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大学，1949年5月，对像刘绪贻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面临着一个众所周知的共同选择：离开这座国民政府即将丢失的城市，还是选择留下。周围人的选择会影响到刘绪贻的判断，他的邻居吴宓在4月份已经动身去了重庆，但关键还是他自己的决心。

刘绪贻仍有一些自己的顾虑。他在上世纪40年代初加入了国民党，他不知道新政权将来是否会放过他的这个“历史污点”，他对自己的阶层定位也没有把握。刘绪贻在1947年6月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回国，享受了国民政府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丰厚待遇，480块银元的年薪足以支付这个教授家庭所有生活费用，包括雇佣保姆和司机的开支。尽管这最后的中产生活很快就被暴跌的金圆券和武汉市接连翻番的物价指数击垮。但刘绪贻很清楚，共产党政权的基础是工人、农民，而他显然不属于后者。

刘绪贻的倾向是很明显的。他的人生道路原本是沿着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仕途方向，先在重庆国民政府社会部社会福利司劳工福利科任职，后又通过老师费孝通和吴景超的关系转到经济部工矿调解处工作。国民党的经济部有两个大机关，资源委员会是管国营企业，工矿调解处是管私人企业，后者是一个“肥缺”。刘绪贻1944年放弃这个职务去芝加哥大学就读社会学系，完全是出于对国民党腐败现状的失望，这个知识分子跟体制显得格格不入。

96岁的刘绪贻如今坐在武汉大学的家里，回忆说，“当时经济部里有一些贪污的传闻，我就把这些传闻写了一个告状信匿名寄给了《大公报》。《大公报》把信转给了翁文灏，翁又把这个信转给了工矿调解处处长。处长认识我的笔迹，就开了一个会不点名批评我，说有人太不光明正大了，有什么事情匿名告状，怎么不用真名？这事之后，我觉得再在机关里待下去没什么意思了。”

他1942年加入国民党，并非出于对政治的热情，而是事出有因，“我在社会部社会福利司的时候，单位有两个共产党地下成员暴露，被国民党抓了，社会部部长是国民党中央委员，CC派的人，出于政治考虑，他要求凡是想留在社会部工作的人必须加入国民党。”刘绪贻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并不等于他了解共产党。他回忆说：“我只想读完博士，回国能安心做我的教授。”

刘绪贻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些“中间特征”已经足以使他成为新政权尤为重视的统战对象，说服工作从刘绪贻离开武汉到美国的那一天就悄然开始了。

在众多个人选择的时刻，对解放区的宣传一直是让更多人了解新政权的窗口。“这个工作从解放前一直持续到解放后。”曾任中共武汉地下党总支书记、解放后在市委宣传部任职的吴仲炎接受记者采访说，“武汉一批知识分子，比如湖北的知名士绅张难先、李书诚，以及长期在美国从事病毒学研究科学家的高尚荫，在解放前后都被周恩来总理邀请到东北解放区参观访问过，回武汉后向各界人士汇报东北之行的见闻，这影响了一批知识界同行。”但对更多共产党想要争取的对象，如何接近并转化他们呢？

1947年在美国主动接触刘绪贻的是一名芝加哥大学的犹太学生。在海外华人学生中，讨论国事并不是让人意外的举动，学生们热衷于“站队”，留学生自动分为左、中、右三个阵营。刘绪贻对这位主动提供陈伯达写的《四大家族》和共产党在香港出版的杂志给他的外国人并不太感到奇怪。“这个美国学生是学俄文的，因此去过解放区，他似乎知道我对延安的好奇，讲了很多他在延安的见闻，和我长期在国民党政府机关耳濡目染的那些完全不同。”这些潜移默化的接触的确让刘绪贻对共产党的态度大为改变。解放后，刘绪贻才知道这名美国学生是受武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