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带着军管会是坐专列进的沈阳，从哈尔滨到沈阳之行，花了整整五天。

陈云和他的核心领导队伍在11月2日黄昏进入沈阳，就径直到了设在大和旅馆大厅的军管会会议室。这座日伪时期建造的七层欧式楼房曾是当时附属地一带的最高建筑，这里在市中心区，又在大转盘旁，极易辨认，人员来往联系很方便。沈阳这一天全城还没有通电，陈云和陶铸连夜点蜡烛开会，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因为市内没有自来水，军管会下达给入城人员的第一个通知，是所有人员不得使用驻地抽水马桶厕所。

陈云刚刚从疾病中恢复过来。一年前，他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报告了他身体抵抗力比以前更弱的情况，“秋冬以来，伤风次数增加，且每次伤风则发烧出汗（在延安时无此病状）。为防严冬连续感冒，并准备明年春夏战局开展时的忙碌，拟休养一时”。到沈阳解放前，陈云的身体逐渐恢复，精神状态明显好转了，有时“还能听到他拉二胡的声音”。

对沈阳这座城市，陈云已经再熟悉不过。抗战结束之初，为了打开在东北的局面，同苏联方面交涉放宽对中共部队活动的限制以及阻止苏军撤退前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陈云在1945年底曾多次往返于沈阳和长春之间。尽管他长期在根据地工作，但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城市的观察。即使1948年以前，整个东北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陈云也不认为共产党的农村根据地可以离开城市而独立存在。

在农村，共产党有的是粮食，但如果农产品不能交换出去，农村就被城市给胀死了。在“北满”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副书记李富春曾经讲过一件事：一名投降的国民党特务对他说，如果共产党的根据地没有盐，没有布，要想打破农民对国民党的幻想是不可能的。现在，城市也没法离开农村，共产党进城了，它要帮助城市人解决他们的需求。农村正好可以反过来解救城市。

陈云说三件事是能否成功接收沈阳的关键：一是财政的平衡，二是货币发行的平衡，三是火车运输的周期、车辆运转的数量。而三件事归结到一点上，就是物价能否恢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物价不解决，工商业不能开门，城乡之间没法打通。它是整个沈阳的“牛鼻子”。

国统区经济体系和解放区经济体系迥然不同，解放区是粮贱布贵，国统区是粮贵布贱。稳定物价要首先控制在物价中起主导作用的商品。1946年的“北满”和当年边区的物价都是布价带头，布价涨，猪肉涨，小米也涨，因为棉花没来，粮食出不去，被人称为“吃饱了，冷死了”。如今在沈阳，粮价领导着物价。当年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做法，是用粮食跟苏联人开展贸易，换回足够的布匹和食盐，然后拿出一部分进口的布匹食盐换购蒋管区农民群众的粮食，限制余粮流入敌占区的大城市，加强对其经济封锁。现在，农村需要向城市彻底敞开粮禁了。

东北农村的粮食是充沛的。1948年沈阳解放前，为了遏止物价的剧烈波动，陈云曾提出解放区除征收二百万吨公粮外，还需要外购四十万吨粮食，办法是以盐、布向农民换粮。一次在东北局的高干会上，陈云说，“我们要掌握一定数量的必需物资”，这些物资包括，“除各种开支与出口外，要经常保持四十万吨至五十万吨粮食。除粮食外，手里还要多掌握一百万匹布”。这些物资在1948年冬的重要关头成为沈阳的后盾。

有些棘手的是供给速度。沈阳地区1948年是农业严重受灾的歉收年，沈阳周围各县高粱颗粒未收。进入沈阳和集中在沈阳周围的部队有30万之多，加上10万左右的沈阳市民，每月需要粮食7500吨。尽管沈阳市市民粮存储要远远高于长春，但政府粮食储备几乎为零。国民党军队在撤退前，把军粮全部售出，因此部队进城后仅仅缴获了300万斤粮食。陈云为了防止后备粮没有运到城中，存粮已经告急的情况出现，在进城前，事先安排有关人员在沈阳市附近适当地点集中了一批粮食。11月2日以后，军管会调集了所有能够调度的汽车抢运粮食进城，每天有大约3000到5000辆大车投入其中，一天运粮2000吨。即便如此，这批应急粮食全部运完之后，沈阳市的粮食缺口仍然存在。时任沈阳市长朱其文召集商人摊集粮食，由沈阳商会会长卢广绩出面向沈阳周边粮业大户借用2000吨军粮。另一条最主要的供粮路线，是从开原、安东方向抢运粮食进城，但战争中支离破碎的铁路成了瓶颈。

幸好陈云对铁路的重要性早有预见。东北是全国铁路网最为密集的区域，沈阳又是整个东北的铁路中心，沈阳接收工作全面部署前，陈云就数次提到铁路问题的战略价值。他说：“沈阳周围一个很大地区灾荒严重，要使混乱时间缩短，基本问题是修好铁路。”东北局向干部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在1948年11月底之前修好沈阳以北以东的铁路，并集中力量修四平以南到沈阳的铁路。这为沈阳恢复秩序争取了时间。

军管会还要对付那些发战争财的投机分子。为了避免投机商趁机抢购、本地商人将物资收藏起来以及物价先落速涨的现象，军管会公布了靠近沈阳的解放区，哈尔滨、吉林、开原、安东各地物价，同时公布沈阳百货公司买卖货物的价格，使商人对物价有所准备，敢于开市买卖。“尽管物资主要还是靠政府补给。但作为一个城市来说，恢复市场交易才能真正恢复活力。”负责金融接管的王企之回忆，“为了吸引市场上更多粮食入城，我们规定沈阳粮价要高于产粮区。当时高粱米每斤规定3000元，市价总在3000元以下，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定价向来比市价低的现象刚好相反，这是给沈阳市民印象最好的一件事。”

中间出过一个小岔子：为了减轻负担，军队进城时释放了沈阳所有监狱的犯人，而后来有二分之一的盗窃案是一些被释放的惯犯所为。陈云在给天津、北平的接管干部提供经验时谈了这点，他说：“只有政治犯应迅速释放，但老盗窃犯应继续拘留，查明情况，分别处理。”

作为整个城市的“中枢”，陈云不可能每天只在大和旅馆的会议室和休息室里。他需要运筹帷幄。但陈云的性格不是喜欢通过电话指导工作、发布指令的人。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6月，沈阳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汇集到军管会，最终要在陈云这里得到批复，他把自己处理事务的办公地点设在中山广场宾馆的会客室里。陈云办公桌的面前是两排座位，那些汇报情况并等待指示的干部在得到陈云意见后就会迅速地离开，把位置让给下一个进门的人。

“每天这两排座位上面都坐满了人。”当时在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第六处（炮工处）担任政委兼党委书记的曹慕尧有一次去汇报一个紧急情况，从汇报问题到解决问题一共用了不到两个小时。他对陈云处理事情时的惊人速度深感钦佩，“我进门的时候，看到坐在人群中间的陈云，态度十分严肃，每句话都非常简要，铿锵有力，像快刀斩乱麻一样，回答错综复杂的各种问题。接见每个人的时候，他先问，什么事？请用三两句话说明事由！然后限定汇报者在几分钟以内讲完，一定要说清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还必须先提出个人对问题的处理意见。”

刘白羽是军管会对外报道委员会成员之一，据这位因报道《光明照耀着沈阳》而名气大振的随军记者回忆，“陈云同志每天晚上开一次会，去接收各个方面的人都来汇报接收的进展和情况，他让我也参加，大家汇报完之后，他就指示第二天怎么办。我的任务就是到街上去走，然后每天晚上向他汇报有几家商店开门了。开始没有，不敢，怕。后来我就一点一点地向他汇报，我说开了一个了，开了两个了……后来大概开到十几个吧，陈云同志手一拍：‘沈阳，平安解决了’。”这时候，1948年已经快要结束了。在解放战争的另一个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西山，从那里可以俯瞰北平全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