找回来。

长征途中，妇女无法照料孩子。刘英说，听起来可能很残忍，但他们不得不把孩子托给别人或扔掉，这样她们觉得还好受一些。扔掉孩子就象扔掉装备一样。

长征中，遇到这种可怕困境的妇女不光是贺子珍。负责指挥红四方面军妇女团的张琴秋也有同样的遭遇。她的丈夫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政委。她也生过一个孩子，留下来给了别人。青年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的妻子廖似光也是如此。他们把孩子留在一户农民家里。起初，这家农民不愿收养，最后还是被说通了。六军团司令肖克的妻子1936年初怀孕了。当时六军团正在前往同第四方面军会合的途中。7月初部队正过草地，专门用布为她围出一块露天空地生产婴儿。肖克回忆道：“生得还相当顺利。一两天后她又骑马行军了。”她和孩子平安地到达了延安。孩子成了有名的“草地婴儿”，很受大家的宠爱。

怀孕是最苦的。有些妇女说，在长征途中怀孕堪称最大的灾难。挺着不断胀大的肚子日夜行军可不是闹着玩的，骑在马背上也一样不好受。孩子生下后又得扔掉，……她们无论如何要坚持继续工作下去。

神秘的红军独立师

除了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的30名女红军，在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则更令人瞩目。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是红军规模最大的女兵部队，兵力近3000人。她们除了担负着新占地区的治安、政治动员等工作，也担负向前线运输物资、救送伤员、押运俘虏的任务。在兵力不足时，她们还屡次被作为野战部队投入战斗。

在红军女战士队伍中，有一位年仅11岁的小姑娘，她因为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而把名字留入史册，她就是王新兰。王新兰被分配到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她常常身背一条线毯、腰别一把横笛，手拄一根木棍，一路歌唱、吹奏为大家鼓劲。

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有一次非常神秘而传奇的战例：1935年川军刘汉雄部偷袭苦草坝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独立师师长张琴秋带领500女兵和300伤病员，与可怕的敌人周旋。这些贫弱的女人，竟然用心而不是武器，使川军在阵前倒戈。一时间全川为之震动。当时的媒体《蜀笑通讯》和《中国论坛》都登载了“五百农妇缴一团”的奇闻。而国民党的一些报纸则把红军女将领张琴秋说成“精通五国文字”、“能文能武，不下马可以写文章”的能人。

1935年初，红军在川东北建立了历史上建制最大的妇女部队——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由她任师长。长征途中，张琴秋改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其后在西路军任组织部长。

不过这支女红军的部队命运惨重。经过长征途中的各种战役和伤病等损耗，妇女独立师的人数减少到2000人左右，于是缩编为妇女独立团，1936年10月参加了红军战争史上最为惨烈的“西路军”之战，妇女独立团最终在祁连山全军覆没。红军的西路军向新疆远征途中，张琴秋已临近分娩，但仍在担架上指挥总部机关作战。在骑兵的包围中，孩子出生在戈壁滩上，她也因产后失血过多昏迷而被俘。

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中央军委根据红军时期的经验教训，要求不再建立单独的妇女部队，红军时期的女兵作战建制单位在人民军队历史上就此成了空前绝后的篇章。

苏维埃夫妇

以下33对夫妇，有在长征时就已经是夫妻的，有的则是在后来结为伴侣。长征时期的的红军中清教徒色彩浓厚，战士未经批准不得结婚，干部和军官须得获准才能结婚，但并非轻易就可以得到批准。朱德与康克清是红军途中唯一一对住在一起的夫妻。但康克清对朱德的义务似乎主要在警卫方面，她从来没有在家庭主妇的意义上照料过朱德，因为有警卫员做这一切。

毛泽东+贺子珍

周恩来+邓颖超

朱德+康克清

任弼时+陈琮英

董必武+何莲芝

罗荣桓+林月琴

刘伯承+汪荣华

刘少奇+谢飞

张闻天+刘英

李富春+蔡畅

谢觉哉+王定国

杨尚昆+李伯钊

李维汉+金维映

宋任穷+钟月林

毛泽民+钱希钧

邓发+陈慧清

邓振洵+李坚真

徐海东+周东屏

萧克+蹇先佛

毕占运+刘彩香

周子昆+曾玉

甘泗淇+李贞

朱良才+李开芬

曾山+邓六金

罗明+谢小梅

贺诚+周越华

傅连璋+陈真仁

晏福生+马忆湘

何克全（凯丰）+廖似光

秦邦宪（博古）+刘群先

毕占云+刘彩香

王首道+王泉媛

李德+肖月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