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五、1931年9月13日 08、战争动员令已悄悄下达
这一天,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偕参谋板垣、田原等一行50余人由旅顺抵长春,检阅第二师团及独立守备队并训话,要求日军服从命令,尽保卫日本在满洲利益之天职。
这是一次临时安排的检阅。实际上,本庄司令9月13日检阅部队的行动,只不过是一系列检阅部队活动的一部分。从9月7日开始,本庄司令官就率领板垣征四郎高级参谋、石原莞尔作战主任参谋等,对关东军驻扎在满铁沿线的部队,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检阅:7日晨从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出发,视察了驻大石桥、海城、鞍山、连山关的日军;10日至沈阳,视察部队并听取特务机关员花谷正少校的报告,会晤了林久治郎总领事;11日,由沈阳至铁岭;12日,来到日军独立守备队司令部所在地公主岭,视察了独立守备队司令部、守备第一大队、骑兵第二联队;13日,本庄一行从旅顺出发,第二天抵长春检阅了驻在部队的紧急出动和登车演习,以及由旅团长统裁下的图上战术演习;15日,本庄返回沈阳,当天他巡视了第29联队和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并观看了驻在各部队的夜间出动演习;16日上午,又检阅了第29联队的装甲汽车队和山炮队的演习;午后,本庄来到了辽阳,第二天,观看了部队的图上战术演习和出动演习。
本庄繁司令虽比他的前任——菱刈隆大将年少5岁,可当年也是55岁的人了,在短短的10天时间里几乎跑遍了关东军在满铁沿线的主要军事据点,是非常不寻常的一件事。
1931年8月间,本庄繁中将替代了菱刈隆大将,成为新任关东军司令。本庄的新角色只是一次例行公事的产物,还是肩负着日本最高当局的秘密意图呢?无论如何,做过张作霖军事顾问、被称为“中国通”的本庄,会比菱刈隆更熟悉东北的情况。
8月初,本庄参加了日本陆军中央部举行的主要由师团长一级的军官们参加的军事会议。在日本,师团是陆军最高一级的编制单位,师团长则是最高级别的带兵军官,一般需由具有中将军衔的军官担任,地位十分重要。会议期间,本庄曾仔细研读了一个叫做《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的绝密文件。文件主要内容是:以外务省当局的交涉为主去缓和张学良政权的反日运动;如反日运动激烈时,则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采取军事行动时所需兵力及其行动指挥问题由参谋本部拟订方案;与内阁会议和外务省当局加强联系,使国内外了解满洲反日实况,采取周密措施谋求国内外对未来军事行动予以支持或谅解,这些措施务求于一年以内生效。这份文件是六七月份才新出炉的,上面似乎还残留着日本狂热军人的激情,这让已不年轻的本庄备受鼓舞。
临赴中国上任前,本庄上书日本陆相南次郎大将,陈述了自己的“工作思路”:为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的一等强国,“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俄国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尚未达到之前,确实占领我三十年经营之满蒙”,使其“与我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可以说,本庄对解决所谓“满蒙问题”,也可以理解为武装占领中国东北是持积极的支持态度的。
按日本陆军中央部的本意,此时派本庄到中国东北去替掉菱刈隆,是要给屡生事端的关东军派个新头去,以削弱这支军队的行动力。可是,与其前任相比,本庄在东北的“工作思路”更激进,更敢于为少壮军官的大胆行为撑腰,并且在上任之前,就已与驻朝鲜军司令林铣十郎讨论过日本的蒙满方针,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日后,当关东军发动事变时,如果没有驻朝军的支援,以关东军的兵力是无法展开在中国东北全境的军事行动的。历史的进程,就往往是这样吊诡。
本庄上任后,先是听取了三宅光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高级参谋关于“满蒙”情况的汇报。之后,他于9月1日,向关东军全体官兵发出了如下训示:
兹当本职拜受关东军司令官之大命,就阃外重任之际,……按时满蒙之情势渐趋危急,不容一日偷安,我关东军之责任实属重大。本职深所期待者,惟愿依赖我精锐将士,戮力同心,共效匪躬之节,以应付多变之局,致力于伸展国运之大业。
如果说这个训示尚有不少场面官话、意图还不甚明显,那么把它和半个多月后,本庄完成了对关东军的视察后又作的训示放在一起,就能看出其中的奥秘所在。在这篇训示中,本庄先是总结了视察中发现的部队的优缺点,说了下面这段话:
要之,由于师团长之适切领导及将卒之奋勉,各部队虽驻扎日浅,但作战准备却有稳步之进步,士气亦极旺盛,此为本职最为满意者。现今,满蒙情势日益不安,尔等切勿偷安,万一事件发生之际,各部队应主动采取积极之行动,要有务期必须的决心与准备,不可些许失策。
显然,说这是一篇战前动员令并不过分,只是,它是以婉转、晦暗的形式下达的。
9月1日,就在本庄完成到任后的第一篇训示的上午,他听取了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关于作战方面的意见,还不解渴,晚上又叫来石原,进一步听取他关于解决“满蒙问题”的意见。一个是日本在华最强驻军的最高指挥官,一个是日军中国问题的“智库”,二人谈得很是投机,不知不觉中东方既白。
经过实地调研,尤其是与石原、板垣之类的参谋们谈话后,本庄对自己以及关东军在中国的使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9月3日,本庄作成《对驻扎师团长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的谈话事项》一文。首先,他认为当时中国国内的排日情绪甚嚣尘上,且中国政府有意纵容、支持甚至是组织民众这么干,所以“窃以为最后解决之时期正在临近”。其次,他判定说在中国军队中,轻侮日本军队的情绪正在蔓延,有人故意鼓吹排日思想,所以“难保不对我采取挑战之行动”,所以“终将引起日中军队正面冲突”,日军应有重大决心抗击之,第一线军队“在任何情况下,亦不应陷于被动,应毅然执行其任务,切莫丧失国军之威信……”。第三,解决满蒙问题,应“捕捉前述之良机,决无争议之余地”,表明采取军事行动的断然决心。第四,认为政府之所以迟迟不能下决心,“在于国内舆论尚未达到此种认识”,但是,要提高国内舆论的认识程度,不能靠等,而是要“向国内介绍满蒙之真相最为必要”。最后,本庄提出了一个在日本国内为战争造势的局面中,军队不出头,而是在背后暗自操纵的策略:
目下,以中村事件为时机在各地所举行之演说会,对普及满蒙问题之认识及一般国防思想,收到相当之效果,此固为我军之谅解下所进行,然而,在表面上应称作与我军全然无关,否则,反而会有减少效果之害……
在这一篇可以称做本庄繁版的“形势与任务”的讲话稿中,充斥着虚构的中国威胁论、战争论和阴谋论,其观点与处心积虑地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军少壮军官们,已称得上是异曲同工、“谋后而合”了。
本庄司令官的到来给关东军的参谋们以很大的鼓舞。后来那位中村间谍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片仓衷参谋回忆说:
本庄司令官到任后不久,我跟随高级参谋访问了司令官官邸。当时,板垣参谋询问司令官:“万一满洲发生事变时,您是打算请示中央后处置呢?还是为完成任务而行使您所拥有的权限而独断处置呢?”对此,司令官答道:“满洲的情势是微妙的。因此,本人打算慎重行事;但若是自己权限之内的事情,将承担责任,即便是个人独断,亦将执行。”司令官的回答,使我们的决心受到激励。其后,石原参谋说:“本庄这人,虽然缺乏策略头脑,但在战略方面,是非常杰出的人。”……他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人。
这里一再出现的所谓“独断”,是指关东军司令官在紧急情况下,无须上级批准,即根据自己的决断作出处置的权力,它与“擅断”不同,是不违背《关东军司令部条例》——这个关东军内部的“宪法”的。
有了少壮参谋们的全力赞划,更有了司令官不惜使用独断权的承诺,关东军发动一场事变的所有障碍都消除了,剩下的,就是等着制造一个借口来行动了。
9月18日上午,本庄作完了他关于此次历时12天检阅军队活动的总结报告后,率石原参谋等从辽阳返回了设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当天晚上,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关东军的《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对当天发生的事变有如下记载:
这次临时检阅之情况,与此次事变极为相似,各部队恰似部分地实施预先演习;又,因中村事件而呈现极度紧张之状态,也大有玩味之必要。明眼博识之人对此定能看破。
可见,把本庄繁这次对部队的检阅说成是实际下达战争动员令,并不过分。
1921~1923年,本庄繁做过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张作霖访日期间,本庄担任张的翻译,这个中国通与张家保持着较好的私谊。九一八事变后,他将属于张家的财产,用火车运给了在北平的张学良,还修书一封,派人送抵少帅处。张学良对来人说:这些东西我不要,我和本庄原来虽然是朋友,关系很好,但现在和敌人没有什么两样。我是军人,他把我的家财还给我,等于说我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才作战,这是羞辱我。来人不得已,只好把东西又运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