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如练。逆流而上的江轮就如一只小小的黑色甲虫，在白练之上慢慢爬行。

陈独秀孤独地坐在船头甲板上，望着迎面而来的一江春水。江面阳光在细细碎碎闪烁，如无数小鱼儿的涌动。陈独秀此刻脑海之间，也有数不清鱼儿在打堆跳跃。

陈独秀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一个星期离开上海的，他前往武汉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局的工作。同志们又是电话，又是电报，一定催他早一点去。在坐船逆江而上的途中，陈独秀确实想得很多。他根本没有预料到蒋介石会在一礼拜之后就挥起屠刀。他只想到了两天前，他与刚刚回国的汪精卫的友好的会谈。

他觉得汪精卫的手很绵，柔柔白白，可能是抹了半年多的法国护肤品的缘故。

会谈的气氛很融洽。他们发表的《汪陈联合宣言》也是软绵绵的。

这个宣言对蒋介石抱有很大的幻想，表示一切离间国共两党合作的说法都是谣言。由于签订了这项“宣言”，陈独秀离开上海的时候，心境并不见得特别烦躁。他只是觉得周恩来的脸色不甚好看，但是这也没啥，这个年轻同志就这个样，他想。

他只是特别揪心地思念着他的密友李大钊。就在《汪陈联合宣言》发表的第二天清晨，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军队逮捕。

据陈独秀得到的不完整的消息，李大钊是在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一个旧兵营里被捕的。陈独秀起始很怀疑这条消息，因为他想像不出一大群穿灰制服、脚蹬长统皮靴的奉军宪兵，以及京师警察厅的穿黑制服的警察，怎么会如一股灰灰黑黑的污水般翻过大使馆围墙，将李大钊暂时避居的一幢破旧平房淹没了。李大钊生前由于风声吃紧而避入大使馆，陈独秀是知道的。然而大使馆的围墙高度竟然矮于张作霖的军靴，这就叫陈独秀愕然万分了。

穿一身灰布棉袍、青布马褂的李大钊是在七八双手臂的强行扭送下，跌跌撞撞离开大使馆的。不管苏方如何强烈抗议，奉系军阀还是这样强行查抄了设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内的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李大钊遭受致命打击，似乎是早晚的事。由于他踏踏实实地领导着中国北方的革命斗争，积极发展共产党组织，大力推动直隶、山西、热河、内蒙等地的农民运动，并且努力在军队中进行策反工作，他早已被军阀视为眼中之钉了。

李大钊的双手被死死地绑在木架子上，人成十字形。北京京师警察厅的刑室一向是这样对待人犯的。此时在长江上逆流航行的陈独秀，根本无法想象李大钊所遭受的痛苦。

一位奉军高官手持一只托盘，阴沉沉地俯向遍体鳞伤的李大钊。他强烈地闻到了从李大钊脖子里散发出来的血腥之气。

托盘内，是十根削得尖尖的竹签子。

“李先生请睁眼看，这里有十根竹签子，看见没有？每一根竹签，都有三公分长，头上削得尖尖的，李先生看见没有？”

李大钊并不言语。也不知道他眼睛睁开没有。

“我相信李先生是看清楚的。但是，这十根竹签子究竟是什么东西，那全凭李先生自己决定了。有一种可能，它们是筹码。李先生可以用它换回自己的自由，也可以去换官职。我们张大帅还是很怜惜人才的，北京政府里还有许多官位找不到年轻才俊去填补。还有一种可能，这些竹签子，是刑具。它们可以钻到你的指甲缝里去，使你的手指延长一倍，手指长了一倍，那会像什么呢？那就像个十指尖尖的菩萨，可是其中滋味，却没有菩萨那么有趣了。李先生，是葱是蒜，全凭你一句话了！”

李大钊忽然嘿嘿一笑。他咧嘴笑的时候很吃力。

“对，你快说！我知道我这番话你全听懂了！” “大丈夫生于世间，”李大钊抬起血迹斑斑的脸，眼神锐利，语句清晰。“宁可粗布以御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乞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

奉军军官将托盘一放，对刑卒说：“阿弥陀佛，就成全李先生做个十指尖尖的菩萨吧！”

军官缓步走出刑室，还没推开厚重的铁门，他就听见了身后钝钝的敲击声和受刑者突如其来的惨叫声。

军官浑身一抖，赶紧加快步子。

而真正在心底深处感到颤抖的，是共产党人和北方的工农。酷刑施于李大钊，他们不能不痛彻心肺。社会各界也是一片援救之声，抗议电和呼吁电从全国雪片般飞往北京。而北京的铁路工人则提出以劫狱营救李大钊，并为此组织了劫狱队。

工人劫狱队是见血成立的。按血手印，工人们这样说：“李先生是我们工人的恩人，我们要拼死相救。李先生劫不出来，我们二十四条汉子宁愿死在大牢里！”

“不，”有工人说，“我们即便死在地上，也要让李先生踩着我们的尸体走出大牢！”

接着，这位穿黑色布褂的工人便一口咬破手指，在一张写有“以死救人”四字的白纸上按上了自己的血手印。

“此生不算白活了！”又一个工人按上血手印时这样说。

一共二十四个血手印，白纸上血糊糊一片。这张血糊糊的纸片，在三天之后，隐蔽在一只铁皮饭盒子底下，递进了李大钊的单人监房。

二十四个血手印，使李大钊非常吃惊。送饭的胡子老头把嘴巴伸进铁栅，悄声说：“给你过过目，让你放个心，劫狱队会冒死相救。”

“党组织知道劫狱吗？”

胡子老头四周看看，又将嘴伸进铁栅：“研究过了，同意劫狱。”

李大钊说：“请你转告那些按血手印的工人。”

“我听着。”

“你告诉他们，他们今天已经把我救出去了。我感谢他们。我就是死了，也是虽死犹生。若为了救我而牺牲了新的生命，那就是将我李大钊重新推入苦海，我就是活着，也是虽生犹死。”

胡子老头忽然泪眼迷蒙：“我不愿转告，李先生。”

李大钊说：“敌人的力量目前还很强大，冒险是不足取的。让同志们的血就流在这张纸上吧，绝对不要再流新的血了。”

“我不想说这些话，李先生。”老头哽咽起来。

“我以中共北方党组织的领导人身份，请你做这件事。务请你转告党组织，转告劫狱队！”

两天后，二十四名铁路工人被告知了上级党组织的一项决定。一位长着两根粗眉毛的党组织代表这样告诉他们：“李大钊同志说：你们今天已经把我救出去了。我就是死了，也是虽死犹生。若为了救我而牺牲了新的生命，那就是将我李大钊重新推入苦海，我就是活着，也是虽生犹死。”

二十四名工人泥塑木雕般站着。

“李大钊同志还说，让同志们的血就流在这张纸上吧，绝对不要再流新的血了。”

血书被置放在桌上。二十四位工人一齐热泪长流。

“党组织决定，取消劫狱计划，解散劫狱队。”

“李先生啊，”为首的那个穿黑色布褂的工人一屁股跌坐于地，双手掩脸而泣。“你怎么能惜我们的命啊！”

陈独秀独坐长江江流。他并不知道北方的劫狱计划以及这份计划的流产。他只在吐着白沫的水流声中和轰响不停的轮机声中，想象着北京京师警察厅监狱那种可怕的寂静。他熟悉那种带臭味的他关在那里的时候，李大钊来看过他。如今守常身陷囹圄，他却只能从上海去武汉而无法去北京。

暮色渐浓，江轮悠悠远远地鸣叫了一声，如大猫鸣春。陈独秀纹丝不动地坐着，屁股上都是红色铁锈。他拍拍屁股的时候，就会红尘飞舞，而红尘之中就会浮现出一个肤色白嬉的女子。这个人物也使逆流而上的陈独秀一想起就感心酸。

施芝英是在一个月之前把一扇门对他关上的。门轴发出的吱吱声使人的牙根和心一齐发酸。她对他说出那番冷寒入骨的话时，是在她的家中。她开门，把风尘仆仆的陈独秀迎进房中，然后她说出了一个女人的决定。

“陈先生，从明天起，你就不要来我这里过夜了。”

陈独秀刚脱下一只皮鞋就愣住了。这时候他才发现这个女人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把一双软软的花布拖鞋放置在他椅边。

“陈先生，”他又听见那个嘴唇发白的女人说，“我不是不恋你，不是不敬你，我到现在还很愿意跟你在一起，这是我的心里话，甚至，这些话，我说出来，也不怕我的男人听见。”

“什么？”陈独秀大惊，“你有男人了？他在？”

施芝英指指里屋。陈独秀从椅子上侧身，歪头一瞧，果然瞧见了一个男人的肥肥的背影。

那个男人静静地坐在床沿上，垂着脸，始终没有抬头。陈独秀没有看见他的脸，甚至也不想看见他的脸。反正是个男人，中年男人，这就够了。反正这个中年男人也听见了施芝英刚才所说的所有的话，这就够了。

足够使一幕戏落幕了。

但是陈独秀总觉得还是快了一些，他有些猝不及防。他已经在两个人的共同生活中，看见了一些属于感情的东西，他是很难得看见这些无形的东西的。

施芝英为他泡了最后一杯茶，并且把茶盅轻轻地递到他手中。她说：“我恋着你，可是我仍旧要你走。你一定要走。你有一个党，你是总书记，你很忙，做的事也伟大，可是我呢，我只需要安全。我是一个寻常女人，我有孩子，我找的男人第一条就是要给我带来安全。真的，我此生还能再求什么呢？陈先生你走吧，我再舍不得你也要舍得你。”

陈独秀愣了好长时候，终于扎紧鞋带，站了起来。

“那么他是干什么的？”他问得很轻，但却是瞪出眼珠子问的。

女人说：“反正他不是共产党，更不是总书记。”

陈独秀知道自己已经没法子再说什么有意义的话了。他出门的时候，只回过头来嘟哝了一句：“芝英，你太怕牺牲了。”

“我自己不怕牺牲，我怕牺牲孩子。”女人说。待陈独秀出门之时，她又说，“你等等！”

她打开衣柜，捧出一叠陈独秀的烫得很平整的换洗衣服，一件一件地塞进他的提包里。她的眼泪滴在陈独秀手上。“你走吧。”她低声说。

陈独秀挟起鼓鼓的包，走了出去。这时候，他就听见了房内传出的猝然而起的哭声，哭声非常凄婉，其间还夹着一个男人细声细语的安慰声。

陈独秀凝视着长江。长长的眼泪流在施芝英脸上的形状，与这条长长的江流在中国脸上的形状，似乎有相似之处。但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眼泪一个晚上就擦净了，长江几千年都擦不尽。

4月8日江轮减速，靠泊南京，陈独秀突起一个念头，下了船。

他想起了在南京苦苦生活着的高君曼和他的两个孩子。

他在草厂街一住就是好几天。说说话，喝喝酒，抱抱儿子和女儿。他有一种疲惫一朝得到舒展的感觉。高君曼没有跟他大闹，也没有问及那个上海女人，只是提醒他每个月的50元钱不要总是延期寄。陈独秀每天黄昏都把喜子和黑子轮流抱在腿上一次，这时候他黝黑的脸上就现出日轮般的暗红色，心里洋溢着久违的安详。孩子大了，屁股沉起来，陈独秀一点不觉得腿酸。

上海滩的剧变是陈独秀在13日吃中饭的时候听到的，他当时正匆匆从凳子上起身，对着木门上挂着的一面圆镜，在自己的牙床上拔一根鱼刺。鱼刺扎得很深。

他着恼地说：“什么鱼，腥味足，刺也小。”

高君曼不乐意了，扔了筷子，说“嫌鱼腥？嫌鱼小？一个月50块，我们母子三人还能吃上大鱼？你来了我才买鱼，你不来，孩子们还闻不着鱼腥呢！”

她说着又咳了，咳得很凶，手绢上立时又见着了血。

“妈妈，你别说了。”黑子一边扒饭一边说。

“妈！”喜子也叫，“爸爸难得回家，你就骂人！”

陈独秀拔了剌，咂咂嘴，继续坐下，埋头吃饭。

黑子说：“爸爸，这条鱼真是腥，你说得对，我也闻到了。” 喜子也马上说：“刺也太小，我的嘴巴也戳痛了，爸爸你看。”

陈独秀大口吃饭，一边吃一边点头。孩子真懂事，他想。这时候窗外就隐约传来报童的跑动声和叫卖声。

叫卖声之尖利，也如鱼刺，一下子便惊起了陈独秀。

“号外！号外！请看上海清党！蒋介石与共产党决裂！”

“号外！号外！请看上海大镇压！血染宝山路！三百工人被杀！”

陈独秀的喉咙这一回真的被鱼刺卡了，他跳起来，蹲到屋角，吐出了满嘴的饭，大口大口地干呕。

高君曼慌了，拼命拍他的背，并且试图用手指去夹他咽喉深处的小鱼刺。

陈独秀一边干呕，一边手指窗外：“报！……报！……”

高君曼慌着说：“怎么了？怎么了？”

还是黑子懂得父亲的意思，兔子一样蹦起来，伸手从父亲衣袋里摸出几枚银毫子，奔出门去。

陈独秀看了买回来的报纸，只看了几眼，便一屁股坐在了沾满黑泥的门槛上，两只手捧住了头。他的手指深埋在黑黑的发根里。

高君曼愣愣地朝丈夫看。

黑子走到父亲身边，像个大人似的说：“爸爸，你别生气。是不是坏人又想抓你了？”

喜子也走过来，一屁股坐上门槛，摇着爸爸的腿说：“爸爸，别害怕，妈妈会把你藏起来的。”

一直到掌灯时分，陈独秀才开口说话。床头灯色昏黄，陈独秀和高君曼都无心睡觉，分别披衣坐着。孩子们在隔壁睡着了。

雪茄烟使房间烟雾弥漫。“我现在的感觉，就像下油锅似的。”他哑着嗓子对妻子说。

“你哪天不在油锅里！”

“君曼，我又一个人过了。”

“那个女人，她，她踢开你了？”高君曼一愣。其实，她只这几天，好几次想问这个问题，“我早知道她会踢开你！总有这一天的！”

“我后悔的是，是她踢开我，而不是我踢开她。” “什么意思？”高君曼回脸，瞪着这个她又爱又恨的男人，她不明白他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陈独秀叹一声，说：“应当是我踢开她。所有指望着依靠我的女人，我都应当及早踢开她们。我不能害了她们。我是人么？我是祸水。我后悔自己觉悟太晚。”

高君曼心里一沉，用鼻孔冷笑一声，说：“看得出，你还喜欢这个女妖精！”

“君曼，我马上会遭到蒋介石通缉。南京，也是住不下去的。你我缘分，已经尽了。”

“我知道，你我早成破镜，难以重圆了。你以为你在这里住几天，我就会生浪子回头的感觉么？”

“你说得对，”陈独秀说，“镜子已经破了，就像你挂在木门上的那半块圆镜子一样。镜子既然已破，也就不必重圆。重圆的破镜，怕是会碎得更厉害。你是知道我的，我这人，一辈子缺不了女人。现在我真正悟出来了，革命才是惟一的一个能永远守在我身边的女人，而且也永远不会来问我讨安全。我要马上去武汉，我乘夜班轮船去，我再不能连累你了，何况还有黑子，还有喜子。”

高君曼平静地说：“你滚吧。”

陈独秀静默了片刻，掀被下床，慢慢穿齐衣服。

他走到桌边，把拎包里所有的银洋都倾倒在那张摇摇欲坠的木桌上。

然后他走到隔壁。

他在亲吻熟睡的儿子和女儿的时候，听见了高君曼的啜泣之声。

陈独秀夹着拎包，走出大门。

在他出门的一刹那，满脸泪水的高君曼蹦了出来，一下子就从后背抱住了他，把她的那张湿糊糊的脸庞贴在了他的后脖颈上。

然后她又一下子松开了他，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道一声：“滚！”

她是咬牙切齿说出这个滚字的。这一脚也踢得很狠。

陈独秀走了出去，隐入黑暗。他的左边屁股一直到武汉还是很痛很痛的。高君曼不仅踢着了他的肉，还踢着了他的骨头。

陈独秀在武汉经常过一种焦虑的日子。4月28日这一天，他又相当焦虑。他早早就候在汉口黄陂会馆大门外，等着迎接一位重要人物的与会。这个贵宾的来与不来，对1927年4月份的中共而言，似乎至关重要。

中共假黄陂会馆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坚决地捺大上海于血泊之中的时候，中共召集这次全国代表会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毛泽东从会馆内走出，到大门外，轻声招呼陈独秀：“独秀同志，你是本党总书记，不必亲自迎候在门口吧？”

陈独秀翻他一眼，他觉得毛泽东不知轻重。

瞿秋白也走出来，扶扶眼镜，说：“独秀同志，你还是进会场吧？我在门口接接就行了。”

陈独秀说：“你们都快进去。不用罗唆了。我必须在这里等。”

他一直眺望着街路的尽头，他的暮春的心情已煎如盛夏。

开会时间早已到了，应该及时赶到的那辆汽车还没有出现。陈独秀所焦急等待的重要人物，是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党首汪精卫。汪精卫答应到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来致词。这种答应，有一种雪中送炭的深意。陈独秀已觉得自己面临的选择很有限，在大革命的生死关头，他几乎把推进中国革命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武汉政府身上了。

汪精卫坐在自己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写字桌后面，慢慢地啜饮咖啡。他在思考蒋介石，也在思考陈独秀。蒋介石手里有军队，陈独秀手里有工农，但是工农手里只有棍棒，而军队手里是火药。他知道，就是归属于武汉政府方面指挥的军队，骨子里也多是倾向蒋介石的。不能不考虑军队将领的动向，大革命以来，中共方面操持的工农运动搞得太过火。军人多有不满。

副官推门禀告说：“汪主席，时间到了。”

汪精卫问：“这么大一个汉口，怎么就没有好咖啡卖？”

“汪主席，是不是先去开会？”

“知道了。”

武汉国民政府的最后出路，他不能不再三再四地斟酌。

蒋介石在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第六天，就于南京另组了国民政府，悍然宣布三月份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均为非法，并且发布了南京国民政府秘字第一号命令，公然通缉193名共产党人士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鲍罗廷均在其列，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柳亚子等人也名列于上。武汉国民党中央虽然及时表态，对蒋介石的反共行径大加谴责，但是汪精卫此时此刻的所思所虑，显然是隐藏于公开谴责背后的种种事情。

汪精卫玩弄着咖啡。浓黑的汁液一滴滴顺着小调匙落入杯中。自打法国走了一遭，他对咖啡的喜好更加浓烈了。若是闹得好，汪精卫想，他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政治的沟沟壑壑之间，还能觅到一条生路。闹得不好，他可能又得被迫到法兰西喝咖啡，甚至身首异处也说不定。蒋介石出拳时的果断和利索，他是领教过的。

陈独秀不知道汪精卫此时还在玩弄咖啡，他仍然在会馆大门口引颈翘首，候着一份诚恳与恭谨。

远远望着焦急万分的陈独秀，毛泽东和瞿秋白均感到几分可笑，又感到几分悲哀。出席中共五大的许多代表，都强烈希望能在这次会议上纠正陈独秀的妥协退让路线；而陈独秀的强烈希望，则是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中央能站稳立场，继续保持与共产党的合作，继续北伐，推进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毛泽东对瞿秋白说：“老头子的眼睛，此时根本不该盯着汪精卫，而是应该盯着汪洋大海！”

瞿秋白明白，毛泽东所说的汪洋大海指的什么，他也是赞同这个观点的。中国的工人和中国的农民，真的是能够掀动波浪的汪洋大海。所以瞿秋白叹息一声，说：“此汪和彼汪，老头子真是分不清楚啊！”

毛泽东微微笑了。他很欣赏瞿秋白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写的序言，也知道两人在大政方针上总是彼此心通。毛泽东说：“秋白呀，虽说你瞿秋白的秋字带火，我毛泽东的泽字有水，你我倒真是水火相容。”

瞿秋白看定毛泽东说：“说句老实话，我是双手赞成你这个农民王的。润之，我不能忍了，我要说话，我要在这次会议上散发我写的那本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我要明确反对老头子的投降主义！”

文质彬彬的瞿秋白总是会表现出一种特有的倔劲，毛泽东非常喜欢这种脾性。中共五大上将会有一场剧烈的争执，两人都已经感觉到了。正在他们两人双手相握之时，大门外的陈独秀也握上了一双热乎乎的手。

陈独秀边握边说：“值此危难之时，兆铭兄亲临本党代表会讲话，独秀殊为感佩！”

“兄弟虽然来迟，可是汪兆铭对蒋介石反共清共的愤慨之情，始终是及时表达的。仲甫一定看见，十日之前，国民党中央已经发布明确命令：蒋中正屠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陈独秀觉得自己的鼻腔有点热：“兆铭兄，中流砥柱啊！”

“砥柱有二，你我并肩！”

陈独秀抓过汪精卫的手，两手相携，一起走入会馆。

站在门内的瞿秋白、毛泽东等人一齐鼓掌，欢迎两位党魁入内，然而毛泽东的脸容一直是严峻的。他注意到汪精卫见任何人都笑，笑若艳花，但是收笑的速度却很快。毛泽东一年半之前供职于广州国民党中央时就熟悉这种笑容，他知道汪精卫绝对是个华而不实的人，虽然说起来，还是汪精卫本人提名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宣部长的职务的。

就在居心叵测的汪精卫慢吞吞走入中共五大会场的这一天，在北京，一座令人震惊的绞刑架在一位著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前竖立了起来。

1927年4月27日下午，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白墙前的黑色绞架像被刽子手的大手拍了三下。小轱辘开始转动，丑恶而粗砺的绳圈缓慢地挂下来。

身穿灰布棉袍的李大钊从容走上刑台。由于反复受刑，他已有点瘸。自从被捕的这一天起，李大钊就料到会有这一刻。他只有三十八岁，但是他已经感觉到此生活得漫长而充实。他一生做了很多事情。如果今天的绞圈是一个句号，他也认为相当合适。

他此刻一点也没有想到赵纫兰以及他钟爱的葆华和星华，他只想到他的生命即刻就将终止在政治之中。为信仰、理想、道路、政治而献身，应该是一个男人的光荣，何况是在中国这个充满着血腥、暴力、愚昧、黑暗、压榨、恐惧的国度里。就这个意义而言，绞架简直是个花环。

他抬起脸来，凝视着这个赭黑色的花环。他从这个花环中看见了春天。中国的四月，从南至北，春色都该是很浓了。

然后，李大钊转过了脸。他直视如临大敌的警察和刽子手，沉着地语音清晰地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黑色的绞圈已经降到了李大钊的脸边。他已经感觉到绳子的粗砺。

李大钊扬起脸，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他的热烈的呼声，通过一只不太好看花环，直接进入了中国的春天。

汉口前花楼的陈独秀寓所，毛泽东不常来，但是今天他忍不住要踏踏踏地上楼来，要见陈独秀，并且任凭泪水遍脸。

“你听见李先生的呼喊声了吗，仲甫？”毛泽东揩揩眼睛，对坐在一张花梨木圈椅上的陈独秀说，“我记得，七年前，他送一车木炭到福佑寺来，那时候我在北京驱张，他对我说：你驱张，我赞成，可是你想把张敬尧驱到哪里去？可不要驱到我的家乡河北来，不然，我也要组织驱张请愿团了。那时候我多幼稚！我以为驱张之后，湖南就天下太平了！七年之后，中国依然那么黑暗，李先生又叫另一个姓张的军阀杀害了！仲甫，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军阀身上了！”

“守常就义，我也悲痛。可是我，润之，我发现我越来越听不懂你的话，我寄希望于哪个军阀了？”

“我不是指老军阀，是指新军阀。”

“蒋介石？”

“当然是蒋介石！还有一个就是汪精卫，汪精卫也必须提防！他可疑得很啊！”

陈独秀站起来：“疯了，润之？你这叫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你把眼泪擦干净吧，我这个人见不得眼泪。”

“仲甫，中国大革命的命运，已是千钧一发！” “这我知道！”

“北方，是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政府，东边，是蒋介石的刺刀。两广和四川的军阀，也是节制于南京的。所以武汉方面，实际上已是四面楚歌。”

“正由于四面楚歌，中国共产党人才尤须注意与汪精卫的合作！”

从逻辑上讲，陈独秀这个结论是可取的。但是毛泽东有另外的逻辑，毛泽东针锋相对说：“正由于四面楚歌，中国共产党人才尤须警惕同盟者的可靠问题！”

毛泽东的这个结论，从逻辑上讲，也是正确的。

陈独秀想了半天，说了一句结论性的话，他一字一眼地说：“我觉得汪精卫还是可靠的！”

陈延年推门进来，他一听父亲的话就来气。

“独秀同志！”陈延年狠声说，“汪精卫可靠什么呢？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他已经派人在跟蒋介石联络了？”

“这是他的兵不厌诈！”

“说句老实话，独秀同志，”儿子的大眼睛瞪着老子，“我自从法国回来之后，每遇一次危机就对你失望一次！”

陈独秀拍桌：“昏话！”

毛泽东赶紧打圆场，说：“仲甫，我总以为，我们现今的视线，还是应该顺着党旗上那柄弯弯的镰刀，弯出城市去，去看看中国的农民，我们务必要认真地看一看，中国的农民跟别国的农民不同，他们是汪洋大海，这种大海所掀之浪，具有意想不到的力量！”

陈独秀摸摸鼻子。

陈延年说：“独秀同志，请你仔细听一听泽东同志！”

毛泽东又说：“我议订的那个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请仲甫无论如何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组织审议，这个农民决议案若是实行，中国农民将能立即成为推进中国革命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

陈独秀还是没有言语。陈独秀后来说，都几点钟了，我要睡觉了。毛泽东心里一沉，他知道他与瞿秋白的提议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都得撞墙了。

陈独秀后来果然拒绝在中共五大上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陈独秀认为，只有在继续北伐、打倒军阀之后，才可进行土地革命。第二天，心情苍凉的毛泽东携妻去蛇山，再登黄鹤楼，面对茫茫中国，他吟了一首诗。

毛泽东登楼，走得很慢。杨开慧抱着出世才二十几天的婴儿毛岸龙，轻步跟在他身边。毛泽东问她累不累，因为毕竟月子还没有坐满。杨开慧说，难得跟你出门，我开心得很。毛泽东便从她手里接过他的第三个儿子，怀抱着登楼。

毛泽东登上第五层，站住了。

望远山近水，皆阴沉沉一片。没有太阳，没有风，整个江面都滞滞地走着陈独秀所说的“秩序”。毛泽东心里发闷，说，我填一首词吧，开慧你要不要听？

毛泽东又说，吟诗有两种境况，一是喜极而唱，二是悲极而吟，我今天就属于后一种。

妻子没有听明白丈夫话中的意思，只对丈夫怀中的婴儿说：岸龙，睁开眼睛，你爸爸作诗了！

毛泽东一边斟词酌句，一边慢悠悠吟：“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妻子问，黄鹤上哪儿去了？毛泽东说不知道，叫道士骑走了，骑走一千七百年了。

妻子说：“黄鹤的事情我不明白，但我明白你的心潮逐浪高，你是想起了李大钊李先生！”

“不光是李先生。”

“你在想中国。”

“能不想中国吗？”丈夫紧一紧怀中的婴儿，“中国革命如何拯救，如何深入，如何对付武汉政权以外的敌人，如何看待政权内的可疑的同盟者，我们共产党人，一时都很难有良策啊。”

“小岸龙呀，这几年来，我从没见你爸爸的心境如此苍凉过。”

“开慧，我知道你担心我。要不，你也不会月子没坐满，一定要陪我出来散心。”

“陈独秀总书记还那么固执吗？”

毛泽东弯腰，亲亲熟睡的岸龙，没有言语。

陈独秀当然是固执的。中共五大虽然接受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是对于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等重大问题，仍旧拿不出具体措施。新一届的中共中央执委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为政治局常委，党的总书记依然由陈独秀担任。

老头子总是老头子，毛泽东在会议闭幕之后重重地叹息一声。

许多人也这么叹息一声。

毛泽东在汉口街头奔跑。他摆动双臂，跑得很快。他是赶去辅义里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人告诉他，一批受伤很重的湖南民众从长沙赶来了汉口，他们身上都是血。

长沙情况紧急。5月21日，在汪精卫政权急剧右转的背景下，驻长沙的许克祥率所部第35军独33团发动武装叛乱，时称“马日事变”。军队查封了湖南省总工会、农协、左派国民党省党部，解除了工农武装。湖南的工农运动顿时血花四溅。

整个形势继续急剧恶化。6月6日，江西的朱培德又以“礼送出境”的口号大批驱逐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6月10日，汪精卫又去郑州与冯玉祥、唐生智密谈。九天后，冯玉祥又赴徐州同蒋介石会谈。幕后的交易传递出一个很明显的信息：蒋汪携手，宁汉合流，反共反苏，已是迟早的事。

毛泽东气喘吁吁地奔到辅义里，他看见中宣部机关办公楼门前，围着一大群武汉民众。这群民众果然看见了来自长沙的血。长沙的一批工农代表，抬着七八副担架，正在声嘶力竭地控诉许克祥暴行。

石花的腹部扎着厚厚的满是血污的绷带。她躺在担架上，手中无力地举着一面“惩办许克祥”的小纸旗。

毛泽东分开人群，一见担架上的石花，就愣了。

“毛团长！”无牙的石花刚喊出一句，头一歪，便昏了过去，手中纸旗颓然落地。

毛泽东怒喝：“都伤成这样了，还抬到汉口来干什么？还不赶快送医院！”

黑筐慌了，赶紧下令：“抬医院去！”黑筐头上也扎着绷带，他其时已在湖南省总工会工作，他觉得毛先生的批评是对的，于是他马上指挥着大家赶紧就医。但还是迟了一步，石花被送进医院不到几分钟，两只大眼睛就永远闭上了。

毛泽东缓缓拉起白被单，亲自盖上了石花的遗体。毛泽东后来知道，是两把刺刀同时戳进了石花的腹部。石花当时护在湖南省总工会办公楼前，张开双臂死死护住总工会的牌子。石花喊：不准封门！工人运动万岁！她没有来得及喊出第三句，鲜血就从她的腹部喷了出来。

来自安源的“煤黑子”黑筐当时也与许克祥的兵搏斗了一场，前额挨了一枪托，血流满面。黑筐告诉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也被抓了，他一口咬定自己是私塾先生，没露破绽，才侥幸逃脱。这两天他每天把着鸟笼子，扮作算命先生，躲来躲去。长沙已经快被乌云压坍了。

毛泽东听了，沉默良久，最后，他对轻轻抚摸了一下黑筐头上的白绷带，看看围在石花遗体周围的众多湖南工农代表说：“对许克祥，如果不绳之以法，那是天理不存！我们要力争武汉方面有所动作！你们，都要尽快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黑筐同志，听清楚没有？”

“听清楚了。”

“大家听清楚没有？”

大家一齐说：“听清楚了！”

“就是这样！”毛泽东斩铁截铁地说，“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只有这一条路了！”

独臂军人石头忽然出现了，他跌跌撞撞扑进医院大门。

“姐姐？这是我的姐姐？”

他掀开白被单，突然后退两步，狼一样嗥叫起来：“姐姐！！”

6月13日上午，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军委会议，报告马日事变情形。他拉开黑色的靠背椅，故意坐在汪精卫的正对面。他要近距离掂量一下汪精卫。

“诸位委员，在报告之前，请允许本人先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我想展示一件衣服，一件女人的衣服。”

听毛泽东这么说，汪精卫打了一个愣。

毛泽东从脚边取起一件蓝底白花布衫，摊在会议桌上。布衫上皆是大团大团的血迹，血腥气很重。汪精卫皱皱眉，赶紧端起茶盅喝茉莉花香茶。

“第二件事，我想展示一位军人。诸位，我们现在开会的地方，是一年前英雄的北伐军将士用生命和鲜血夺来的。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牺牲了，有不少人伤残了。今天我请来的这位年轻的连长，就为从军阀手中夺取这个城市，丢了一只胳膊。”

毛泽东拍了三下手。丢了左臂的石头在第三下掌声中默然走进会议室。

毛泽东说：“诸位委员同志，这件血衣的主人，是个姑娘，牺牲之时才二十四岁。她就是这位北伐军连长的亲姐姐。这位北伐英雄用自己的手托起敌人的机枪，被敌人用大刀砍去了手臂，而他的亲姐姐，一个善良的总工会工作人员，却被许克祥的兵用刺刀戳穿了肚子！”

汪精卫闭起眼睛。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

毛泽东突然击桌：“革命何罪之有？！许克祥无耻之尤！”

他爆发了。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湖南工友和农友的鲜血，他特别不忍看。

石头用独臂默默脱下自己的军衣，又从桌上取过姐姐的血衣，将之穿在身上，然后再套上自己的军衣。

独臂军人脚跟一碰，咔地一声立正，向全体与会者敬了一个无言的军礼，然后便转过身，踩着沉重的步伐走了出去。

汪精卫目送这位年轻的伤残军人，木无表情。他听说过许克祥这个名字，但是不认识这位团长。但他心里非常明白，许克祥不是许克祥一个人。

当天下午，在汪精卫宅邸的客厅方桌上，琳琳琅琅地摆满了来自长沙的印章、报表、文件。

汪精卫仔细察看。印章刻得很粗糙，图案有斧头，有镰刀。

汪精卫直起身，看看桌旁的军官们。这是许克祥专门派来向汪精卫密报情况的三个军官。他们在汪主席面前站得笔直。

“禀汪主席，这是湖南总工会的工人武装计划。”其中的一个国字脸军官报告说，“这是农民协会斗争地方绅士的计划。汪主席，湖南农民共产共妻，兵士六个月不回家，老婆便被农协共去。汪主席，不反击不行了。许克祥团长对汪主席，忠心可鉴。”

汪精卫沉默。

国字脸军官又啪地立正，音带哭腔：“我的舅舅，两百亩地契，都给农民烧了！那些黑脚梗，还在我表姐的牙床上打滚！汪主席，我们全团对许团长的决断都是拥戴的！”

汪精卫说：“来人。”

副官应声走进。汪精卫说：“把桌子上的这些东西全都扔进灶膛，烧一顿饭，请请这几个长沙来的弟兄。吃了，就让他们就回去。他们有些话，也是说过头了，我是不相信的。但是肚里有气，不放出来，怕也不行。就这样吧，别的，也不用多说了。”

三个军官似乎明白了一切，挺身立正，一齐说：“谢汪主席！”

个把钟头之后，还没等这三个酒足饭饱的军官走下汪宅大门台阶，忽然就被一个旋风般的扫堂腿扫倒了两个，另一个还不明所以，又被一个像狼一样的独臂军人扑倒在地。

石头挥动独拳，痛打这个长着一张国字脸的军官，只可惜没打几下，便被一批守卫军警死死扭住了。

“你们这群狗日的！”石头拼命挣扎，“我要报仇！”

汪精卫走出门外，阴沉沉地盯着活蹦乱跳的石头。大门口的这场突如其来的吵闹惊动了这位美男子。他看了半天，挥挥手，说：“放了他吧，看在北伐的份上，放了他。他若再要生事，滋扰大局，就问问他：他剩下的那只手还想不想要了？”

汪精卫说这句话的声音极其轻柔，而扭着石头的那几双臂膀却如铁钳般硬。

长江灰灰白白，在六月的阳光下一直延续到天边。

陈独秀与蔡和森、毛泽东一起漫步江畔。有一项要紧的工作，他们要商议。

“和森，”陈独秀说，“你力主改组湖南省委，提议润之去担任省委书记，我也不是不能同意，只是时局微妙，我怕润之鲁莽行事。”

他现在想事情总是这么想。他对毛润之越来越不放心。

毛泽东说：“仲甫，湖南的阵营打散了，必须尽快整理。我以为对付反革命的枪杆子，只能用革命的枪杆子！”

陈独秀说：“润之，你握过枪杆子没有？”

“没有。”

“我当年参加暗杀团，成天摸枪杆子，而今却非常慎言枪杆子。你毛润之没有摸过一天枪杆子，却满口枪杆子，我不能不担心你开枪走火！”

蔡和森婉转地说：“仲甫，润之坚持针锋相对，从战略上讲，没有错。”

陈独秀说：“就我不主张反抗？我怕针锋相对？你们两位知道吗，今天上海来了电报，说我儿子延年昨天被蒋介石抓了！你们以为我不想报仇？”

毛泽东与蔡和森闻言，一惊，面面相觑。

陈独秀说：“是昨天下午三点钟被抓的，在北四川路的江苏省委里面。我派延年去江苏省委工作时间还不长呢，省委内就出了叛徒。延年被捕之时，据说十分英勇，同警察大打出手，反抗到了最后一刻。我为有延年这样的儿子，很骄傲。我陈独秀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别的本事没有，一是会骂人，二是会反抗。我生来就是个反抗者。我为什么迟迟不叫大家同汪精卫对着干呢？那是因为汪精卫的脸皮还没有撕破！他同蒋介石的秘密接触还没有结果！他还有不做反革命的可能性！他还没到这个路上，我们为什么要逼他？连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同志都说汪精卫是可以争取的。我作为党的总书记，一定要顾大局！我必须把好这个舵！”

毛泽东和蔡和森都说不出话。江水拍岸，一阵一阵地呜咽。

陈独秀说：“我知道你们每天都睡不好觉。我作为领路人，这些天，也是常常睁眼到天明的。好吧，路走远了，回去开会吧！”

这一天的深夜，邓演达的汽车开到汪精卫宅邸门口。卫兵认出了车，知道来者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于是立即在车灯的光柱中立正，向下车者敬礼。

这些天，像中国共产党人一样对革命前景忧心忡忡的，还有坚定的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深夜来找汪精卫，已不止一次了。

卫兵敬礼完毕，仍然试图挡驾：“邓主任，汪主席已经休息了。”

邓演达伸手，啪的一下打开卫兵的手，就走了进去。

上一回他也是这样的。他豁出去了。

汪精卫只好起身。他坐在藤椅上，默默地听邓演达慷慨陈词。

“兆铭，以我们之力，还是可以压倒蒋介石的，只要你能明确昭告，我们依照总理遗嘱，联合共产党，团结革命阵营，我想，我们一定能度过难关！”

汪精卫打个哈欠：“已经分崩离析喽。”

“兆铭，现在就看你了！天下人都在看你！你竖起脊梁来，我们听你的！”

“择生，不要孩子气了，武汉的国民政府，大厦将倾，我晚上一闭眼睛，就能听到梁啊，柱啊，嘎叽嘎叽响。共产党，共产党能联合么？他们只有嘴巴硬，什么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徘徊到中国来，还早着呢。他们根本靠不住，他们那几杆破枪，你说能顶什么用？”

“兆铭，共产党发动民众还是有本事的。万不能小看民众，涓水成海，海能覆舟！”

汪精卫又打一个哈欠：“民众？什么叫民众？对这个字眼，不必盲目崇拜。你若说是乌合之众，可能还更准确一点。择生啊，你若是想在武汉再呆下去，就到我这里来，我们好好谈谈。你若另有远图，我汪精卫也没法子约束你的鸿鹄之志了。”

他们谈到鸡叫。汪精卫打了四十多个哈欠。来访者在鸡叫第三声时默然起身，敬礼，然后退出。

来访者想：完了。

6月29日，一夜未眠的邓演达去寻找陈独秀。他坐在汽车里想，共产党人有一首《国际歌》，有句词儿叫“这是最后的斗争”，一听就是悲愤之词。我今天去找共产党的领袖，也可算作“最后的斗争”，除去悲愤之外，还有几分苍凉。他不知道陈独秀这个人愿意不愿意作“最后的斗争”，看来悬乎，陈独秀的骨头不如他想象中那么硬，许多共产党人也是这么说的。

他坐在汽车里，盯着窗外。

街道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前一天晚上，武汉又发生事变。武汉卫戌司令部悍然派兵侵占全国总工会、湖北省总工会机关。苏兆征、李立三、刘少奇先后向第八军军长李品仙交涉，李品仙才勉强命令士兵撤离。风声是越来越紧，共产党的陈独秀总书记都看见了这一些吧？如果皮肉都看见了，那么骨头有没有看见呢？汪精卫的骨头？

邓演达的汽车悄然停在陈独秀的临时住宅前。邓演达下车的脚步声也是悄悄的。他只对司机说，你等着我。

陈独秀听见汽车声，从二楼窗口一望，见下车的竟是邓演达，不禁一呆。他知道这又是一个愣小子。形势越吃紧，愣小子就越多，事情也就越难办。

秘书黄文容外出采买东西了，不在，幸好乔年在家，于是陈独秀赶快布置乔年去应付客人。他打定主意不见客。

陈乔年勉为其难，步下楼梯。

邓演达迈入客厅，开门见山说：“我要见陈先生。陈先生的住址，我是千辛万苦才问到的。”

“我父亲不在。”陈乔年搓搓手说。他说这句话，明显地底气不足。“邓主任，你请坐，我泡一杯茶。”

邓演达坐下，说：“我等他！哪怕他半夜回来，我也等他！” 陈乔年又说：“他……有时候不在这里住。”话说完，脸就腾腾地红起来。

邓演达焦急地踱了一圈，看看陈乔年，又看看天花板。

陈乔年越来越觉得不好意思。邓演达之风骨，广州和武汉均有口皆碑，父亲今天为什么视其如敌呢？

邓演达走到门口，忽然又回过身来，抬脸，冲天花板大叫：“陈先生！我是邓演达！我知道你在家！事到如今，你还不愿意见我，不愿意武装工农起来暴动，到时候你悔之晚矣！”

陈乔年目瞪口呆。

邓演达喘了几口气，又砰砰击桌：“我还可以争取掌握第四军、第十一军的实力！我们还有一个新编二十军，军长是倾向贵党的贺龙！你还可以大规模武装工人和农民！这是最后的一步棋了！陈先生，惟有这步棋子！陈先生，演达恭请你下楼！”

楼上悄无声息。

“唉，”邓演达长叹一声，“前两天，汪精卫完了。今日，陈独秀完了。这两人都完了的话，陈公子，中国完了！”

说毕，他大步而出。接着就响起了汽车声。

陈乔年奔上楼梯。此时此刻，他简直恨死父亲了。他对呆呆坐在床上的父亲说：“独秀同志，邓主任的话，我听着句句在理！再不反抗，全盘皆输！要是哥哥今天在这里，他会骂死你！”

父亲皱眉说：“乔年，你懂什么！邓演达当然是个很有本事的军事家！但是眼下是什么时候？眼下不是商议军事的时候，是商议政治的时候！武装工人农民？暴动？他怎么跟毛润之想的一样？真是笑话！”

邓演达于这一天回到宅邸，就发现苗头不对了。窗外出现的异常情况还是他妻子指点给他看的。

郑立贞脸色苍白地说：“演达，我不能不告诉你了，你来看！”

邓演达放下饭碗，从饭桌起身，盯视窗外。他看见了成群的鬼鬼祟祟的士兵。

他被监视了。

他没有料到对方动作这么快。早上，他还去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他在会议上怨愤地提出了《辞职宣言》。而仅在黄昏时分，驻武汉的第25军军长何键就发出了“反共训令”，要求武汉政府“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同时派兵盯住了邓演达的住宅。幕后总导演，该是很明白的，就是汪精卫。

妻子突然抱住邓演达，颤抖不已。“演达，怎么办？”她说。

邓演达拍拍妻子，说：“我真没有想到，一向有风骨的陈独秀先生，如今也患上软骨病了。这年头，连共产党都不硬了，我还硬得起来吗？事情其实很简单，我们不动手，他们就动手了。蒋介石很知道先下手为强，汪精卫也很知道先下手为强。就是共产党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后发制人。须知道后发制人，是需要先期支付许多鲜血和生命的呀！”

“你的生命不要紧吧？”

“别慌。照样吃饭，照样睡觉，看几天再说，他们一时还不敢怎么样的。也许明天，或者后天，陈独秀的骨头突然硬起来了呢？我今天对他说了一番话，相信他是听见的。”

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库很大，推门便是浓烈的机油味。

刘少奇踱步在枪械和弹药之中，已经一个钟头了。他心里有点绞痛。

为维护国共合作之大局，陈独秀继续对汪精卫实行退让，由他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所有枪支上缴武汉国民政府。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被强迫执行这道令人痛苦的命令。

门开了，阳光扑了进来。有人向他小声报告：“刘少奇同志，贺军长来了！”

一位魁梧的军人大步而入。他进门就笑，说这么多啊，这么多啊。此人便是驻九江的国民党二十军军长贺龙。

“贺军长，全交给你啦！”

“照单全收，刘先生。”

“第一，枪给你！工人纠察队有好好孬孬三千条枪，凡是好的，你统统拿走！第二，人给你！工人纠察队中的共产党员，你都带走！”

贺龙真切地感觉到了这些话的分量。这不是刘少奇之托，而是共产党之托。

他久久注视着刘少奇，然后说：“放心！贵党的血肉，就是我的血肉！我的血肉，也是贵党的血肉！”

“有你这句话，我们当然就放心了！”

“我感谢贵党相信我，我也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句话，人家怕讲，我就敢讲！蒋介石这个王八蛋，我一定跟他拼到底！还有汪精卫，这个半王八蛋，我也时刻准备着跟他拼！”

贺军长的性格，一向直爽如剑。刘少奇心里舒口大气，觉得今天的此番托付，托对了。

刘少奇说：“贺军长，你带走好枪之后，我就把破枪、童子团的木棍上缴给武汉政府，算是交差了。”

“刘先生，你们很聪明。可是，恕我老粗说一句，你们有时候，又不聪明。”

刘少奇一怔：“此话怎么讲？”

“三千枝枪，让工人一人一支扛着，这是一支多大的队伍？我两把菜刀起家，也劈出个天地来了。你们随便一拉，就能拉出三千人。三千人呀，兵马数量我一向是最讲究的！”

刘少奇很觉得贺军长的话在理，于是便说：“我也说句实话。共产党，有时候，也会犯糊涂。眼下，天太黑，我们许多同志，一时间连自己有几根指头也数不清楚了。但是，我相信，贺军长，你也要相信，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会马上找到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的！”

“我相信，怎么不信？我要不相信，今天我也就不秘密来武汉了！”

“这几千枝枪，一定还会响的！”

“而且握枪的手，还是共产党的手！”

刘少奇笑出声来，说：“你这话说得太好了！”

贺军长怎么是老粗呢，刘少奇想，一个大战略家哩！

毛泽东走进大门，刚转过走廊，就差点被一个小个子青年撞上。

这个敦敦实实的小伙子笑起来很灿烂，他说：“哎哟对不起，我踩了你脚了。”

毛泽东说：“你这小同志，眼生得很。”

毛泽东走路其实也走得风快，兴许是他撞上了这个小伙子，但却被小伙子抢先道了歉。毛泽东于是对这个老实小伙子顿产好感。毛泽东是急着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办公处参加会议的。7月4日，政治局常委会举行第34次会议。

小伙子说：“我回国不久，我是来报到的。这是介绍信，我要向中央军委报到。”

“你走错了，军委办公室在楼上。你从哪一国回来？”

“苏联。”

“哟，苏联！”毛泽东来了兴趣，“你尊姓大名呀？”

“我姓邓，”小伙子说，“原先叫邓希贤，现在叫邓小平。”

“喔，邓希贤！听周恩来讲起过你。你能告诉我，苏联的农民组织得怎么样？”

“苏联也有农会，农民组织的程度相当广泛。富农，也就是地主，全都被驱逐了，很彻底。”

毛泽东高兴了：“小同志，我从任何地方听到的，都是苏联的工人怎么样怎么样，就从你口中，听到了苏联的农民怎么样怎么样！”

毛泽东正要在这次会议上谈谈农民和农会。邓小平关于苏联农民的那几句简单的介绍，对他印象很深。毛泽东一直觉得中国的农民是关乎中国革命全局的大问题，哪怕陈独秀再不入耳，他也要说。他后来果然在这次会议上特别强调了农民和农协的问题。

他说：“我还是要讲讲中国的农民，在目前情势下，我不能不讲农民。我认为，现在，农民协会的策略有两条，第一条，上山！枪支不交，上山去，上山打游击！第二条，投入到军队中去！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武装！若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毫无办法！”

“这个，”陈独秀说，“枪，实在藏不了的，当然也可以上山。但是，同志们，上山毕竟不是正道。润之，你不必再说下去了。”

毛泽东显得特别刚强：“意犹未尽，我还得说！我请你原谅，总书记同志！”

这次会议上，陈独秀又被这个毛泽东弄得心烦意乱。

当天夜里，陈独秀排除杂念，数数助睡。刚数过一千，有点迷迷糊糊，又忽闻楼下门响。陈独秀叹息一声，敲敲墙，叫隔壁的黄秘书去开门。

来者是蔡和森，从门外的黑夜里摸索着进来，一张脸竟然也如黑夜。陈独秀下楼，一边披衣一边对他嘟嘟哝哝说：“你睡不着，弄得我也不能睡。我知道你又是来进言的，说我不听毛润之的建议。和森啊，对汪精卫，我也不是没有警惕，你不是听见了吗？在今天的会议上，我提出了党的机关转入地下，要警惕国民党动刀子。可是，他毛泽东还是只想上山，当他的山大王。山大王，什么形象？土匪的形象还是共产党的形象？”

蔡和森一直没有吭声。

陈独秀奇怪了：“你怎么不说话？站着干啥，坐呀。”

蔡和森递出一封电报，说是刚刚收到，江苏省委拍来的。

陈独秀接过，一看，眼睛就黑了。蔡和森抢上一步，急忙扶住他。7月4日夜，中共中央委员陈延年在上海龙华赴难，被乱刀砍死。电报说的就是这个事。

“延年！……”陈独秀低声叫唤一声。

极为凄凉的声音叫人听得心酸。泪水同时流出陈独秀和蔡和森的眼眶。

陈延年的赴难极为壮烈。他的脾性之刚烈与其父相比，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7月4日夜里，上海龙华刑场有月亮。

监斩官在清冷的月光下喊：“跪下！”

陈延年虽被五花大绑，那头是决没有低下去的，他喊道 ：“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

监斩官喝一声：“按他跪下！”

刽子手们号叫着将陈延年按在地上，然而等刽子手一松手，陈延年便蹦跳起来，每次都使屠刀落了空。

捆绑着双手的陈延年使劲用头撞刽子手，撞了不够还用脚踢。一个刽子手被踢中裤裆，两手按着屁股痛苦地倒了下去。

监斩官连连躲闪，大惊失色：“杀！杀！从没见过有这么凶的共产党！杀了之后，分他的尸！”

陈延年果然是被乱刀砍死的。砍死之后，又被分尸。刽子手知道他是共产党党魁之长子，恨之入骨。离陈延年的流血处仅半里之遥，便是龙华寺老和尚法印之墓塔。法印在十年前对陈延年的父亲说：尔命如钟。

十年后，法印收了陈独秀的长子之血。

龙华寺的钟声在当夜的响声，比风声更凄凉。

陈延年就义之后，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欢呼铲共胜利，说是清党取得又一重大战果。

烈日当空，烧了好几日了。武汉七月，闷若蒸笼。陈独秀走得汗流浃背。失子之痛如尖利的猫爪子一下一下刨着他的心。延年在世时，没少顶撞他，但是一旦延年走了，陈独秀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地喜欢这个孩子。

陈独秀走累了，靠着墙站了一会儿。他以前走路是从来不需在街上站一会的，这几天，他实在心力交瘁。今天，他是去看另一个儿子。

陈乔年生病了，老咳。由于发热，他一张脸总是红扑扑的，眼睛也特别水汪汪。陈独秀已经看过他好几次。这次，得了长子噩耗，他又特别想念次子了。二十五岁的乔年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工作勤勉，只是多病。

陈独秀推开黑漆木门，踏入天井就问：“乔年，病好一点吗？”

房内病榻上，陈乔年支起身子。“爸爸，”他虚弱地说，“妈妈来武汉了。”

“哪个妈妈？”陈独秀进屋，还没坐下，闻言就楞了。

儿子说：“我的亲妈妈。”

陈独秀当然更吃惊了。他回头一看，果然看见自己的结发妻子正迈动着小脚，从天井跨入堂屋。她身姿一如既往，颤颤巍巍。

陈独秀第一个直觉就是想避开。他不想见自己的发妻。

于是他匆匆对儿子乔年说了一句“我隔天再来”，就想隐遁。

刚到门口，便听儿子一声叫唤：“爸爸！”

陈独秀站住了。他看见了儿子的充满希冀的目光。这目光是从黑乎乎的病床上亮过来的。

乔年又说：“爸爸！”

陈独秀迟疑了一会，说：“好，我不走。”

高晓岚颤颤地走进堂屋，又颤颤地走入内屋。陈独秀坐着，不言不语，一直盯着比自己年长三岁的发妻。高晓岚虽眉目清秀，然年过半百，毕竟是个老太婆了。

陈独秀招呼一声：“晓岚。”

妻子一愣，揉揉眼，说：“是我。”

“怎么出远门了？”陈独秀站起来。

高晓岚凝神地朝自己的丈夫看，她发现也有一张细细密密的蛛网覆盖在丈夫的黝黑的脸面上了，如同自己一样。岁月啊，岁月就是一只大蜘蛛呢。高晓岚咧了咧嘴，算是冲丈夫笑了笑。她说：“是啊，怎么出远门了，我也问自己，我一双小脚，怎么就出远门了！我是个从来不出家门的人啊！都五十一了，这还是第一次跨出陈家的门槛啊。若不是听说乔年病重，我哪里会出门，出省，从安徽跑到湖北来？”

“你受累了。”

妻子闻言一愣，泪落了下来：“这么多年，头一回听你说这么好听的话。”

乔年说：“爸爸，妈妈走了太多的路，脚痛，你让她坐！”

陈独秀二话不说，去天井取来一只木脚盆，兑上热水。他说：“晓岚，过来，我为你洗一洗脚。”

高晓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乔年，你爸爸说什么？”

儿子倒受了感动，对妈妈说：“他说，他要给你洗脚。”

陈独秀扶妻子坐下，说：“夫妻名分一场，你今日既脚痛，我洗一洗又何妨？”

水声响起来，陈独秀为其洗脚。脚很小，一把就能握在掌心里。

高晓岚盯着哗哗有声的洗脚水，问丈夫：“我们拜天地至今，几年了？”

“二十八年了吧？不对，二十九年了。”陈独秀蹲着说。

“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三十年缺四个月。”

陈独秀默然无语，取过毛巾，为妻子擦净脚。他在擦的时候，感觉到有好几粒乎乎的东西溅在头顶上。他知道那是眼泪。

眼泪是眼泪，洗脚水是洗脚水，同为液体，自不可同日而语。所以陈独秀端起木盆时，沉沉静静对妻子说：“世上很多事情，泼出去就泼出去了，也难收回来了。你呢，虽然受了委屈，也该知道覆水难收的道理。”

乔年在病榻上翻了个身。他听着父亲这话，心里难受，但是他想，这也是没法子的事。“穿破才是衣，到老才是妻”的感觉，陈独秀不会有。

高晓岚说：“你去泼水吧。这泼水的道理，三十年来，我是没有一年想不通的。”

可是当陈独秀的一脚盆水重重地泼在天井的青石板上时，高晓岚仍然是浑身一哆嗦。

陈独秀回房，对自己的结发妻子说：“我今天为你洗脚，也是在偿还一笔债。”

高晓岚听不明白丈夫的意思，抬眼看着他。

“有个噩耗要告诉你。若是我今天不说，你日后也会知道的，还不如今日说了罢。”陈独秀说。

噩耗？高晓岚吃惊了。她知道噩耗两字，是天下最不吉祥的字眼。陈独秀说：“延年他……”

高晓岚失声了：“延年怎么了？”

乔年霎时从床上坐起来，瞪圆了眼：“爸爸？”

陈独秀说：“延年遇难了。”

“天哪！”高晓岚头一晕。陈独秀冲了一步，急忙扶住了她。

乔年呜咽起来：“哥哥！……”

乔年早知道身陷囹圄的哥哥会凶多吉少，但是一旦闻知此噩耗，他的一颗心也无法抑制地剧痛起来。

高晓岚以手捂脸，泪如雨下：“延年呀，那么多年，妈妈都没有见你！你怎么说走就走，连妈都不见一面呀！”

她哭了一阵，站起来，从碗橱里拿出一瓶酒，递给陈独秀，说：“你给延年喝！”

陈独秀将酒洒于地上，说：“延年，爸爸一辈子都在磨练你，叫你吃苦受苦，今日，你也算是走到头了。你做了你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爸爸也不说对不住你了，只盼你一路走好。”

高晓岚闻言又哭，哭几声，指着陈独秀说：“我现在一点都不恨君曼妹妹了，只恨你！要是没有你这样一个一辈子都在闯祸的父亲，儿子怎么会死在人家刀下！”

陈独秀以手扶额，不语。

“你还不说一声对不住，你心狠啊！是你害了延年！”高晓岚又这样说。

陈乔年呜咽着爬下床来，拥住母亲，说：“妈，我说一句实话，我和我哥，都不怪爸爸，而且，我和我哥，打心眼里，一辈子都感谢爸爸！”

母子俩抱头痛哭。陈独秀受不了这种哭声，起身就出了门。

踏出门外，他一时不知往哪里走了。他又一次感到了浑身无力，便一屁股坐在门槛上。一个鹤发童颜者慢吞吞走过来，手持“麻衣神相”四字之幡。“这位先生，天庭饱满，双目有神，只是眉心发青，双颊带乌，只恐近日有难，在下给先生算一卦如何？”

陈独秀挥挥手，不耐烦地说：“我这人，命硬。我生来就知道自己会有如何下场。请先生走开！”

麻衣相士走开了，觉得这人挺无趣。

但是陈独秀这句话没有说对。他自己的未来变数如何，他其实并不知晓。

仅隔一个礼拜，他就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了。

1927年7月12日，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共产国际终于通过鲍罗廷传来了指示，陈独秀停职，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

7月12日，陈独秀事后多年还一直记着那一天。甚至在十五年之后的那个5月27日，他在四川江津的病榻上弥留之时，还记着这个7月12日，这是一个云层很厚的日子，他在这一天的晚上突然感到全身的骨骼关节都松了开来。

那一天，他的表情还算是平静的。起码，他在说话的时候，语气还算是平静的。他前一天刚搬家，搬到汉口前花楼的“宏源纸行”楼上。纸行的经理就是中共中央出版局长汪原放，老友汪孟邹的侄子。楼下堆满了各色纸张，楼上住人，倒也清静。他就这样平平静静地坐在自己的藤椅上，闻着不断从楼梯口飘上来的纸香。他哑着嗓音问：“就这样？”

鲍罗廷用英语说：“还有，请陈独秀同志、谭平山同志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请瞿秋白同志、蔡和森同志去海参崴办党校。”

为了使陈独秀比较平稳地离开中国共产党的舵手之位，鲍罗廷所提出的这种安排，也不能不是煞费苦心的。

陈独秀的藤椅子嘎叽嘎叽响了一阵。

“你要喝咖啡么？”陈独秀问，“还是喝中国的茶？”

鲍罗廷说：“我想听陈同志的答复。”

陈独秀笑一笑，缓缓说：“中国有句名言：士可杀，不可辱。”

“陈同志，你怎么能说出个杀字来？没杀你呀！”

“怎么没杀？脑袋里有什么？不就是思想吗？思想杀了，脑袋不也杀了吗？”

鲍罗廷吃惊地看着对方。他知道陈独秀虽说话平静，但心海之中自是波涛万丈的。

陈独秀沉默了好一阵子，忽然说：“你看我这张脸，像什么？像一口钟么？一口铜钟？”

不像。俄国人耸耸他的宽阔的肩膀。

不像？陈独秀又笑一笑，然后他点起雪茄，对鲍罗延讲了下面这层意思：我觉得我这张黑面孔，也不像一口钟。可是有一个中国和尚说我面相如钟。那和尚的寺庙就在上海龙华，龙华那地方，就是三 个月前，蒋介石冷眼看我领导上海的武装工人与奉鲁联军拼杀而故意勒马的地方，也就是八天之前，我的大儿子被五马分尸的地方。我后来明白了，龙华的和尚说我面相如钟，其实不是指我这张丑脸，是指我的命，指我的命运。我的命运是一口钟。我是依靠着钟声才能活着的。没有钟声的召唤，我的血就热不起来，就失了做人的味道。做人有什么味道呢？做人的本身就是在做一种信仰，人是靠信仰活着的，这就是人禽之别。鲍罗廷同志，我知道你也是非常赞同这一人生理念的。所以，你在按照莫斯科的节令打钟的时候，我是多么的神驰心往。因为我认定那是一口好钟。你们俄国有个叫苏兹达里的小城，那里一根钟绳一拉，能牵动二十四个钟铃，二十四口钟一齐响，那是多么惊心动魄的号召力！你们的号召力一向是很强的，我陈独秀也是闻钟起舞，不稍懈怠的。而且，我从主办《新青年》起已经感觉到，我本人也是一口钟。老和尚说得不错，我就是钟命。我的号召力也是很可观的，我曾经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门铃。我请的客人，我们中国人都是举双手欢迎的。可是悲哀的是，由于帝国主义和新老军阀的屠刀，他们的双手只能举起一半。但是我这口钟一直没有懈怠，我在不停地发出声音。中国的雄鸡每天都啼三遍，你们俄国的鸡大概也是这样，我也是每天都在敲钟，勤快不亚于雄鸡。我觉得我不曾做错什么。而今天，鲍罗廷同志，你突然就伸来一只手，摘了我的钟铃了。你以为，我陈独秀的钟铃被摘了，陈独秀的钟声就哑了么？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人生就是钟命。我这口钟是被钟铃狠狠摇响过的，尽管失了钟铃，整口铜钟还在嗡嗡嗡响着，他不会哑掉，他还是一口好钟。所以，一口好钟，是不在乎其中心有没有一根钟铃的。没有了钟铃反而好，那就是说，牵着钟铃的钟绳也没有了。凡一口好钟，风雨雷电都能叫它轰呜。不信，你可以听听，我陈独秀以后还会不会发出声音！

陈独秀喷着这样的烟雾的时候，鲍罗廷一直沉默，沉默于浓烈的雪茄味里。他或许听懂了一些什么，但或许什么也没有听懂。关于钟的问题，他不感兴趣。那个叫做苏兹达里的小城，他也从来没有去过。他只知道，陈独秀在抒发一种强烈的感情。人在关键时刻的心潮澎湃，他能理解。

最后，陈独秀揿灭雪茄，冷笑一声，说：“我去莫斯科干什么？我这个中国人，从来不懂俄语。”

鲍罗廷不言语。陈独秀十有八九是不肯北上的，他有预料。陈独秀又冷笑一声，说：“这条船，舵手原来是一个，还能勉强开着。现在舵手变成了五个，再怎么开？”

鲍罗廷耐心地说：“那五位同志，现在都等在楼下，专门想听听你的意见。”

“不用了吧，我一百句意见还不如你一句意见，别让他们为难了。我刚才说过了，今天，是我大儿子死于蒋介石刀下的第八天，八方来风，都是血腥气。我特别累，也不想见什么人，就让我闷头睡一觉吧。请鲍罗廷同志离开的时候，叫楼下黄秘书把门关死。”

鲍罗廷无奈地站起来，道一声再见，就下了楼梯。

他在楼下看见了等候着与陈独秀见面的张国焘、周恩来等五位临时中央常委。他朝他们笑一笑，做了个出门的手势。

五个人便都站了起来，一言不发，鱼贯而出，在黑暗中悄然离开宏源纸行。

走出门外之后，周恩来站住了。“我们应该立即行动！”他对他的同伴说，“再不能拖延了，我们要立即举行第一个没有陈独秀同志参加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决策会议！”

他的同伴们一起点头。

在陈独秀悄然离开中共舵手之位的第二天，汉口邓演达宅邸内也在悄然发生一种戏剧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在一面立式穿衣镜里上映。

邓演达在精心化装。

蓝工装。黄球鞋。鼓鼓凸凸的一只帆布工具包。一支铁壳手电筒。

穿衣镜里映出一个活脱脱的电线查线工人形象。

邓演达在几分钟内变了另外一个人。他不能不变。陈独秀停职的第二天，中共五位中央临时常委便一致通过对政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所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决定所有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一律退出政府。两党合作的局面基本终结了，被监视多日的邓演达眼看白色恐怖日甚，决定化装出逃。逃往何处，他不知道，但是立即离开武汉，他是知道的。若是再迟一步，那些监视他的士兵们就会用枪托砸门了。

邓演达从穿衣镜前回过身来，发现妻子郑立贞在掉眼泪。郑立贞的旁边，呆然地坐着邓演达的一位表弟。

“子英，谢谢你给我准备了这身衣服。”邓演达对表弟说，“你必须再帮我一件事。我走了以后，你无论如何护送立贞回广东去。她文化不高，想读助产学校。”

表弟应诺。

邓演达掀开窗帘的一角，仔细看看外面，说：“正门出不去了，我翻后面围墙走。现在每一分钟对我都很危险。”

妻子突然奔上去，紧紧抱住了他，颤抖如一页树叶。

邓演达抚着妻子的后背，轻声说：“别为我担心。 中国革命， 还会东山再起的。我们会有团聚的一天。”顿了一顿，他又说，“你以后当了助产士，要相信，你接生的每一个孩子，在中国，都会过上好日子！”

妻子突然伸出手，坚决地推了一把丈夫。她觉得丈夫实在不该再说这些书生之言了，在窗外都亮着狼眼睛的时候。

邓演达很快就消失了。

第二天晚上，国民党中央党部灯火通明。汪精卫主持国民党紧急会议，这个会议对于汪精卫及其武汉政府来说，委实是太紧要了。大吊灯底下，皆是一张张铁青的脸。

汪精卫把一张纸重重拍在会议桌上，阴着声音说：“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罗易，把共产国际的一个‘五月指示’的副本给了我。依共产国际的想法，国民党只有变成共产党才有活路，而我汪兆铭，是正宗国民党员，我是绝对不愿意看到镰刀斧头绣到青天白日上去的！”

“请原谅，兆铭兄。” 一位在炎热的季节里还穿西装打领带的人站了起来，“我不能不说几句！”

汪精卫皱起眉。此人乃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左派人士陈友仁，一贯难侍候，汪精卫知道他说不出顺耳的话。

孙科制止陈友仁：“兆铭还在讲话，你怎么就打断他？”

陈友仁强制着自己的情绪，坐下去。汪精卫继续说：“一条船，决不能有两个舵手！现在，很显然已经到了争船把舵的关头。若是我们还想把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道路，那就只能采取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把共产党变为国民党！另一个办法，消灭共产党！”

陈友仁拍案而起：“我现在一定要说话！不是我要说话，而是孙夫人要我代表她在这里说话！她知道今天要开什么会！她拒绝参加这样的秘密会议，但是她要我来，让我明确表达她的立场！”

孙科说：“啊哟哟，别说了。她的话，不说也知道！”

“不，我要说。”陈友仁说，“我们绝对不能分共！诸位必须要清楚，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是总理亲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

孙科突然跳起来：“你陈友仁给我住嘴！你过去是我父亲的好朋友，这我们都知道，但是你动不动就搬我父亲的帽子吓唬人，你这就叫狐假虎威，你就是狐狸！”

陈友仁击桌：“你骂什么人？！” 一时间会议室方寸大乱，嚷嚷声劝架声顿起，汪精卫砰砰砰击桌半天，还是不能压住阵势。

汪精卫后来也不拍桌了，他叉起双手，像看戏一样地看着这混乱的场面。他想，反正大局已定，这里大多数人都是拥护他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也彻夜开着电报机在等候他的好消息，几个左派人士把桌子拍得山响，终也是杯水风波。

这一天夜间，在汉口中国银行大楼顶层的宋庆龄住所内，打字机的键盘一直在嚓嚓作响。

心情悲愤的宋庆龄知道陈友仁一定会在秘密会议上遭遇到被围攻的局面，她知道武汉的天已经很黑了。但是她不畏惧压力，她用打字机连夜写作了那篇震惊中外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以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

“我认为，我现在必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来说明，我们目前有必要作明确的解释。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惟一方法。但是现在有人说，政策必须按照时代的需要而改变。这种说法虽然有一部分道理，但是政策决不应该改变到如此地步，以至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政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的机关！

“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工具而已。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邓演达是两天之后从一份传单上听到孙夫人的悲愤之声的。那时候他正精疲力尽地接近郑州城。自出武汉城后，他日夜兼程，沿着京汉铁路直向北走，一走就是两百公里。他的化装角色的选择没有错，在广阔而炎热的江汉平原上，几乎没有人对这位孤独的忠心耿耿的查线工人发生怀疑。追逐着他的，只是一群顽固的蚊子。

当邓演达拖着两条近乎麻木的腿走近郑州城头的时候，发现暮色笼罩的城门口正在发生一场殴打。皮带声和惨叫声挤满了并不宽敞的门洞。殴打是单方面的，是士兵殴打工人。门洞里翻倒着一只浆糊桶，浆糊正在发出麦子的香味。邓演达知道这是工人张贴的传单惹怒了士兵。

“别打！打什么人？让我看看贴的什么！”邓演达喘着气说。他让自己的两条麻木的腿停下来，停下来的腿一直筛糠不止。两个士兵惊疑地瞧瞧这个疲惫不堪但说话口气很大的查线员。这查线员说话的口气百分之百像长官。

邓演达看墙上。他的目光首先接触到一张告示，那是汪精卫于7月15日签署公布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这个文件表明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也表明了1925年至1927年的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是最终失败。然后，他邓演达的目光就停留在一张浆糊未干的传单上，他的耳边响起了宋庆龄的悲愤之声。他知道，这位张贴传单的工人，心情也是同样悲愤的。现在连悲愤之情的某种偷偷的表达，也要挨皮带了。

“你们不要打他，更不要撕这份东西！”他说。

士兵们脸上就挂不住了：“关你屁事！我们不仅要打，还要抓他呢！”皮带又夹头夹脑下去了。刚刚站直的工人又“哎哟”一声倒了下去。

邓演达的疲惫之感一扫而空。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手的，反正他的出手非常凌厉，两个士兵还在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就已经一起倒在了地上。

士兵们很快就爬了起来，一个上起刺刀，一个摸出铁哨子瞿瞿地吹。吓慌了的工人赶紧推邓演达：“好人，你快逃！”

又有三个士兵出现了，踢踏踢踏奔过来，并且很快就扭住了邓演达。

邓演达继续挥拳，左打右击，但渐渐有些力不能支，尤其是连续走了两百里路的两条腿，不再怎么听使唤。

突然一个班长模样的喊起来：“你不是邓主任吗？”

“你好眼力。”邓演达喘着气说。

“弟兄们，住手！他是我们的邓主任！”

士兵们全愣住了。

班长在浓重的暮色里说：“邓主任，我听过你的演讲。我知道你是反对汪主席的。你快走吧，现在太危险了！”

邓演达拉拉衣服，说：“我当然要走，我穿这身衣服就是为的走。但我想留一句话。吃兵粮的弟兄们，你们不要打工人。你们家庭里，也有兄弟姐妹当工人当农民的，他们日子很苦。你们这些扛枪吃兵粮的，也是辛苦人。苦人无论如何不要打苦人。”

士兵们垂了枪也垂了脸。那工人很快就被放走了。于是邓演达说：“我走了，谢谢你们！”

但他这时候又被墙头上的一份快报吸引住了。那份快报上有几行字还能依稀看出来：“鲍罗廷被武汉政府礼送出境……自武汉去陕西……取道西安回俄国……”

老鲍，他喃喃地说。

邓演达在郑州城的墙洞内念叨老鲍的第三天，蒋介石也在上海念叨上了鲍罗廷。

那一天，他正与几位南京政府的军政委员、以及位上海经济界大亨一起漫步走过外白渡桥。

“汪兆铭说过很多废话，”蒋介石在桥的中央站了下来，抬眼眺望黄浦江面，“‘礼送出境’这四个字，他倒用得恰如其分。鲍罗廷这个老毛子留在中国还能做什么事呢？除非每天参观共党分子一批批抓起来，一批批枪毙。”

有人掩嘴笑。蒋介石又忽然想起：“我从苏俄带回来的红军制服，不是还在么？”

副官说：“一直在汽车尾箱里。”

蒋介石兴致勃勃说：“给我拿过来！”

副官跑向桥头，从桥头停着的汽车尾箱里，仔仔细细捧出那套神气的苏军军装。蒋介石含笑接过军装，抖开，手心掂一掂，忽然间就双手高高一扬。

军服飞了起来飞过桥栏，像只黄褐色的大鸟一样，飞落江中。

蒋介石说：“我也学学汪兆铭，礼送出境！”

众人大笑。都说有趣有趣。

蒋介石说：“从今之后，俄国人是俄国人，中国人是中国人了！所谓布尔什维之路，我们中国人是不屑于踩的！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共产党宣言，一律礼送出境！”

7月下旬，阳光如瀑布一样烈烈地泼着南北整个中国的时候，被“礼送”的鲍罗廷车队过境陕西。

车队一路颠簸，驶近西安临潼温家附近的公路时，鲍罗廷大喊一声“停车”，他的黄菏褐色的脑袋撞在了车顶棚上。他眼尖，看见了一个人，熟人。

一位蓝工装查线工人高高摇晃手电筒，站在道路中央，拦下了这列由四辆道奇旅行车和一辆帆布顶别克小汽车所组成的车队。

鲍罗廷推开车门，走到明晃晃的阳光下。“邓演达！”他喊。

邓演达摇摇晃晃走了几步，说：“老鲍！我守候整整一天了！”

“准备去哪儿？”

“还能去哪儿？去你们要去的地方！”

“这是正确的选择！”鲍罗廷大笑，手一挥，“上车！”

“上车之前，先给我一只面包吧，如果你们还有面包的话。”邓演达再也不掩饰自己的窘迫，“我已经一天半没有进食了。我这人，除了向朋友求助之外，实在不善于向任何陌生人乞讨。”

武汉下了一夜的雨，雨激如瀑，击瓦砰砰有声。

毛泽东还没有听见过这么大的雨声，如鼓，如雷，如锤击砧。毛泽东在黑暗中仔细听听自己的三个孩子，孩子幸好都没醒，要是醒来，肯定会吓着的。毛泽东想，瓦一定是击碎许多了，早上起身得补瓦。

黎明时分，雨停了。毛泽东吩咐杨开慧以两凳相叠，他自己爬了上去。眼睛探上屋檐一看，黑瓦却齐整整的，没一块碎。毛泽东摸一摸，摸了一手青苔。

早饭后，他离开武昌都府堤41号这个临时住所，去送一批离开武汉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途中，他专门去宏源纸行弯了一下。他想把自己的一个强烈的感受告诉陈独秀。

他提到了昨夜的击瓦很凶的暴雨。他对陈独秀说。我以为瓦会碎一批，结果，雨是雨，瓦是瓦，貌似轰轰烈烈，倾盆大雨，仔细看看，也没击碎什么。

陈独秀也是一夜未睡稳，满眼眼屎。他一边擦脸，一边说，润之你这话对一半，错一半。大革命是败了，中国还是军阀统治着，租界还是洋人把持着，好像什么也没变。但是共产党员人数多了，全国民众的觉悟比以前高了，一夜之雨，还是击破了一些东西的。

陈独秀洗罢脸，又说，润之，你这话不是在说我吧？是不是怨我连任五届党魁，只是一场暴雨，一块瓦也没击碎？

毛泽东连连否认，只说是看到大革命如此结果，心境悲凉罢了。

陈独秀说，大家都好好总结吧。毛泽东说，仲甫你是不是也得总结总结呢，你若是总结好了，再来率领我们走路，革命又可能会出新气象了。

陈独秀听了这话，半天不言语，说：“润之在我这里吃早饭吧？我打两个鸡蛋？”

毛泽东说吃过了。陈独秀于是激烈地说，我总结什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共产国际就是萧何，结果账都算到我一人头上。反正我现在也不管事了，张国焘周恩来他们也不来看我了。毛润之你也跟着那五个舵手去做事吧，看那五个人怎么把柳弄暗了，怎么把花弄明了，弄个共产主义又一村出来。

毛泽东离开宏源纸行的时候有些后悔，他其实不应该来。陈独秀不是一个领袖的样，也不是一个先生的样了。

身穿工装的毛泽东在码头送走一批学员后，慢慢走回家去。他一路上还在想着在大革命与大暴雨之间的某种关联，以及陈独秀的死也改不脱的顽固。在走下武昌六渡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身后有异样。他弯下腰拔鞋跟，便发现有两个便衣盯上了他。毛泽东心里一紧，面上故意装作不知。这些日子，武汉的白色恐怖已是一日甚于一日，警察几天就查一次户口，大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都遭到逮捕。毛泽东每次出门，杨开慧都告诫他小心再小心。今天，祸水果然找上来了。毛泽东看那两个便衣的模样，凭直感觉得他们要比两年前的那个患哮喘病的汤排长聪明。

毛泽东还没想定脱身之计，两个便衣急走几步，突然一齐拦在毛泽东面前。

“你看见毛润之没有？他刚才同一群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在一起。”其中一个问，口中金牙一闪一闪。

毛泽东说：“毛润之？哪个毛润之，不就是那个毛所长吗？”

“对，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共产党头目，受通缉的！刚才有人见到他了！”

“我认识，我们湖南老乡哩！”

另一个便衣忽然眼睛一直：“我看你就是毛润之！”

毛泽东笑：“对，我就是毛润之，我也想当当所长哩！” 便衣金牙说：“不，他不是毛润之，毛润之我见过，还要瘦，还要高。”

毛泽东解释说：“我今天穿的这双布鞋底子薄，我有双厚鞋底的皮鞋，那鞋一穿，我就成毛润之了。”

金牙便衣发怒了：“你别给我说笑话，我们在做正经事，搜捕毛润之！这个共党分子特别危险，一贯鼓吹工农暴动，我们非逮住他不可！你说，你刚才到底见过他没有？”

毛泽东显出了为难：“我要是对你们实说了，不就是卖朋友么？我同他老乡，隔壁村子的！”

金牙便衣堆起笑，伸手摸口袋，摸出两块银元：“你要说了，这个归你。”

毛泽东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我是卫戌司令部的高级特工，还能骗你？”金牙说。

“那我告诉你，”毛泽东盯着那两块银元，“我看见毛润之刚才与八个年轻人在一起，鬼鬼祟祟的。”

金牙便衣的眼睛里放出金光来：“对！对！”

毛泽东手一指：“都往武汉关方向去了，去码头了！”

“追！”两便衣拔脚就追。

毛泽东急了，也追上几步：“喂，赏金呢？”

便衣边跑边回头喊：“快滚！你找死？”

有路人掩嘴笑，明显是笑讨赏金的毛泽东不识抬举。毛泽东见人跑远，也赶紧撒腿，闪身避入桥逸小巷。

一回到都府堤41号，毛泽东便行动起来。他在挨个儿与五岁的岸英，三岁的岸青，婴儿岸龙吻过之后，就从厨房里招呼出了系围裙的杨开慧。

“开慧，”他说，“马上转移。”

杨开慧一时弄不懂：“什么转移？”

“就是换个地方住。敌人已经盯上我了。这个地方迟早会被他们嗅到的。”

“爸爸，”岸英听懂了一点名堂，“是不是躲猫猫？”

“对，就是躲猫猫。你爸爸，你妈妈，都是好人，坏人要抓好人，好人就要跟坏人躲猫猫，叫他们抓不着。”

“嘻嘻。”岸英感到好玩，笑个不停。

毛泽东对妻子说：“要很快。”

“饭也不做了？”

“顾不上了。”

杨开慧知道了问题的重要性，马上表现出了干练：“那我马上收拾东西！”

摇篮里婴儿啼哭起来。“先喂奶吧！让小岸龙先睡着！”毛泽东吩咐说，一边打开旧皮箱，把床边的书籍文件一古脑儿往里装。

门推开了，毛泽东吓一跳。进门的却是笑嘻嘻的周恩来和张国焘。张国焘除下草帽，说：“怎么了？”

岸英对这个常来的叔叔说：“爸爸要躲猫猫。让坏人抓不着好人。”

毛泽东为客人倒出两杯凉茶，说：“刚才在六渡桥，差点让两个便衣逮住。”

毛泽东说，他要马上换个地方。周恩来很赞成转移，他说共产党人也应当学学狡兔，没有三窟不行；又说可以让中央秘书处的邓小平出面安排，他这几天已经连续安排许多人遁入地下了，遁得都很成功，警察根本查不到户口。

“现在，应该说到正题了。”周恩来说，“临时中央已经开会研究了，觉得你的发动土地革命的意见是对的。中央准备马上发出关于《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的文件，文件将这样提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到一个新阶段，就是土地革命阶段。要求每个省的农民运动，都把人力和财力集中在政治军事或交通重要的区域，树立起领导全省运动的中心基础，实行土地革命，必须夺取政权，必须建立农民的革命政权！”

毛泽东一边听着一边就兴奋起来，这样的提法他是梦寐以求的。他说：“我提议，补入这样的内容：农民武装，可以三种形式存在。能补入吗？”

周恩来说：“你说，润之！”

张国焘笑笑说：“毛润之总是有新名堂。”

毛泽东走几步，说：“第一，以合法的名义存在，比如挨户团、保卫团、联社之类。第二，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随时集中。第三，在这两种形式都不可能的情况下，则可以上山！”

张国焘说：“哎哟哟，你又是上山！若是老头子还在，又要骂你山大王了！”

周恩来忽然提议：“润之，你能不能去四川工作？”

“四川？”毛泽东没有想过。

张国焘说：“四川人口多，但是党的工作基础非常薄弱。”

毛泽东略作思考，觉得入川不妥。他说：“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是回湖南吧？毕竟我对湖南熟悉。”

周恩来说：“也可以这么考虑。国焘，你看呢？”

张国焘叹一声，说：“看来润之要当湖南的山大王是当定了。”

周恩来说：“润之，临时中央常委会已经作出了南昌暴动的决定，争取拉出一支五万人的部队。我们还准备拟一个秋收暴动的计划。”

“农民暴动？”

周恩来重重地说：“农民暴动！”

“太对了！”毛泽东击桌，“我可以参加秋收暴动计划的拟订！”

毛泽东这一天一直兴奋着。中央领导层的方针政策的显著改变，他觉得非常正确。当晚，他与一家人挤睡在武昌一家铁工厂的潮湿的机器仓库里的时候，他还是圆睁着眼睛。

杨开慧在迷迷糊糊之中老觉得木板床叽嘎叽嘎响。五口人挤睡一张临时搭起的大木板床，谁动弹一下，都会牵动他人。

她发现丈夫一直醒着，没有睡意，于是她便也支起身，拿过小芭蕉扇为三个睡得汗涔涔的孩子打扇，一边摇扇一边轻声说：“润之。”

“嗯？”

“你说起暴动这个字眼儿，说得特别顺溜。”

毛泽东转脸，看妻子。如水的月光透过窗户，湿了妻子的白皙的脸庞。

“你经常在想暴动？”妻子问。

“我们的同志牺牲得太多了，工人死伤太多，农民死伤太多，共产党若不再组织暴动，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妻子不做声。毛泽东从妻子手中接过扇子，为孩子们打扇：“这个教训，也是用血换来的。陈独秀头仰得太高，看不到这个教训，但是，共产党里面，许多人都看到了。”

“你真的会拿枪？”

“我怎么不会拿枪？枪是天下最有用的东西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