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嘉兴回到上海的半个月之后，张国焘为一件事心烦意乱。这一刻他正短裤短褂，匆匆寻找在热辣辣的卡德路上。他必须尽快找到周佛海，并且把他揪回来。马林为中国共产党代理书记的失踪，都快急死了。

张国焘先是撞到报童身上。汗淋淋的报童从他胁下钻了过去，边跑边喊：“请看湘鄂大战最新消息，直军占领岳州，大败湘军！”紧接着他又撞到一个大个子龟奴身上。龟奴纹丝不动，只朝他笑笑。龟奴肩头搭一块大毛巾，出局妓女妖艳地骑着这肩，一路吐着瓜子壳儿，不断地向洋人和华人抛媚眼，现在又把瓜子壳儿轻巧地吐在张国焘脸面上。

晦气，张国焘咒了一声。他把瓜子壳儿剥下脸面的时候，便已经到了卡德路祥富里一百零六号门口。他看看门牌号，没错。

打门半天，门开了，探出一颗乱蓬蓬的脑袋。

果然是周佛海，面孔蜡黄，眼睛肿得像两节豆荚。

“要不是有人指点，我还真不知道你躲在这儿。”张国焘没有好声气，心里想，纵欲也该有个度。“五天了都找不到你，你一直睡在这个杨女士家里？”

“天坍了？”

“你湖南老家不是有老婆的么？还有一子一女！”

“是男人么，怎么这样问？”周佛海揉揉眼睛，“我是中央局代理书记，你是中央局组织主任，有你这么审问书记的么？”

“走走走，你好歹还知道你的职务！”张国焘往外拖他，一边拖一边扬手，拦下一辆黄包车，“你呀你呀，失踪五天，马林他们快急疯了！”

马林确实是个急性子人。他弄不懂中国人做事何以这么慢慢吞吞。依他看来，一个新兴政党成立之后应当是一天一个气象。在这一点上张国焘倒是有点理解马林，他知道马林是在为中国着急，因此他这一天几乎是硬拽着才把周佛海请到永安公司楼上的屋顶花园的。

马林脸色不好看，周佛海一瞥就知。虽说这张咖啡桌摆在花园的最角落，一个冷僻暗黑之处，但是马林和尼可尔斯基的那两张阴脸还是一目了然的。周佛海心一横，想，什么大不了的，我千里海路从日本赶回国内，也不是为的来看一个荷兰人的脸的。

马林这么对他说：“我并不关心那位女子是你的太太还是你的情人，我深信坠入情网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经历。但是我想指出一个事实，新选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代理书记扔下他的同志们失踪将近一个星期，这是不可原谅的，这不能不使人惊愕。”

周佛海仰脸看星星，似乎在回忆一些过往的日子：“没那么多天吧？”

此时，围桌而坐的张国焘、李达与包惠僧均沉默不语，他们听任洋人发火。

马林接着说：“八月是贵国的火炉，但是就在这样炎热的日子里，张国焘同志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创办了一所自修大学，开设了马克思主义课程。这些同志，非常努力。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统盘工作，由于代理书记的经常缺席，就像沙子一样不能捏拢，据说这是一句贵国的成语。”

他从近旁栏杆边沿上的一只花盆中抓起一撮干燥的泥土，让其沙沙地流下。

李达说：“一盘散沙。”

马林说：“对，一盘散沙。贵国总是有一些很好的成语。”

周佛海笑一笑，回答说：“马林同志，既然你已认定这些都是沙子，那么，恕我直言，我也没有本事加以捏拢了。另外，我须指出的是，我即便想捏拢这盘散沙，捏的时间也没有了。我的暑假即将结束，我必须返回日本，以便完成我在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的学业。对我本人而言，这是要务。现在，尊敬的马林同志，尊敬的尼可尔斯基同志，还有几位尊敬的本党同志，对不起了，请允许我继续失踪吧！”

他站起来，客气地鞠个躬，然后，大步绕过桌子，离开了屋顶花园。

他知道他此刻的背脊上落满了惊愕的目光，但是他不后悔。主义的美妙不等于主义的强制，他受不了咄咄逼人。

周佛海不久就返回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继续读书了，三年后毕业回国，同年脱离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又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日，十年后病死于南京监狱。他人生的一切决定似乎都是很果决的。

那一刻，马林的目光从周佛海的背脊上收回来之后，就顺理成章地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尊敬的陈独秀书记什么时候才能回上海呢？”

李达知道马林的火气正在越来越旺，但是也只好老老实实回答说：“说不准。”

“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却不肯到任！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书记独自一个人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的。请问，他的官瘾真有那么大吗？”

张国焘轻声说：“跑到军阀那里做官，我历来反对。据我所知，李达同志和李汉俊同志也是历来反对的。也真不明白陈独秀同志是怎么了，这官儿是越做越来滋味了。”

包惠僧听张国焘这么说陈独秀，有点不满意，再怎么着也不能在洋人面前给本党的领袖抹黑嘛，这时候他就听见马林扭过脸很客气地问自己：“亲爱的包惠僧同志，你能回广东一趟，劝劝他吗？”

于是包惠僧跑了一趟，于是包惠僧也劝说了，还好，对包惠僧的一通苦劝，陈独秀这一回没有固执己见，他虽不同意马林指责他喜欢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的说法，但为了党的工作的全局，仍然接受了包惠僧之劝，与他一起前往上海。陈独秀临行前，陈炯明再三挽留，不准陈独秀辞职。陈独秀以去上海治疗胃病为由，于九月十二号这天，随包惠僧登上了赴沪的海轮。

在回上海途中，陈独秀用手拍拍舷栏，问：“马林这个人，到底好不好合作？”

这个问题，陈独秀不止问了一遍。

陈独秀的提问带有一种海浪般的咸味，包惠僧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

浪花溅上甲板，湿了陈独秀的白皮鞋。舷边风很大，海鸥的叫声听上去有些惨。

陈独秀说：“这个马林，在我们的党代表会上声称，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东方支部，一听这话，我就烦。他到底说过这句话没有？”

“说过。”包惠僧觉得这个问题好回答，“第一次开会，他致辞的时候，就说了。”

“现在中国共产党算是他们的支部不是？”

“没有做出这样明确的决定。只是在党的决议的第六部分中说：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

“不是人家的一个支部，却每月要报告工作，你说正常不正常？而且，烦不烦？”

包惠僧不做声，搔搔头皮。

陈独秀又敲敲白色的铁栏杆，说：“我这个人，最恼恨的，就是听见别人对我吆喝。会吆喝的是谁呢？以前，衙门里头，那些拍惊堂木的人会吆喝，两旁打板子的衙役会吆喝。革命之后，衙门没有了，还有谁吆喝？也有吆喝的，那是我两个儿子，我的儿子就这么对我吆喝，独秀！独秀！他们信奉无政府主义，政府都不信了，还信什么爹娘？！所以敢吆喝。眼下，我在法兰西的两个儿子，统统信奉了马克思主义，也不再对我吆喝了，可是却有人借马克思主义之名，又想来对我吆喝，要汇报这个，汇报那个，惠僧，你说，中国人自己组党，自家的事情，凭什么要向洋人汇报？”

“陈先生！”

“怎么？”

“人家是代表共产国际的，我们说话，无论如何，须得音量适中，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

陈独秀闻言，长吁一口气，注视着起起伏伏的海面，说：“你呀，砸了半天孔家店，还是孔夫子的中庸之道！当然，惠僧，话也得往回说，凡中庸之言，均非常中听。”

陈独秀回到上海的第二天，马林就找上门来了。那时，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了一段的张太雷回到上海不久，正好给马林做翻译。其实陈独秀完全可以用英语与马林对谈，但是他不愿意，他要说中国话。

高君曼一直提心吊胆地关心着客厅里的谈话，她知道丈夫与这个洋客人都是炸药脾气。

谈话的气氛开始还算是好的。马林一见陈独秀就握手：“啊，你就是陈独秀！我是马林！”

“我不是陈独秀。”

“是么？”马林颇觉意外。

“我只是那个喜欢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的人。”

马林哈哈大笑。

“你也不是马林，你是牛林。”

张太雷觉得不好翻译，就对马林说：“陈独秀同志说你像一头牛。”

陈独秀比画着解释：“你头上有两只角，所以你叫牛林。我头上也有角，不过，不是两只角，是一只角，故名独秀。”

张太雷对马林说：“他称赞你的身体健壮得像头牛，性格也像头牛。”

陈独秀不满意了：“太雷啊，你就不肯如实翻译，你怕得罪这个洋人是不是？”

张太雷小声说：“陈先生，我也只能这么翻译。”

马林说：“我若是一条荷兰奶牛就好了，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可惜，一条公牛而已。有咖啡吗，陈同志？现煮的？”

在高君曼为他们冲泡了第二杯咖啡之后，两个人已是一句顶一句，争吵得相当厉害了。问题自然就是组织关系，马林特别强调这一点，不然他觉得在中国简直无法开展工作。

马林铁着脸说：“请注意，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

陈独秀点起一根雪茄，回敬说：“没有听说过。”

“正因为陈同志没有听说过，所以我要告诉你！而且我还要强调，这种领导是直接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例外。”

陈独秀突然站起，大声说：“我也要强调一点！”

张太雷心里一紧，笑嘻嘻打断他：“陈先生！”

一旁的包惠僧也马上说：“陈先生，再来点咖啡吧？”

陈独秀不理会他们，继续按自己的思路说话：“马林同志，我也要再三强调一点，我虽然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但是我也没有听说会议上通过了任何一项有关的决议，指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告诉你，马林同志，要我们接受指导，是可以的，是不是接受领导，再说吧！”

“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书记，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不能不跟你继续协调。”

“我们换个题目协调协调吧！或者，改天再协调吧！对不起，我刚回上海，跟我儿子女儿都没有协调好呢！改天吧，改天吧！君曼，送客！听见没有？送客！”

一晃就起秋风了。

望眼五马路，一片铺天盖地的黄绿色梧桐树叶。在阵阵秋风之中，这些树叶一齐摇曳成一片枯黄的色彩。而此刻远远传来的警车的鸣叫声，更平添一种寒冷之感。

若是从楼顶看下去，弯曲的马路，便似长蛇一样伏在树叶下面隐约伸展。来自淞沪警察厅的两辆褐黑色警车，就如同两粒斑点，在蛇皮上蜿蜒爬动。

警笛尖声鸣叫，路人纷纷闪避。站在警车踏脚板上的警察向行人一路挥舞枪械。

这一天陈独秀正夹在路人之间，闷头沿墙而行，看上去心事重重。

警车的呼啸越来越响。陈独秀怎么也没料到，两辆狂叫的警车竟会在他身边戛然刹住，并且闪电般跳下十来个黑制服警察。

陈独秀转身想跑，已经晚了，只听挥动手枪的警察厉声喊：“靠墙！靠墙！”

警察们一边喊，一边如乌鸦般飞进一家绸布庄。

看来目标并不是自己，这一判断使得陈独秀略略定了心。他同七八位路人一起面壁而立，双手按墙。

良久，他忽然觉得自己应该动一动。

一个警察喊：“别动！谁在那儿探头探脑？”

陈独秀默立不动。一会儿，他趁门口守望的那位警察不留神，竟然顾自掸掸手上的泥灰，悠然转身，扬长而去。

这一大胆的行动让那些仍在面壁的路人们吃了一惊，纷纷转了眼珠，偷瞥着这位穿浅灰西装的勇敢者，但是没一个人吭声。

警察转过脸来：“别动！你们谁敢动？找死？”

陈独秀慢吞吞走过亚东图书馆大门，忽一个反身，又走回来，悄悄推开玻璃门。

与年长八岁的乡兄汪孟邹相对而坐，陈独秀才感觉到了一种自在。

他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汪孟邹见陈独秀久坐无语，便说：“《尝试集》快出版了。”

陈独秀啊啊地应着。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由亚东出版，陈独秀早已听说，他一听说就是支持的。几千年的诗国，也该老枝新葩，推出自己的白话诗集了。

汪孟邹又告诉他，侄儿汪原放已标点完毕《水浒传》和《儒林外史》，古典之作一经新式标点，想必一定畅销。陈独秀继续啊啊着。汪孟邹又说，《红楼梦》和《西游记》也在作标点了，不是今年就是明年，也要出版。至于《独秀文存》，亦在编辑之中，准备尽早出版。陈独秀盯着哗哗转动的电扇叶子，一直不吭声。

汪孟邹忽然悟出了对方来意，便站起来说：“拿点钱吧？知道兄广州回来，手头紧了。兄这个清官啊，也太清了！”

“说来惭愧，连给孩子买糖的钱都没有。”陈独秀不好意思了。

汪孟邹拉开抽屉，取出十元钱。陈独秀一见，摇摇手。汪孟邹说：“拿着拿着，算是预支《独秀文存》版费，这还不能拿？”

陈独秀还是有些犹豫。

“花自家钱，有啥呢？踏实！往后，手头紧了，电话吩咐一声就行。”

陈独秀收了钱。

汪孟邹坐下，不无担忧地说：“仲甫兄，你脸色不好，很不好。恕弟直言，兄是心中有淤，七窍不畅。”

“我在会一个洋客人。”

“会客何难？兄一直教化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办这书店，也是全仗朋友。”

“小时候你挨过父亲打吧？我记得你是挨过打的。”

汪孟邹拍拍自己屁股道：“难忘。”

“若是客人手里老举着一块板子，你能不能做到不亦乐乎？”

“兄可以不去约会么！”汪孟邹笑起来，“小时候，一见父亲拿板子，我的办法就是逃！”

“我逃不掉！”

汪孟邹明白对方的心境了，沉默一会，轻声说：“仲甫兄，弟有难处之时，兄曾劝说弟多次，弟都是记着的。八年前，兄与柏文蔚劝弟闯上海滩办书店，弟二话不说，带着原放就来上海了，艰险几度，也算是站稳了脚跟。五年前，兄建议亚东与群益书社合并，主持发行《新青年》，弟也是听了，从此亚东一路顺境。这些，弟都要谢兄。今日，弟兄对坐，掏心剖腹，弟不免也想劝兄一句，不知兄听不听得进。”

“说吧。”

“一句话，别办党了。”

“什么？”

“当个编辑算了。日月如梭，年寿渐增，本是一介书生，不求学问还求什么呢？举义反满，也奋斗过了。新青年大旗，也举过了。北京大学学长，也当过了。广东教育厅长，也做过了。神农遍尝百草，算是功德圆满了。仲甫兄啊，再下去，办党举事，那真是险棋一着，其险，不亚于兄当年投身暗杀。这着棋，若是走得顺当，众人一齐来为兄拾柴，倒也是一说，但是看兄近期之相，心气尤为不顺。弟前几日还同郑超麟他们谈起兄，说陈仲甫这个人向来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的，若受人制约，那还不怒发冲冠翻江倒海？仲甫兄，真的，眼下既如此受制，又何必冒险举事？兄虽小我八载，今岁也届四十有二，再过八载便是知天命而年。兄今日好歹听弟一句劝，明智之选，还是在文化界寻一份可靠工作，或著书，或编辑，或翻译，一则研习学问，二则颐养余生，衣食丰裕，岂不快哉？说句大实话，有了稳定的收入，好好养家糊口，也是一个男人应尽之责。”

“男人应尽之责，不光是养家糊口。孟邹，你今日这番话，多言了。我记得一年半之前，也是在这里，你劝我别革命了，腔调是一样的。孟邹，我不会听你的。”

“当然当然，”汪孟邹说，“弟之言你可以不听，为党是重要的。可是养家糊口，也不是不重要啊。兄知道嫂夫人好几回去洗烫店做工挣钱么？”

去洗烫店做工？做什么工？陈独秀闻所未闻。

傍晚回家之后，他就对妻子瞪起了眼。

“我在广州不是每个月都给你寄钱的吗？我在上海不是还有几笔稿费吗？再怎么着也不至于饿死嘛，何必扔下孩子偷偷给人家洗衣裳？”

高君曼一听眼睛就湿了：“当家的啊当家的，凭你那点稿费，能过什么日子啊？想买只鸡给你给孩子补补身子，都得算计来算计去，你倒还来瞪我的眼珠子！喊你当家的，你当什么家啊！”

陈独秀一时无言。高君曼扔下锅铲就哭起来。就在这时候，陈独秀听见黑子在门外喊：“爸爸！来客啦！是洋人！”

黑子高兴这时候来客人，他知道，爸爸的火气只有在泡茶的时候才能浇灭。但是孩子这一回错了，这位洋客人所带的礼物也是火气，一杯龙井根本无济于事。

马林说：“请允许我再说一遍，陈独秀同志，我迫切地想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周的活动情况。”

陈独秀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一册《共产党》月刊，模样极不情愿，瓮声瓮气说：“李达仍然在编《共产党》月刊，这是本月号。张国焘忙于在全国建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分部。就这样。”

这几句话，两人都用英语直接交谈了，担任翻译的张太雷便显得无所事事。张太雷冲黑子做怪相，先鼓腮，装猪八戒，再捏鼻托腮，装狐狸。

马林说：“没有了？”

陈独秀说：“没有了。”

“建立分部，扩大党的工人阶级基础，非常重要。请谈谈详细情况。”

“哪能每周都有情况！”陈独秀终于忍耐不住，双眉一跳，几句中文说得声色俱厉，“哪有那么多的情况！我这客厅又不是字纸篓！真是笑话，笑话，笑话！”

张太雷吓一跳，不敢翻译。马林无法听懂中文，但是明显看出了陈独秀的不悦，于是便说：“请耐心，陈独秀同志。我听说国民党很注意在各地招收党员，因此，对目前只有几十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我不能不表示更多的关切。”

陈独秀又说英语：“请问，共产国际总部在哪里？”

马林不无惊异，说：“莫斯科呀！”

“莫斯科离上海多少路？”

马林瞪圆眼睛。

陈独秀说：“你从荷兰赶到中国来，路上走了几天几夜？”

马林还是不明白对方什么意思。

陈独秀说：“中国有句俗话，叫天高皇帝远！皇帝远了，你再汇报，他也听不见。凭什么要我一礼拜汇报一次？累不累？你不累我累！”

马林总算听明白了，并且无可避免地发怒了，“请注意，陈同志，我马林不是代表我马林，我马林代表共产国际！”

陈独秀突然一拍桌子，砰的一声，茶水晃了出来。

“我再一次告诉你，马林同志！”陈独秀用中文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的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的革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我们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人少，人少又怎么样？人会慢慢多起来！你再要我汇报，我张嘴也吐不出人来！我告诉你，我们有多大的能力，我们就干多大的事，我们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翻译张太雷愣呆了。

陈独秀指指马林，大声对张太雷说：“你把我的原话翻译给这个洋人听！你别对我儿子装狐狸！”

张太雷不敢翻译。

陈独秀怒：“太雷，你太不会打雷！你现在给我打雷！”

马林问张太雷：“陈同志说什么？”

“他对我生气了，他嫌我的翻译错误百出。”

陈独秀听了，对张太雷说：“对自己的名字，我是对得住的，你对不住自己的名字，你不敢打雷！”

晚上，黑灯以后，陈独秀一直辗转反侧，睡不稳。大钢床摇得叮叮当当响。高君曼劝丈夫：“洋人有洋脾气，你总是要客气一点。”

陈独秀按亮了灯，起身靠在大钢床的床档上，点起一根雪茄，说：“上回来的那个威金斯基，倒是和颜悦色，秀才脾气，你不把话说完他绝不插嘴。这个马林，不是马，是牛，比牛还牛。”

“你也够牛的。”

“我牛，是因为我牛得起来。我懂我的国家。我也懂我的党。我们什么都在做，《新青年》被封了，但是我们还在出版。李达的《共产党》月刊也出得很利索。张国焘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也特别卖力，毛润之在长沙已经办起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分部，正在酝酿工人罢工。我们还要办一家人民出版社，再出他十几本共产主义小册子。我觉得我也够牛了。他呢，他凭什么牛？他牛，说明他实在不知天高地厚。他连我们国家有几个省都数不过来，他牛什么？”

听丈夫这么说，高君曼也不能说什么，便叹口气，抬手熄了灯。

窗外路灯把树叶的影子花花地照进来，满了半堵墙。不知哪儿有自鸣钟响，叮叮当当，如秋虫子叫。

陈独秀烟头一亮，黑暗里又说：“我这人，先前，听得钟声，心里便急，血都会涌起来，江浪似的。现在，听得钟声，眼面前晃动的不是一口钟，而是打钟的人。打钟的人牵着长绳，一扭，一扭，钟就响起来。这很危险。”

危险什么呢，妻子不明白。

这很危险，陈独秀继续缓缓地说，危险在于一个血性汉子的血，在这种鼓动之下，并不容易涨起来。对于有献身精神的男人来说，这是最险最悲之事。

妻子听了，没有吱声，过一会，忽然抽抽噎噎起来。陈独秀奇怪，问她是不是还在担那个洋人的心，说我的事，你就不必要多担心了。高君曼说：“不是担心洋人，是担心你。当家的，你不让我担心，我能不担心么？你刚才说献身，你到底献身献给谁了？你好几个晚上都不回渔阳里睡觉了。”

“又担心我在外头有女人？”陈独秀冷笑，灭了烟头。

灭了烟头的陈独秀在黑暗中告诫妻子，不必再提起有关女人的事。把陈独秀与女人扯在一起的花边新闻，北京和上海的报纸上从没有断过。既做了陈独秀的女人，就别再提陈独秀与女人的事。他在外边过夜的根本原因不是女人而是地下斗争的需要。这一点，作为陈独秀的女人，尤其要心明如镜。再说，自打到了上海之后，他陈独秀在外过夜的次数确实是少而又少了。

絮叨半天，陈独秀才让高君曼的那颗受伤的心扎上绷带。可是此后没过一个月，这颗心又流泪了，且是大泪滂沱。一九二一年十月四日下午两点多钟，这真是一个不幸的时刻，一群法探和华探冲进渔阳里二号，以窝藏查禁刊物为名，逮捕了陈独秀。同时被捕的有高君曼、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四人。

这次突如其来的磨难，在其后的发展中，倒是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它奇迹般地消弭了陈独秀与马林之间的几乎是剑拔弩张的对立。

案子其实不复杂，巡捕房这回的逮人，并非冲陈独秀而来，而是冲查禁之刊《新青年》来的。所以，陈独秀在捕房化名王坦甫，蒙了对方好长时间，最后才露了馅。陈独秀在暴露身份之后，对捕房说，我太太是家庭妇女，另外的人，都是跟她叉麻将的，我的事，与他们无关。捕房后来就相信了这样的解释。陈独秀的这种好汉做事好汉当的结果，最后造成了他独自一人的羁绊。

对此，马林急坏了，到处找人保释他。刚当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才两个来月，就入了捕房，这算是什么事！马林花了一大笔钱，力求法国著名大律师巴和出面相助。巴和此人，要么不开金口，一开金口，齿缝间便有风暴，这种风暴已被多次实践证明能收摧枯拉朽之效。马林坚信巴和的能耐，因此愿意打通种种关节请动巴和。

陈独秀本人这一回也做好了长期坐牢的准备，文王拘而演周易，他从来不怕坐牢，他也不知道马林在为他的这一次突然蒙难而挥汗奔波。他在被捕当天就对难友包惠僧说：“你会马上释放的。他们没有证据。”

“我陪你一起坐牢。”包惠僧当时这样说。

陈独秀脸一沉，说：“傻话！我告诉你，家里有马林给我的信。如果他们搜出来，可能要判我七八年刑。这一回，我是没指望了，打算坐长牢。你们呢，出去之后，继续干。不愿干，也不必勉强。”

包惠僧大声叫屈：“你也太小看我了，陈先生！”

陈独秀长叹一声，说：“我已经第三次受铁窗之累了。一次在安徽，一次在北京，这一次在上海。我觉得这一次，受难要受长了。虽有出师未捷身先亡之感，对不起本党同志，但牢狱这个东西，至于我，从来就是一块磨刀石！”

“陈先生，”包惠僧眼泪汪汪起来，“你别叹气了。你这么一叹，做学生的，心都要碎。”

狱内人心碎，狱外人的焦虑不亚于狱内之人，上海的共产党人对此无不忧心万分。李达已连续两夜未眠，他一再问张太雷：“联系褚辅成出面保释有没有可能？褚辅成是浙江名流，在上海滩颇有影响，人也热心。”

张太雷说：“我已经联系过了，恐怕力道不足。”

李达说：“或者，我直接打电报给孙中山，请他出面试试！”

张国焘不相信孙中山有什么力量，说：“孙大炮？有用？”

李达说：“试试总比不试好！”

电报飞入广州观音山南麓的大总统府之后，孙中山立即把他的政府财政部次长廖仲恺召来了。

“上海李达驰电，呼吁我出面营救陈独秀先生，这个，我是一定要出这个面的。”已经就任非常大总统五个月的孙中山这样说，态度非常坚决。

廖仲恺说：“先生此意甚好！”

“那么，仲恺兄，以我的名义，马上打电报给法国驻沪领事，吁请他们立即释放陈独秀！”

“仲恺马上去办。还有，张继不是正在上海吗？”

“你的意思是？”

孙夫人宋庆龄微笑着说：“仲恺的意思是，请张继出面，先行保释陈先生。仲恺，是这样吧？”

“你猜对了。”廖仲恺非常钦佩孙夫人的洞察力。

孙中山说：“那么，就打电报给张继！马上就打！”

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张继一接到广州来电，当天就设法去疏通关节，并且设法进入了巡捕房监狱，直接探访陈独秀。

陈独秀被带入探视室，一见访客，很有点吃惊：“溥泉先生？”

他知道是孙中山在出面活动了，心里自是感激，但是他也同时知道，北洋军阀政府并不把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当做一回事，孙中山的呐喊总是音量有限。

张继对他说：“放心，仲甫，没天大的事。”

“问题是他们搜出了《新青年》。”陈独秀灰着脸说。他的面容与他身上的囚衣同为灰色。囚衣宽大，衣号为“9323”，很醒目。

“想法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难就难在化解不了。”

“广州孙先生已经给法国领事拍了电报，吩咐我出面保释你。”

“能成？”陈独秀相当怀疑。

张继摇摇头，实话实说：“孙先生是广州的非常大总统，不是北京的非常大总统，也不是上海的非常大总统。”

“也难为他了。”

“我还在托人，想法子。”

陈独秀摇摇头：“没用了。”

“不，孙先生的面子，北京政府可以不卖，而那位法国领事，对这张面子多少还是要卖一点的。我同褚辅成出面，使你得到假释，还是有一点把握的。但是要结案了断，难。我听说法国大律师巴和很厉害，到他手里的案子，没有翻不过来的。我已经去请过，吃了个闭门羹。唉，若真能请到他，事情就成一大半了。”

陈独秀说：“溥泉兄，算了吧。注定有牢狱之灾，绕也绕不过去。”

这时候陈独秀根本不知道马林已经坐在法租界的巴和律师楼里，正以英语与这位大律师细细磋商。“我很高兴我终于能够说动您，使您接受我的委托。”那一刻，马林从黑皮包中取出一大包钱款，放于桌上。“法国总巡捕房的各个关节，委托巴和律师疏通一下。”

巴和推回钱款，褐色的眼珠子里一片和蔼之光。

马林微笑着说：“我明白这与律师的准则不符，但在租界之中，这已是惯例。况且，我知道，疏通一事，也不用您本人出面，您自有妥当的办法。”

“我佩服你的聪明和善良。”

“只因为我和陈独秀先生是生死之交。”

巴和想一想，点点头，收下了那包鼓鼓的钱款。

二十六日，法庭果然结案，结论很简洁，称：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一千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从日式澡盆里爬出，还没刮胡子，便闻门声响，马林来了。

一身浴衣的陈独秀急走几步，与马林紧紧拥抱在一起。陈独秀用英语大声说：“我知道是你请的法国巴和大律师，花了很多钱，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环节。”

马林高兴地说：“说这些干什么？不说了，不说了，我们荷兰是航海之国，我们习惯看前面的水，不习惯看后面的水。”

“你这是说荷兰的话，我还是想说中国的话。我告诉你，尊敬的马林同志，患难朋友这四个字，在我们中国语言里，地位非常之高。”

“这个词汇，在我们荷兰语言里，地位也同样很高。”

两人哈哈大乐，再次拥抱。

马林松开对方，又说：“陈同志，人在兴头上的时候，是不适合当头浇一盆凉水的。可是，我这脾气，又想让我立刻说出我非常想说的话。”

“说吧，马林同志。现在你无论说什么，我都不会拍桌子。”

“我对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工作状况很不满意，党员人数太少，工作效率很低，我甚至有一种中国共产党是早产儿的感觉。”

陈独秀的笑容立时凝固了，显然，他的自尊心受到了重挫，“你怎么能这样说？”

马林微笑：“那边有桌子，你去拍一下吧。”

陈独秀走过去，走到桌子边上，但是没有拍桌子。

高君曼端来一盆热水，取出一块洋皂，要给丈夫刮胡子，问丈夫方便不方便？陈独秀说，现在就刮！

陈独秀一屁股坐上方凳，仰脸。肥皂沫立时将他的下巴弄得白花花一片。他不理会马林，只管自己刮胡子。早产儿，他想，说出这个词汇的人才是早产儿。

马林踱步在陈独秀旁边，用英语说：“我这话，也许说重了。可是我这半个月以来，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也该是一粒很明亮的革命火种了，可是为什么中国这个大干柴堆，就是燃烧不起来？”

陈独秀含含混混地说：“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欲速则不达。”

他说话的时候，嘴唇上的白花花的皂沫不时地鼓出气泡。

“别说话！”高君曼瞪眼，“你知道我手势不熟！”

“可是，我告诉你，时不我待！”马林走来走去，“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在深渊之中苦苦挣扎，军阀和暴政照旧横行。我希望中国的共产党人在年内至少能达到两万人，可是到目前为止，连一百个都没有。亲爱的陈同志，我不知道你心里急不急。”

“我怎么不急？”陈独秀来气了，“我在监狱里每天想的也都是这件事。可是早产儿这个字眼，我希望你扔到荷兰的海水里去。”

“当家的，”高君曼啼笑皆非，“你别跟这个洋人啰唆了好不好？你自己看看！”

胡须刀上的皂沫里，出现了淡淡的红色。

陈独秀对妻子说：“这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道理是明摆着的，一心急，就有血的代价。”

“我想走一趟广东。”马林忽然说，“我想去考察一下。听说那里的革命形势相当高涨。我想跟孙中山见面。”

“我也很尊敬孙中山，这回又是他出面叫人保释我，但是，我必须提醒你，马林同志，他的党依本质而言，并不代表工人阶级。”

“就为的这个原因，我想实地考察。张继先生已经为我安排了。张继说，孙中山准备北伐，攻打吴佩孚。而且，张继说，孙中山的这种准备，是非常认真的。”

“我出来了，你倒要走了。”陈独秀叹口气，“你走吧，去孙中山那里看看也好。我是看过广东的，并且是从广东逃出来的。不过，你走之前，我愿意再重申一句，中国共产党人，人虽然少，可都是一个顶十，十个顶百的！他们优秀啊！面前的张国焘、李达，你是最熟悉的。北京的李大钊那就更不用说了。还有湖南的毛泽东，都是实干家！”

陈独秀心目中的实干家毛泽东，现在正在江西安源煤矿的矿井里爬动，矿壁厮磨着他的短衫。他两个手肘的皮都擦破了，火辣辣的生疼。

巷道一片漆黑，像年岁一样。这是一九二一年的腊月，毛泽东在这个月的十八号来到安源煤矿。他是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派遣，来湘赣交界的这个大矿区的。安源虽属江西，但由于有铁路直通长沙，所以张国焘决定，这个大矿的革命火种，还是由湖南的党组织去点燃。这矿有工人整整一万两千，轻忽不得。

毛泽东随几个工人在黑暗中爬动，由于动作慢，落在后面了。他一年前来过这个矿一次，知道这里有工人足足一万七。所以前几天，马林与张太雷南下广东路过长沙的时候，他就对马林说到过这个矿区。马林很感兴趣，说一万七千矿工，那是绝对小看不得的地方。马林也鼓励他去矿区，尽快发动工人。毛泽东没有下过矿洞，这次来安源，他想，一定要去掌子面看看。工人的苦难与资本家的乐趣，都是由那里的镐头一镐一镐奏响的。

现在他听见了镐头声，知道掌子面近了。

这时候他又听见一个清晰的带稚气的声音，声音就在耳旁：“先生，我给你点上灯。”

隐隐的，便亮起了一盏点油的矿灯。光影里晃动着一个孩子的黑脸，孩子露出白色的牙齿说：“先生你用嘴咬着，爬过去。”

“谢谢你了，”毛泽东试了试牙齿，“你叫什么？”

“都叫我小油灯。”孩子说。

“小油灯，几岁了？”

“十四岁。”

“十四岁，读书的年龄，不该下井的哟！”

小油灯笑起来，暗黑之中又露出一排白牙。

“你爸爸带你下井的？”

孩子又笑笑。

有人远远喊：“小油灯，给我点灯了！”

“黑筐叔叔叫我了。”小油灯说。一个灵巧的转身，他就爬进了另一个巷道，像只敏捷的小黑猫。

毛泽东用嘴衔起油灯，双手摸索着前行。

小油灯爬过另一条巷道，为一位脸型方方正正的年轻矿工点灯。小油灯说：“那位先生说，我十四岁，不该下井。”

“不下井，干什么？”黑筐说。

“读书。”

黑筐点他鼻子：“小油灯呀小油灯，你是读书的命么？你是拉煤点灯的命！”黑筐一说话，矿洞里就响起嗡嗡嗡的回音，像沉重的鼻音。

黑筐又说：“命苦知道不？你，我，所有的井下人，命里都是黄连，命里不该有的，就是没有。知道不？”

“我不说要读书了。”孩子说。

“真懂事！”

“那先生是谁呢？”孩子又问。黑筐摇摇头，说不知道，反正是个先生，下矿井的先生偶尔也是有的，那是来看个稀罕。那个先生是宋黑脸带下来的，估计也是图个稀罕。

其实宋黑脸也不知道毛先生是来干什么的。爬过巷道的毛先生现在坐下来，请他唱歌。这是一个稍微宽敞一点的巷道，毛先生从掌子面上下来，就坐在这里，现在他执意要请宋师傅唱歌。

“李立三哟，”毛泽东分别冲着两侧的巷道喊，“过来哟，爬到这里来，听宋黑脸宋师傅唱歌子啰！”

李立三嘴衔矿灯，猫腰爬来，脸上也如毛泽东一样，灰一块，黑一块。毛泽东笑着说：“我的老同学哟，你上个月还在法兰西喝咖啡，这一回国，就要爬矿洞子，从天上，一头钻进地下，不习惯吧？”

李立三闻言也笑，白牙一闪一闪。

李立三是与蔡和森、陈毅一道，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的，一共一百零四号人。这些中国留学生在法国就是不安分，闹事，九月二十一日这一天甚至为抗议“被剥夺入学权利”而闹到了强行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地步，于是法国警察上起雪亮的刺刀动了真格。刺刀当天就戳散了“争取教育平等”的呼声，一百一十三名学生被扣押，接着，其中的一百零四名，被强行押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性格暴烈的李立三很悲愤，在海轮上呕吐了好几夜。他在上海见到陈独秀的时候，面黄肌瘦。陈独秀对他说，有什么好悲愤的？中国警察一身黑，法国警察也是一身黑。在法国也是斗，回中国也是斗，不一个样？陈独秀当即派他回湖南，叫他跟毛润之做工人运动去。李立三听了，二话不说，马上回了湖南。此刻，他听毛泽东招呼，猫腰爬过矿洞，膝盖上的皮磨去一大块，他不觉得有什么不习惯，只是感到膝盖有点疼痛。

李立三回答毛泽东说：“润之，我很习惯。依我看，全世界工人的生活状况，都无质的不同。”

“啊，你这话说得好！现在再让我们来听听宋黑脸的歌子唱得好不好！宋黑脸，唱吧，喂，工人师傅，大家都过来听听！”

掌子面上的“煤黑子”都聚了过来。他们一个个浑身漆黑，几乎一丝不挂，唯有眼睛闪着白光。

在矿灯的光亮里，这位叫宋黑脸的年过半百的工人哑哑地唱起来：

不见日头起，

不见日头落，

从来就做鬼的活。

碗里盛不满，

娃儿衫子破，

娶了老婆也跑脱。

比牛还辛苦，

比驴还难过，

爹娘生我为什么？

宋黑脸唱到这里，忽然哽咽，唱不下去了，黑脸上蜿蜒了两行亮晶晶的东西。

毛泽东说：“师傅们，这歌子唱得好啊，唱出了你们的苦处，听着这歌，鼻子就酸。师傅们，你们想过好日子，就要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干什么？斗争！你们要理直气壮地站到大老板面前去，叫大老板加工钱，自己的利益要靠自己争取！”

黑筐发言了，黑筐忍不住不发言：“没用，先生。一说加工钱，就挨打。我这边耳朵就是叫工头打聋的。现在还听不清楚，嗡嗡嗡响。一点没用，先生！”

毛泽东问：“你叫什么？”

“黑筐。十岁以前，叫小黑筐。十岁之后，小字丢了，叫黑筐。”

“宋黑脸、黑筐，名字里怎么都带一个黑字？”

黑筐说：“有什么法子呢，天这么黑。”

毛泽东拍腿：“这话说对了，天黑！黑筐你是一针见血啊，天黑！不仅天黑，这煤巷子也黑。可是这些黑，都比不过人心黑。你们想想，那些军阀、矿局老板、工头的心，是不是比煤还黑？”

“当然黑，”黑筐说，“他们还能白了？他们只有脸蛋子白！可是他们有枪，有棍子，有鞭子，我们有什么？我们赤膊，还赤卵！我们啥都没有，我们只有煤筐子，煤绳子。”大家附和说，就是这话，没错。毛泽东说：“我打个比喻，你们要不要听？路上有个小石子，大老板抬脚一踢，就踢开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掺上石灰，合成团，大老板还踢得开吗？”

宋黑脸说：“苦就苦在我们没文化。”

毛泽东拍拍身旁的李立三，说：“这位李先生，有个想法，要到安源来给大家办工人补习学校，学文化，学道理，大家看好不好？”

工人们一齐露出白牙说：“敢情好！”

这句话还没落地，远处忽然就传来几声沉闷的声音，以及一声隐约的惨叫。

宋黑脸喊：“不好！”

黑筐喊：“坏了！”

远处有嘶哑而伤心的喊声隐隐约约传过来：“小油灯！小油灯！小油灯！”

顶棚坍方了。宋黑脸与黑筐蹦起来，发疯般地朝黑暗的巷道爬过去，一边爬一边嘶声大喊：“小油灯！小油灯！”

果然是小油灯出了事。顶棚落下来好几块大石头，他整个后脑勺都砸糊了。

当日傍晚时分，细雨霏霏之中，一个新坟头垒起来了。

许多脸上黑糊糊的工人站立着，毛泽东与李立三也站立着。这里离矿工们住的棚户区不远，好几排新坟如馒头般散落于山坡，每个坟前的粗竹片上都写着歪歪扭扭的姓名。

毛泽东上前一步，弯腰，将手中的一柄暗红色的油纸雨伞撑在新坟上。

毛泽东轻声说：“小油灯，你才十四岁，我对你说过，你是不该下井的！”

红色油纸伞护着新坟，毛泽东则淋在细雨中。黑筐看了，心里感动，不由一声呜咽：“这苦孩子，活着的时候，从来就没打过一次伞。”

李立三举过自己的一柄破伞，走到毛泽东身边，护着他。毛泽东环顾工人，问：“小油灯的父母呢？没有来？”

宋黑脸指着新坟后头的两座矮矮的土丘，说：“这个是小油灯的爹，这个是小油灯的娘。”

毛泽东轻轻叫了一声“啊呀”，他与李立三均感愕然。

宋黑脸此时就冲着两座旧坟哭出声来：“老哥呀，老嫂子呀，我宋黑脸对不住你们哪！我这么快就把小油灯送到你们这儿来了，我没照顾好他呀！他每天为我们大伙儿点灯，他自己的灯油却干了呀！他像爹娘一样命苦呀！”

毛泽东觉得有必要说说命苦的问题，人的反抗意识总是从宿命论破茧而出的。回到宋黑脸的棚屋的时候，毛泽东就在一只破矮凳上坐了下来，环视一张张永远洗不白的黑脸，谈起了命的话题。

毛泽东这样对工人们说：“依我说，谁的命，都不苦，只有认命，才是苦。朱元璋知道吧？朱元璋原来就是种田的，他的命里只有土豆和红薯，但是，他不认命，后来他就做了开国皇帝。你们的命，也不是生来就做牛做马的。你们若是认牛认马，认命了，你们就只能做牛做马，而且累及你们的孩子也是牛马之命。你们若不认呢？你们的鼻孔里就不会被人穿了绳子！你们想过没有，矿井的支架为什么长年不修？通风为什么经常坏？瓦斯为什么经常爆炸？工人的尸体为什么年年月月都会从矿洞里抬出来？你们还没说几句响亮的话为什么脊骨都要被打断？你们不要把苦难算在命的份上，要算在不团结不吭声不斗争的份上！”众人听得屏住声息，都觉得这个毛先生说得在理。

“毛先生说得很对！”李立三说，“工人补习学校办起来之后，我们可以天天给大家讲毛先生刚才说的这些道理！当务之急，是办学！”

忽然有一个细细的声音说：“我也要上学。”众人一起回脸，看见千疮百孔的破帐幔后面，躲着一个孩子。

“这是谁？”毛泽东招手，“过来！”

宋黑脸却拼命挥手，像赶什么：“去去去！”

黑筐告诉毛泽东：“毛先生，那是宋黑脸的儿子，小小油灯。”

毛泽东一愣：“小小油灯？小油灯十四岁下井，所以叫小油灯。你叫小小油灯，那就说明你也下井？宋黑脸啊，他是不是下井？”

宋黑脸没回答，模样很有些尴尬。

“来，你过来。”毛泽东说。于是，小小油灯走过来。

“我也要上学。”小小油灯又说，怯生生的。

“你几岁？”毛泽东搂住他。他看上去只有七八岁。

“九岁。”

“你真的下井，给叔叔伯伯点油灯？你告诉我。”

小小油灯看看父亲，不敢吭声。

“来，给我看看鼻子。”毛泽东仔细看鼻子，两鼻孔里分明都是黑的。

“才九岁！宋黑脸，你孩子才九岁呀，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就忍心让九岁的孩子下井呢？孩子是你亲生的？”

宋黑脸垂了头，手指关节继续按得咯咯响。

“他也没法子，”黑筐悄悄对毛泽东说，“宋黑脸为他老婆赎身，现在还欠着大洋呢。”

“他老婆呢？”

“死了。肺病。死两年了。”

宋黑脸泪水晶莹，脚尖抖抖地蹭着泥地。门外有人喊：“毛先生，李先生，火车要开了！”

毛泽东慢慢起身，拉过孩子，说：“我下次来矿上，再也不听到人家叫你小小油灯了，好么？”

小小油灯看看父亲，又看看毛泽东，不敢吭声。宋黑脸最后才勉勉强强说：“好吧，我就代孩子应一声吧。”

毛泽东走出棚屋之后，看见天还在下雨。他一时觉得自己的心情很有些闷。

宋黑脸赶出屋棚，硬是要将自己的一顶补过的破纸伞塞在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不接，说你自己用。

“毛先生，你一定要收下。这把伞跟你的那把伞一样，也是红纸伞。你的伞遮着小油灯了，这把伞你无论如何带上。”

他为毛泽东打开伞，毛泽东还是不肯要。宋黑脸低声说：“毛先生，你放心，我再说一句，我不让孩子下矿井点灯背煤了。我知道这道理了，我们工人，也是人。”

“有你这句话，黑脸，我就借了你这把伞了。不过，你要保证！”

宋黑脸哽咽地说：“我保证，我再不让孩子下井了！”

毛泽东的背影就是在他的一片泪光之中消失的。

在毛泽东和李立三到安源的一个月之后，安源工人补习学校就成立了，紧接着又成立了以李立三为主任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安源的煤，从此开始发出一种悄悄的异样的光彩。而马不停蹄一路赶到中国南方的马林，却惊异地发现，中国南部早已是一片烈焰奔腾的景象了。十二月二十三日，他与张太雷一到广西桂林，放下行囊，就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城市里的大游行队伍。他真的没有想到在孙中山设立了北伐大本营的这个山水城市，会卷动起这么一种山呼水啸的气势。

满街都是红红绿绿的旗帜和标语。由工人、市民和零星粤军将士组成的民众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北伐必定成功！”“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孙文万岁！”滚雷从这条街道涌到那条街道，从早到晚撼动着人心。

爪哇有段时候也是这样的状况，这是火山的喷发，激动的马林这样对张太雷说，于是他们两人都不由自主地夹进了队伍，被游行的人群挤着，夹着，推拥着前行，他们又挥手，又跺脚，又狂喊口号。

马林在呼口号的间隙，大声问一个工人模样的年轻人：“你是国民党员吗？”

张太雷翻译说：“这位洋人问你是不是国民党员？”

青年工人大喊：“我这个月刚参加！我们都是国民党员！我们效忠孙大总统！”

马林又问：“你相信孙中山的北伐能成功吗？”

“这还有什么怀疑？”那人瞪眼说，“俄国不是成功了吗？”

马林击掌大喊：“说得太好了！”

青年工人忽然逼上来：“你们英国佬是支持吴佩孚的！”

马林急忙说：“不不！我不是英国人！我跟你们站在一起！”

青年工人紧逼不放：“你也要效忠孙中山！”

马林看见许多目光包围了自己，忽然就用中文振臂高呼：“北伐成功！孙文万岁！”

“孙文万岁！孙文万岁！”众人向他欢呼，好像他就是孙文似的。满街旗帜摇动。马林左右挽起了两个青年游行者的手臂，大踏步前进，他自来中国之后，周身的血第一次有沸腾的感觉。

回到下榻的广西银行客房，吃罢晚饭之后，他还是兴奋着，手举小纸旗，在窗前走来走去，用生硬的中国话一遍一遍呼喊：“北伐成功！”“孙文万岁！”

张太雷端进木盆，准备洗脚。马林告诉他，中国话其实也不是太难学，只是对舌尖的要求高一点。

“亲爱的张同志，”马林又告诉他，“我想重申一下我的感觉，唯有在你们中国的南方，我才真正地感觉到了热度。请注意，我不是指气温，也不是指你的这盆水。”

张太雷把双脚浸在滚烫的水里，边龇牙边说：“同感，同感，我也同感。”

“国民党这个党，不可小看。在上海，我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是在贵国的南方 哎哟！”马林忽然惊呼一声，推窗而望。窗外的夜街一片光亮，竟然自北向南涌流着一条灯笼之河。“你快来看！张同志，你快来看。”

张太雷赤着脚扑到窗口，仔细一看，说：“啊，提灯大游行！”

他们同时又听到了滚雷般的口号声：“打倒军阀！”“北伐胜利！”

果然是提灯大游行。这样的灯河在桂林已经接连流淌过好几个夜晚了。

油纸糊的各式灯笼在整条街上起起伏伏，像是一条遍身鳞片的火龙。火龙呐喊着，吼声在夜空中震耳欲聋：“民主万岁！”“打倒军阀统治！”

马林和张太雷各提着一盏油纸大灯笼，夹在人群中欢呼雀跃。对马林而言，不流入这样的灯河当夜是无法安寝的。红灯笼是两个学生模样的人送的，他们很高兴看见洋人加入游行队伍。

马林很激动，又学着喊中文口号：“誓师北伐！”“统一中国！”

由于他的灯笼舞动得太厉害，纸壳烧了起来。马林退到马路边的草坪上，依旧舞着火球，兴奋地用中文狂喊：“北伐成功！”“孙文万岁！”

火球舔着了马林的衣角，衣服也同时着了火。急慌了的张太雷猛推马林，用英语大喊：“打滚！打滚！”

马林连打了好几个滚，衣服上才没有了可怕的火苗。“哈哈哈哈！”他坐在地上狂笑。张太雷也忍不住笑。“哈哈哈哈！”

马林搂住对方肩膀猛摇：“张太雷同志，我着火了，你看见了没有，我着火了！”

“是的，你着火了。”

“在中国南方，我着火了！”

“你衣服都烧破了！”

“我愿意着火，张同志，你懂吗？我希望贵国的火焰越大越好，你懂吗？”

“我懂！马林同志，我也这样希望！”

“我们能让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燃烧起来吗，张同志？”

张太雷听不明白：“你说什么？”

“一盏灯笼不是火，一街灯笼才是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马林的声音激动得打战。

张太雷在夜色之中努力想看清马林的脸。马林握着自己的拳头说：“我明天见孙中山的时候，我一定要跟他说这个道理！我希望中国所有的灯火都聚到一起，烧成大火！”

张太雷想，马林这个人，脑筋确实快。

黑夜中有人颠颠地跑过来，大声问：“你们是住在广西银行的客人吗？”

张太雷说是，那人就说，孙大总统有请，要见你们。

马林顿时急了，说：“我能换件衣服吗？”

马林及时换了一件衣服，与张太雷及时赶到桂林独秀峰下王城之内。桂林王城是广西前咨议局所在地，现为非常大总统孙中山驻节的北伐大本营。其时虽为黑夜，仍可见里面树木花草，亭台阁轩，精巧而气派，“哈哈哈，”孙中山在厅堂里与马林会面，一听说提灯游行之事就乐了起来，“我应当赔你一件衣服和一条裤子！”

马林也乐，说：“没想到贵国南方的火势这么猛烈。”

宋庆龄说：“应该再赠送一双鞋子。鞋子虽然没有烧破，可是马林先生从莫斯科一路走到上海，又从上海一路走到桂林，太辛苦了！”

马林闻言很开心，他觉得孙夫人既漂亮又优秀，从中也可以看出孙中山择偶的不俗眼光，于是马林坐正姿势，极为认真地说：“我要坦白地谈谈我的观感。我在这里看到的革命形势，近似于俄国一九一七年的形势，我深为孙先生的北伐意志和南方人民的革命热情所鼓舞！”

孙中山用英语作答说：“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得道多助。孙文得了道，民众自然相助，不仅民众相助，军队也助孙文。我已经在桂林集中了五万大军，全力准备明春北伐！马林先生感受到的桂林气温，应当说是准确的。”

孙中山也非常优秀，马林想。

于是，马林又说：“孙先生！”

“请讲。”

“关于苏俄政府正式承认孙先生的中华民国政府问题，甚至两国结盟问题，只要孙先生有意愿，我可以立即向列宁同志报告。”

孙中山思索了一会，未作回答。

马林用深邃的眼睛盯着对方：“孙先生！”

孙中山慢慢呷一口茶，双唇蠕动，轻轻吐出一片茶叶。宋庆龄心里也有些发急，轻声催促：“先生！”

孙中山缓缓说：“两国联盟，兹事体大，容再商议。对于苏俄政府的极为友好的态度，我非常感谢。”

显然，孙中山有顾忌，这个迹象很明显。宋庆龄赶紧说：“马林先生，请不要介意。”

“这没有什么，”马林莞尔一笑，“我对孙先生刚才所说的得道多助这句话十分赞赏。我以为，你如果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那就有如老虎添上了翅膀一样。据说这也是一句贵国的成语，我不知引用得对不对。”

孙中山说：“我想，你是指的陈独秀先生吧？这人每一次被军阀政府逮捕，我都呼吁释放他。他是一个很有见地的人物，但是，他，不一定是老虎之翼。”

“不，”马林说，“我不是指一个人，我是指一个党。虽然这个党成立还不到半年，但是它倡导社会主义，它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当中具有很大的号召力。”

孙中山忽然站起来。灯光将他的半边脸庞映得通红。“真正有号召力的是谁，知道吗？”他大声发问，然后，不等马林回答，立即又斩钉截铁地说，“在中国，真正有号召力的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我孙文，以及我孙文所创建的国民党，知道吗？”

马林沉默。孙中山说话这样自信，他没有料到。

孙中山又语音铿锵地说：“国民党是全体民众的政党，自然也包括全中国的工友。我告诉你，马林先生，光是在广州，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工人，就有五万多人！”

张太雷小心翼翼地说：“孙先生，对于这一点，其实，马林先生是有同感的。”

孙中山继续说：“国民党在年轻军人中的吸引力，也如磁铁一般。你愿意听听我是怎么发展一批青年军官入党的吗？”

“我非常愿意听。”马林沉着地说。

“我认定那是一批很有前途的军人。我向他们讲课。一共八天，每天八个钟头。我向他们再三解释，我，孙文，是中国从孔夫子一直到现代的伟大的中国改革家的嫡传。我将领导他们进行天翻地覆的革命，拯中国同胞于水火之中。如果在我生前，中国不发生伟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古老的国家必将再等六百年，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孙中山这段话，倒是叫马林听得非常有兴趣，于是他问：“后来，他们都加入了国民党？”孙中山的回答斩钉截铁，“他们是流着眼泪宣誓的！”

“啊，”马林点头，“非常生动。”

“至于马林先生刚才说到的社会主义，”孙中山气宇轩昂地踱了几步，“国民党也是竭诚拥护的。我对列宁同志领导下的俄国革命，敬佩尤加。”

“如果国民党能与共产党真诚合作 ”

“不，不，”孙中山连连摇手，“现在谈不上合作，说句实话，我甚至还不了解陈独秀先生手里到底有几个党员！”

孙中山的副官带着一位中年妇女匆匆走到厅堂门口，一时不敢传话，倒是宋庆龄看见了，及时把来客请了进来。来人是廖仲恺夫人、出征军人慰劳会总干事何香凝。何香凝用响亮的嗓音向孙中山报告：“对不起，先生，仲恺要我赶来桂林，有要事向先生面禀。”孙中山问什么事，何香凝说：“香港的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派人来联络，他们准备罢工，要财政援助，仲恺请先生决断。”

孙中山沉思片刻，说：“我们义不容辞。来，香凝，门外谈。”

借孙中山暂离之机，马林对宋庆龄说：“在两党合作事宜上，能不能请夫人做点促进工作？”

马林觉得自己能够说这样的话，因为他看出来了，孙夫人明显地对苏联友好，而且也有过人的智慧。

“我与我丈夫结合六年来，自以为一直是他的伟大事业的促进者。”宋庆龄想了一想，这样回答，她的脸上一直是笑盈盈的。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马林见孙夫人有些误会，赶紧作解释，“我知道夫人最近组织了一个出征军人慰劳会，亲任会长，四处奔波劳军，深受官兵爱戴。我的意思是，在促进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两党合作方面，夫人能不能多给予帮助？”

宋庆龄把一只剥开的水果递给客人，含笑不答。

“夫人，您知道，我曾长期在爪哇从事革命活动。”

“听说过。也听说过您是荷兰人。”

“完全正确，夫人。现在我想说的是，我记起了在爪哇的一段经历。我曾经动员印尼的两个革命团体进行了联合，不是外部联合，而是内部联合。夫人，党的内部联合，您明白吗？假如中国共产党党员都加入中国国民党，您丈夫会同意吗？”

张太雷翻译完毕，便专注地盯着宋庆龄，看来宋庆龄是完全听懂了马林的意思的。马林的设想非常大胆，连张太雷都心里一惊。

宋庆龄表态非常干脆：“如果这样做，我丈夫，也许会同意。您要知道，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

显然，孙夫人觉得这个方案可行，于是马林笑了，说：“自尊心强并不坏。你们的国家需要自尊心。”

宋庆龄说：“您这句话说得很好，我听着顺耳，马林先生。”

孙夫人的回答平添了马林的信心。他回到下榻之地，躺到床上之后，也对自己的大胆设想感到了某种吃惊。但是直觉告诉他，他的设想是合乎道理的。幼小的中国共产党，必得要靠一种契机，才能迅速壮大，以实践自己的政治使命，这种契机必须是大胆的，必须是具有创见的。

张太雷也一直觉得新鲜，对马林的这个提议思前想后的，难以入睡，他侧过身子，问马林：“共产党与国民党真的可以进行党内合作？”马林说可以尝试，“那么，”张太雷问，“难道说，共产党员一齐加入国民党？”

“唯有如此，中国的干柴，才有足够的火焰去燃烧！我不后悔我今天提出的建议。要是我衣服不着火，我兴许还不会提出这种类似着了火的建议。我发现那个孙总统都像被火烤着了。”

“共产国际，能批准这种方案？”

“你问共产国际吗，啊，他们应该是能加以批准的。”马林显得有把握。

“孙中山能同意吗？”

“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我想，多说几遍，或许能行！他不可能是共产主义者，他不希望在他的国家出现苏维埃政权，但是他不一定反对共产党人都参加他的党，在他的党旗下宣誓，谁不希望自己的阵营壮大？我相信我能说服他！”

“陈独秀同志能同意吗？”

马林皱眉，半天，说：“我有一个感觉，这件事，要说服陈独秀，比说服孙中山困难。”

“孙中山也不是说说就能同意的，马林同志！孙中山如今是非常大总统，我相信没有非常的必要，他不会做出非常的举动。”

马林大摇其头：“张同志，你的绕口令，不一定正确。”

孙中山夫妇这一天晚上对坐在一盏铜杆灯下，夜已经很深了，两人都没有睡意。“达令，”孙中山吹一吹手中茶盅，若有所思，“说实在话，我内心，很敬佩列宁先生和他的事业，但是，要同他们结盟，难，有些难。”

窗外，树叶沙沙抖动，宋庆龄拧紧了窗栓，回身说：“难在哪里，先生？”

“我必须回避俄国对广州政府的承认。”

“为什么？”

“你看今天马林先生动气了吧？”

“好像不至于。”

“如果我与俄国联盟，美国英国将更加忌恨我，必然千方百计帮助直系军阀压制我，我的北伐就没希望了。所以，今天，我只能与苏俄作一些道义上的联络。将来北伐成功，我们到了北京，中俄建交，也不迟。”

“先生，我很担心你。”宋庆龄的手轻轻按在丈夫的手背上。丈夫的手背，微微鼓凸着弯曲的青筋。“你在走钢丝。”

孙中山一愣，然后轻轻笑起来：“达令，你不是不了解我，我这五十多年，一直在走钢丝。”

“走钢丝之人，手中总有一柄伞，或是一枝竿，外加十分的小心，才能保持他的不偏不倚。达令，你手中既无伞，又无竿，唯有一份小心，你怎么才能做到不偏不倚呢？”

孙中山想说什么，嘴张了张，没说出口。

电话机叮铃铃作响。宋庆龄走到床边，拎起听筒：“喂，哪位？哦，孙先生在！ 达令，伍廷芳打来的。”

打来电话的是在广州代行总统职务的外交总长，老头七十九了，脾气仍旧犟得不行，此刻正气得像年轻人一样浑身打战。

“他们仍然拒绝承认我们！美国不承认，英法意葡便都不承认，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席位，他们仍然邀请直系军阀！”伍廷芳这样报告。

孙中山想一想，缓慢地开口，一字一顿：“我，不愿意与孙中山直接通信，纵然我有时同情他们所宣称的主张和目的。”

伍廷芳在电话里大声说：“我听出来了，这是三年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对您电报的批示。”

“我永远不会忘记威尔逊的这句话。这些西方列强，惯于亵渎公理而不知羞耻！”孙中山这句话说得咬牙切齿。

他搁下电话很长时间，脸色都不好看。

宋庆龄直截了当对丈夫说：“先生，普天下，你的朋友很多，笑容也很多，可是，恕我直言，大多数是戴着面具的。”

“也有不戴面具的。”

宋庆龄说：“列宁先生。”

孙中山看着夫人。夫人总是能说到他心里去。他站起来，走了几步，说：“今天，马林有条建议，倒是非常合我心意。”

“哪条建议？”

“他建议我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他说，苏俄可以提供枪支弹药。马林这个人很有头脑。我倒是想请他为军队作个报告，介绍一番俄苏情况。”

孙中山提出的这个关于作报告的建议，马林非常愿意配合。几天之后，他就应邀前往原清朝藩台衙门八桂厅作报告。八桂厅现为粤军第二军总参谋长蒋介石居住，院子里山石叠翠，林木扶疏，别有一番雅趣。

此刻，院内长桌上，茶盅和军帽横列两行。身穿灰布军装的粤军军官们正襟危坐，倾听马林介绍苏联形势。马林足足讲了两个钟头，粤军军官们听得很入神，其中蒋介石尤为专注，他的眉间一时紧，一时松。

张太雷最后说：“马林同志的意思是，关于俄苏革命情况和俄苏军队情况，他就介绍到这里。现在，他欢迎诸位指教。”

一位二十六岁的粤军工兵营长当即起立，朗声说：“作为革命军人，演达深为俄苏社会主义革命所鼓舞！为中国百姓也能过上没有军阀没有剥削的好日子，演达愿誓死拼战！”

蒋介石皱皱眉。邓演达营长这种空洞的表态，他很不以为然，但是随后一位军官的讲话，倒引起了他的注意。

“俄苏革命固然令人振奋，但依照中国国情，我看，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行难乎其难！”那位胖胖的军官直言不讳。

“此言过分！”蒋介石砰然击桌。众军官闻声大惊，一齐看定这位总参谋长。

“依我看，俄苏的今日，就是中国的明日！”蒋介石迎着大家的目光说，这句话他说得语音铿锵，毫不含糊。蒋介石觉得，此时此刻，自己应该这样表态，而且必须及时。孙先生叫马林来给军官讲课的一番深意，他多少有点明白，他认为孙先生自有新的战略考虑，在这样的问题上，必须斩钉截铁，不能辜负孙先生的意思。

果然，马林高兴了：“我很欣赏蒋中正先生这句话。”

蒋介石很恳切地说：“我所欣赏的，是俄苏军队之中设立党代表一举。军队由党所握，实为至要。如蒙大总统允许，我想去俄苏实地考察一番。”

马林听完张太雷翻译，喜形于色，独自站起来，冲蒋介石噼噼啪啪鼓掌。“应该这样，”他说，“参谋长先生的这个决心下得好！”

有这样的军队参谋长，这支军队才有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军，马林想。

不仅对南方的民众，对南方的总统，甚至对南方的军队，马林都充满好感。这种好感像一只填得很充足的软枕头，马林许多日子以来一直枕着它，并且深陷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