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背影往山坡上走。一个撑着红色油纸伞，一个披着军用雨衣。长沙东郊的山坡，在整个1927年的8月中旬，一直都有笼罩在阴雨之中。

毛泽东和石头走到坟前。草坡中有三座低矮的土坟。这是石头的父母以及姐姐之坟。毛泽东于8月12日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湖南后，没过两天，就特地陪同石头来走东郊。

独臂军人用一只手灵巧地划亮火柴，分别点燃了三束线香。他一边点一边喃喃地说：“爸爸，大贵人毛特派员来看你了。妈妈，大贵人毛特派员来看你了。姐姐，毛团长来看你了。”

毛泽东把伞撑低，为他挡着若有若无的雨丝。

“还有，我的左臂啊，我带着我的右臂来看你了！”石头又向一个似坟又不像坟的土堆鞠了一躬。半年多之前，他托姐姐把自己的左臂埋在父母坟前，姐姐照做了。

“用我的伞，护一护长眠之人吧！”毛泽东上前几步，又要向坟头插伞。在安源，毛泽东曾用雨伞护过一个点矿灯的孩子的坟，那孩子的名字毛泽东一直记得，叫小鱼儿。

“不用毛特派员送伞，让我给父母亲尽尽孝吧！”石头很快地脱下军用雨披，摊开，护在父母亲的坟头。

他说：“爸爸，妈妈，姐姐，长沙的瓦房，早让军阀放火烧了，我没有家了，这里就是我的家。孩儿不孝，长年征战在外，我今天就用雨衣做个屋顶，给二老挡挡风寒吧。”

军用雨衣如大鸟的翅膀，静静护住了坟头。

毛泽东很有些感动，毛泽东说：“石连长。”

石头转身。他的眉毛上都是细细的水珠。

毛泽东说：“坟墓，对有些人而言，是人生结束的地方。对有些人而言，是人生开始的地方。石连长啊，你前一回上坟之后，成了北伐军的连长。这一回上坟之后，你就要成为共产党军队的官长喽！”

“毛特派员，你只管说。你指哪儿，我奔哪儿。”

“我今天跟你来上坟，就是想当着你父亲、你母亲、你姐姐的面，对你下一道命令。”

石头闻言，脚后跟一靠，啪一声就立正了。泥水溅了起来。

毛泽东说：“你是神枪手，你懂军事训练。我今天任命你为军事教官，去湘赣边界的铜鼓报到。”

铜鼓？石头皱眉想了一想，他隐约知道铜鼓在哪个方位。

毛泽东从怀间取出一封信，交给石头：“浏阳工农义勇队在那儿，起义枪声一响，那支队伍就将组建一个团。我相信，今天，你去那儿当教官，明天，那支部队射出的子弹，就能打在敌人的鼻梁正中！”

石头受命，一连行了五个礼，他说，毛特派员、爸爸、妈妈、姐姐、我的左臂，我接受命令了！

毛泽东说：“石大伯，石大妈，石花，我毛润之给石头下这样的命令，叫他参加共产党的暴动，你们该是安心的吧？”

军用雨衣无言。芳草无言。惟有树间鸟儿扑哧哧地飞出几只，溅落一片水。

“好了，”毛泽东说，“出发吧，带上我这把伞。”

石头一愣：“我拿了你的伞，你不就淋着雨了？”

“你有一百里路要走。”

“我无论如何不能拿。”

“你若不当着你父母的面拿这把伞，你父母能安生吗？你父母会说：这个毛泽东啊，你怎么就让我儿子淋着雨跟你干革命呢？”

石头鼻腔一热。他伸出独手，接过伞。这把伞真重，他想。

石头向另一条山路走去，一直举着红伞。他带了八个旧属一起去铜鼓。这八个弟兄都是自愿提着枪跟他跑回湖南的。

毛泽东送走石头后，走下芳草蔓生的山坡。坡下凉亭里，杨开慧等着他，五岁的岸英等着他，一辆胶轮驴车则憩歇在凉亭对面的客栈里。

“他走了？”杨开慧问。

“对于这个神枪手来说，秋收暴动已经开始了。”

“一个下雨天，你把我带到这里来，一定是有理由的。”

“今天把你带来这里，确实是想托你一件事。”毛泽东在凉亭里坐下，揩揩湿了的黑发。“若是石头献出了生命，你要帮助一下，把他跟他的父母、姐姐葬在一起。让他的右臂与左臂葬在一起。”

妻子觉得难以理解：“我来帮助安葬？”

丈夫说是。

“你的意思是，”杨开慧说，“他会牺牲？”

“暴动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他是军人，更可能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要托我？你不能帮助他安葬吗？”

“也许，那个时候，我也没办法托你了。”

妻子松开孩子，吃惊地看看丈夫。

“是的，”毛泽东看着凉亭外密密的雨丝。随着风的强强弱弱，雨丝会织成各种各样的图案。“也许我真的会没有办法的。”

妻子明白了丈夫的意思，说：“你的话，我听懂了。”

“握枪之人，为枪所伤，是最容易发生的事情。”

“妈妈，饿了，”儿子说，“回家。”

杨开慧抱住孩子，突然轻声问丈夫：“能不暴动吗，润之？”

“我们共产党，要是现在还不下决心建立自己的武装，小岸英日后大起来，就不会有幸福日子过。”

“这个理，你说过好几遍，我懂。”

“只是还有点怕？”

妻子没有回答。半晌，她说：“怕失去你。”

毛泽东细想一下，说：“开慧，只要我们组织得好，秋收暴动是能够成功的！我们全家五口人，我想，不会少了哪一个，你就称放心吧。岸英，你真饿了？爸爸也饿了，我们这就上驴车，好不好？”

武汉继续闷热。隐蔽在汉口的中共中央机关，准备分批撤往上海。周恩来已着手开始做这工作。邓小平所在的中央秘书处进入了有条不紊的忙碌。

主持着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在汉口深居简出，静着心注意着全国的局势。但是这几日他的心境却被搅乱了，关于秋收暴动的一些筹备问题叫他心烦意乱。问题又是湖南的毛泽东从湖南提过来的，毛泽东这人总是有新见解。瞿秋白一直觉得他与毛泽东彼此心通，但是有些问题提得突兀，他也难以决断。别看舵手不划桨，坐在船尾，舵手是最难做的。上台不久的瞿秋白对此已深有感觉。

他听着许多议论。这种议论接连两日来都在船舵周围嗡嗡回响。

“暴动打什么旗帜，不是毛润之一个人说了算的，党是有明确决议的！”“秋白同志，你现在已经处于中国共产党舵手的位置，我们都是支持你的，原则问题你不能让步。领导秋收起义不是办一期《湘江评论》，信口开河怎么行？不能由着他毛泽东的性子来！”“你是临危受命，秋白同志。现在全党对你期望很高，你一定要坚持真理。你的形象，不是你个人的形象，是党的形象！”

瞿秋白坐在半开的窗户前面，解开衬衫扣子。杨之华及时递来一把扇子，他说一声谢谢，然后就摇扇，摇得很慢。瞿秋白原来是想请毛泽东去上海的，中央机关要搬到上海租界去，瞿秋白想与毛泽东一起在上海共事。但是毛泽东说不愿住高楼大厦，愿意到农村去，愿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毛泽东脾性倔，但倔得合理，湖南没他也真不行，瞿秋白也便同意让他去筹备秋收暴动，头衔是中央特派员。谁知这个特派员在一头扎到湖南农村开了一系列的调查会后，马上就土地革命问题和暴动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与中央口径不统一的见解。比如，他主张不能光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中小地主的地也要没收，也就是整个地主阶级的地都要没收，否则，据他说，就不能满足农民要求。比如，组织秋收暴动的名义问题，毛泽东不同意中央提出的“打国民党招牌”的做法，他认为民众早已唾弃了这块牌子。

据说他出席了8月18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他会上的发言慷慨激昂，这位中央特派员当时是这样说的：“这次秋收暴动，为什么非得要像南昌暴动一样，打国民党的旗子呢？农民对之是不满意的。工人对之也是不满意的，国民党这三个字已经没有号召力了，青天白日之旗，几乎已成为军阀之旗了！同志们，我坚决认为，我们应当高高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据说大家闻言雀跃，掌声一片。

有些意见，瞿秋白想，可以赞同毛泽东和新改组的湖南省委的，有些意见，中央也不能一味听信下面的，比如说旗帜问题。所以他在中央局的一次碰头会议上说：“就暴动旗子而言，我坚持，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也就是说，秋收暴动的义旗，仍然应是青天白日旗。”

一面肮脏破损的青天白日旗铺在桌面上。

毛泽东招呼：“来来，福顺同志，你数数，旗帜上有几个鞋印子。你先别张罗着泡茶。”

福顺大叔刚调到湖南省委跑联络不久，见毛泽东招呼他，不知何故，也便站到旗帜面前，弯下腰，认认真真数起来。旗帜皱巴巴的，有些鞋印子还真不好认。

“毛特派员，”他说，“旗上有十八个鞋印子。可能还不止，许多鞋印子是迭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是小孩的脚丫子印，可能他还撒了一泡尿，一泡童子尿。”

见福顺大叔说得有趣，许多眼睛都凑过来一起看。

毛泽东卷着一份民国日报当扇子摇，一边摇一边说：“中国有句话，叫做摇旗呐喊。要呐喊必先摇旗，摇什么旗，至关重要。古人打仗，重旗而轻兵器。刘备出征，有刘字旗。关公上马，有关字旗。一个大字不识的张翼德，也有一杆张字旗。连宋江造反，杀下梁山来，也有一杆宋字旗。福顺同志是喜欢看京戏的，戏台上出个花脸将军，背脊上是不是都要插靠旗？”

“当然插靠旗啦，而且是插四面。”福顺大叔点点自己的后脖颈。

“这就说明旗帜的重要。旗帜就是军心，就是民心。如今共产党领导暴动，打什么旗？我们是工人的党，农民的党，我们打旗，就打镰刀斧头旗！我们把镰刀斧头高高举在旗帜上，全国的工人和农民就会把他们的镰刀斧头高高举在手上。”

福顺大叔说，没错，就这个理。

有人叹口气：“秋白同志的复信很明确啊，不是镰刀斧头，还是青天白日。”

毛泽东请福顺同志连夜搭车上武汉走一趟，他说，你马上走，连夜去武汉，把这面旗带上，去见瞿秋白同志。你送给他这面旗。你告诉他，这是你亲手从湘潭带来的国民党湘潭县党部的旗。汪精卫叛变革命当天，这面旗就被农民扯了下来，上面至少有十八个鞋印子。依你的说法，还有一泡童子尿。你把我毛泽东的这个问题带给瞿秋白同志：我号召农民揭竿而起，竿子上又要绑这面有十八个农民鞋印子和一泡童子尿的旗帜，能行吗？

那当然不行，福顺大叔说，这是面什么旗啊，青天不青，白日不白！

毛泽东叹息一声，说：“这面旗帜，我在武汉还不觉得，一回长沙，看见唐生智的国民党省党部是那样不得人心，看见工人和农民朝这面旗帜吐口水，我就断定，我们再不能依靠国民党的旗帜号召群众了。福顺同志，你今天从湘潭县带来的这面旗帜，更加坚定了我的判断。好吧，请你马上就动身，辛苦一趟。”

瞿秋白在第二天就看到了这面带着尿臭味的旗帜。他在中央秘书处的办公室里。围绕着这面摊在桌子上的旗帜慢慢踱了一圈。闻着这面旗帜的气味，他不能不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有可取之处。南昌起义是打的国民党旗号，应该说也没错。现在起义部队为避强敌，在主动撤出南昌以后，正南下广东，他们后有张发奎尾追，前有盘踞两广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李济琛堵截，正在运动中争取保全和壮大。至于新发动的暴动，其名义，其号召力的强弱真须格外斟酌。

他又想到毛泽东三年前在珠江里的那次游泳。毛泽东这个人会扎猛子。他一扎下去就知江水深浅了。而自己擅长的，却只是在江边吟诗。诗歌讲究平仄，不测深浅。

这时候他听见有人在说： “秋白同志，哪有十八个鞋印子，我数过了，顶多十二个！”

瞿秋白踱到窗子前，在一抹阳光底下站定了，他说：“十八个也好，十二个也好，全是毛泽东的鞋印子！”

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愣了一下，惟有在屋角捆扎文件的邓小平无声地笑起来，他听懂了瞿秋白的意思。

瞿秋白说：“毛泽东在湖南走了很多地方，满湖南都是他的鞋印子，他的结论都是调查研究之后得来的，这种结论，应该是值得所有的同志尊重的。”

瞿秋白转身下楼。他决定马上给湖南复信同意换旗。是共产党就大声说共产党的话，真话就是号召力。走在楼梯上的瞿秋白对湖南秋收起义的成功，一瞬间充满了信心。

夕阳如一只独眼，醉醉地注视着炎热的长江。江面宽阔而平静。泳于江面者，大多是一些摇摇晃晃的铁壳船和小舢板。

英国江轮“公和”号背着夕阳，离了武汉，顺流东下。

三等客舱里的箱笼中间，蜷坐着几个默默无语的穿西装的旅客。其中一个中年人看上去是病人，额头缠布，肩上披一条褐色的粗夏布大围巾，原来就显得灰暗的脸色就显得更加灰暗。

一路上，秘书黄文容和中央出版局长汪原放都没有与“病人”陈独秀多搭讪。船上不是谈话的地方，前甲板舷栏处贴着一张硕大的英文布千，写的是若遇国民政府在船上逮人，本船概不负责云云。陈独秀除布千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特别不想说话。

陈独秀不想说话的主要原因还是心情的惆怅。不是心情不好，他也不会决定东走上海。他这一趟赴沪，还是想住到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那里去。汪孟邹通过侄子汪原放带话，也欢迎他去。武汉对于陈独秀，已无眷恋之处。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之后，瞿秋白与李维汉悄悄来到前花楼“宏源纸行”楼上来看望了他。他于是知道了南昌暴动之后的一些情况，也知道由于八七会议已经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关，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已为政治局常委，他自己的总书记一职已也就式不复存在了。他当时很想问一问瞿秋白，你们这个八七会议只有二十来人参加，只二十来双手怎么就能把我扶下总书记职位了呢？三个月之前的中共五大不是选出了三十一个中央委员和十四个中央候补委员的么？那加起来就有四十多个人呢。他当时只嘴唇动了动，并未吭声。他始终没有说出一句很大声的话，只喷着很长的烟，以至于在楼下望风的黄秘书一点也没听到楼上有什么动静。陈独秀这二十年中打碎过许多茶杯或者茶杯盖，但那个无风的晚上十分平静。

他现在坐在三等舱里也十分平静。顺流而下的江轮所发出的轮机声并不大，两岸隐约可见的树木与小房子移动得很滑润。但他知道现在的每一天，中国的日子都过得很不平静。撕破脸皮的蒋 介石与汪精卫的刺刀每天都在滴着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极为新鲜的血，而愤怒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正在全国各地掀起着大大小小的暴动，他们正在亮出洋枪土枪以及梭标大刀来对抗全副武装的国民党新军阀。

他突然想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现在会在会么地方说着会么话呢？他说话一定还是那么慷慨激昂的，并且他一定是跟武装的农民在一起。

陈独秀所猜，八九不离十。毛泽东在陈独秀辞离武汉的这一天，也就是9月4日，正身处安源张家湾的一处大瓦房，并且确实在大声说着话。这个大瓦房里开的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会议，毛泽东是以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说话的。陈独秀当然听不见他说的话，也想不到他究竟说些什么。

毛泽东身姿挺拔。他是站着说话的，手中拿着一张纸。他在用很大的声音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项。

“现在我宣布，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为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第一师下辖三个团。第一团驻在修水，以卢德铭警卫团为骨干，由平江工农义勇军和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由钟文璋兼任。”

掌声之后，毛泽东继续宣布：“第二团，驻安源。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王兴亚、副团长黑筐。”

大家又鼓掌，有人小声喊万岁。来自安源的黑筐当上了副团长，自是满脸激动。

毛泽东又宣布：“第三团，驻铜鼓，以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一个营组成，团长苏先俊。”

除了单调的轮机声，陈独秀什么也没听到。他脖子里的褐色夏布围巾潮乎乎的，都是汗水。陈独秀这一天出了很多虚汗，他明显地感到自己的身体虚了许多。他扭脸，从舷窗看江面。这般看长江，与站在黄鹤楼第五层上面看长江，境界就迥异了。他现在既没有看到“阶段”，也没有看到“秩序”，只看到从舷边不断喷溅出来的乱七八糟的水花。对此，他也没有细想。他不想再分析什么，归纳什么、推演什么了，他不想再作结了，结论都已经叫人家作去了。

在江轮于暮色之中驶经他的老家安庆的时候，陈独秀站起来，悄悄离舱，走上凉风习习的甲板。

他闻到了久违的家乡的空气，一时百感交集。他在一只木板箱上坐了下来。

一位蓝眼睛高鼻梁的传教士走上甲板，转了一圈，在佝偻着身子的陈独秀面前站定了。“这是什么码头，先生？”洋人的中国话说得别别扭扭，但是能够听懂。

“天下最好的码头，安庆。”

“为什么，安庆，是天下最好的码头？”

“因为天下最好的人就是从这个码头走遍天下的。”

洋人显然听不懂这种绕口令。

“先生，你病了吗？”他弯下腰。

“病得很重。”

“哪儿不行？”

“浑身不行！”

“某个地方不舒服，可以求教大夫。浑身不舒服，只有求教上帝。”

“我早有上帝了。”

“啊，我的孩子，”传教士兴奋起来，眼睛像蓝宝石一样闪着光。“你已经入教了？”

江轮这时候就拉出一声悠长的汽笛，仿佛天国的回声。陈独秀看看对方的蓝眼睛，平平静静说：“我自从出生起，就有我的上帝了。”

传教士听不明白：“你说什么？”

“我的上帝，姓陈。”

传教士更加不明白：“你说什么？我不懂。”

“我的上帝，就是我自己！”

“天哪，”传教士画个十字，“你应当这样说，上帝在我心中。”

“不，”陈独秀说，“我的上帝就是我本人。我走的每一步路，都秉承着自己的意志。如果说我以前也走错过几步路，那就是我秉承了人家的旨意，信了人家的上帝，所以我走错路了。我这场大病生好之后，每一步路，每半步路，都要秉承我自己这个上帝的旨意！我会继续走到底的，我不要什么人帮助，包括你这西洋神父。”

“可怜的孩子，你不能拒绝善意的帮助。你不是对我说，你浑身不舒服吗？”

“上帝也会有不舒服的时候。你的上帝钉在十字架上，他舒服吗？”

传教士愣了好长一会。暮色越来越沉。

传教士说：“这里风大，我的孩子，回船舱去吧。”

陈独秀双手支着膝盖，吃力地站起来，叹息一声：“你说了这么多话，就这句话还中听。”

他回三等舱去。皮鞋踩在甲板上，发出咚咚咚的空洞的声音。

毛泽东精心筹划的湘赣边秋收起义，于9月9日正式打响了。工农革命第一师第一团和师部率先在修水城宣布起义。

这一天，毛泽东本人是在赶路之中。他急着赶往江西铜鼓组织第三团的起义。毛泽东路过浏阳张家坊村的时候，突然又遭遇险情，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天竟然会发生他一生中惟一一次被捕的事件。

毛泽东一身白色绸褂子和长裤，凉帽遮脸，商人打扮。他当时正顶着白花花的烈日，走近张家坊的一家供应膳食的小客栈。客栈的屋檐诱人地悬着一个酒字招帖和一个鱼字招帖。

客栈主人闻着脚步，老远就挥手打招呼：“天热，歇歇脚罗，客人来碗姜盐黄豆芝麻茶？”

毛泽东说：“肚饥了，吃饭！”

“有鱼！好吃不过鲫鱼脑袋鲳鱼嘴，鳊鱼肚皮鲢鱼尾！凡鱼，本店应有尽有，客人任挑任点！”

毛泽东走进遮阳篷，拉开木凳刚坐下，便听见一片由远而近的嘈杂之声。回脸一看，不由一惊。那是一伙短衣短衫的团防局清乡队的团丁，挎着长枪短枪，一路喧喧嚷嚷而来。

“通通检查！”团丁队长冲着客栈喝令，“省政府唐主席有令，严防共产党中秋节暴动！共产党嫌疑分子，一律处死！这里有共产党嫌疑分子没有？”

“没有没有，”客栈老板忙说，“只有几个吃鱼的客人。”

“我看你就不像个吃鱼的！”团丁队长忽然看定毛泽东，两条眉毛一下子拧成了一条。“你是吃肉的！你是专吃我们国民党肉的共产党！”

毛泽东站起来，客气地点点头：“我不是，我是做生意的。”

“生意？卖枪还是卖刀？还是卖小娘子的？”

“敝人做棉布生意。”

“哈哈哈，”满脸络腮胡子的团丁队长冲天大笑，“好呀好呀，棉布生意！我们这支队伍不缺做烟土生意的，大烟天天能过瘾，我们也不缺做稻米生意的，肚里从不欠板油，我们这帮弟兄，好歹就缺个做棉布生意的。天要凉了，弟兄们正愁少几套团服，这不，棉布老板说来就来了，我好福气啊，瞎猫就能撞上死老鼠，哈哈哈哈！”

团丁们跟着大乐。团丁队长说：“你姓什么？总不会姓鼠吧？”

毛泽东说：“敝人姓石。”

“石老板，隔壁就是布店，请！”团丁队长举手推毛泽东，一直把他推到村街上的小布店门口。

几匹黄褐色和黑色的布匹很快就被勒令搬到柜台上，嘭嘭地响。毛泽东镇静地面对布匹，尽管他对这一突发事件心中完全无数。

“怎么样？”团丁队长说，“请石老板写个银条，先从这家店号里赊几匹布？”

毛泽东沉吟一番，说：“这个，这个，是不是允敝人先回长沙，与本号老板磋商一二？”

团丁队长听罢，一阵冷笑，说：“你石先生既然不是石老板，那就是石伙计了，那么就请石伙计给量量布，看看我们一个弟兄制一件团服要扯多少布。给他尺子，聋了？”

布店老板赶紧递出一根布尺。

毛泽东接过尺，翻开布匹，开始丈量，无奈手势笨拙，片刻之后，尺子也竟然咣当落地。

团丁队长伸过毛茸茸的手臂，一把揪住毛泽东的领子：“你做屁个棉布生意，分明是做军火生意的！你是共产党中秋暴动分子！给我抓起来！”

两个身背大刀的团丁虎狼般喝应一声，立即扭住毛泽东双臂。毛泽东痛得一时弯了腰，呻吟了好几声。

团丁队长一挥手，说：“押到团防局去，立即处死！”

毛泽东顿觉有一股热血往脑袋上涌，他开始挣扎：“我是生意人！我犯了什么法？快放了我！”

“放人？你少罗唆！”两团丁把毛泽东的双手又反扭得紧了一些，“有废话，一会儿见了阎王爷再说！”

团丁队长忽然说：“把他的鞋脱了！”

毛泽东抗议：“脱了，脚痛。”

“一定要脱，一定要脱，”团丁队长说，“你脱了鞋，枪毙你之后，你就没法子从阴间跑回来吊我们的命了！”

团丁们哈哈笑，一齐说：“脱鞋！脱鞋！”

毛泽东被迫脱了鞋。两只黑布鞋被团丁拎起，一东一西扔得老远。

松了手臂之后，毛泽东感到整个背部都热辣辣的。现在怎么办？他问自己，他一时没有答案。这个团丁队长看上去很野蛮，也很狡猾。比起湘潭团防局的那个患哮喘病的汤排长，比起武昌六渡桥的那个闪着金牙的便衣，这个团丁队长明显要难对付多了。

“磨蹭什么？走！”两个背大刀片的团丁对他一声吆喝。

这两个团丁紧紧地夹着毛泽东走，一前一后。他们料定光着脚丫子的毛泽东已经跑不掉了，看上去这也是个书生，脚脖子白白的。

二十来人的这一行队伍就这样慢吞吞地向团部走。他们逶逶迤迤出村，翻过石桥，绕过凉亭，沿着一条长满星星点点的野菊花的山道走路。

团丁队长走在最前头，仰着阔脸，高吼一支谁也听不懂的山歌。毛泽东则走在队伍最后，被两个大刀片一前一后小心翼翼地夹着。

毛泽东觉得脚底板越来越痛。更痛的，则是心。他想，一定要走，要快走。秋收暴动已经开始了，若今天这条命害在这支小小的团防队手里，实在太冤。他于是在山道转弯的地方，回过脸，悄悄朝身后说：“老总，行个方便。”

团丁眼一瞪：“少废话！”

毛泽东低声说：“你是湘潭人？”

团丁一愣：“你怎么知道？”

毛泽东见他口气有松动，便摸出两枚银洋，悄悄递在身后：“我见老乡，你见银洋。”

走在最后的这名团丁既不作声叫唤，也不敢接银洋，只是一遍又一遍瞧瞧前面的队伍。毛泽东又说：“我是知道的，团丁也都是受雇的，日子也苦。我好几个亲戚都是当团丁的。”

团丁悄声说：“你也要给前面的！”

毛泽东心里一喜，又拼命掏摸口袋，加递了两枚银洋。后面这个团丁接过四枚银洋，自己数下三枚藏好，便一个箭步上前，将剩下的一枚银洋塞在前面一个团丁的手里。那团丁眼睛一转，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也慌忙收起银洋。

毛泽东霎时心定了不少，真庆幸自己多带了几块银洋出门。

他现在还是赤着脚跟着队伍走，寻思着脱逃的机会。他紧张地望着队伍的最前面，团丁队长还在那里“山妹子情妹子”地吼着，走得摇摇晃晃。

毛泽东还在犹豫不决的当儿，忽然就感到腰上被一个指头戳了一下。他触电般地一回头。

走在最后的团丁神经紧张地指着半里路开外的一幢白墙黑瓦平房，悄声说：“石老板，团防局！”

再不走不行了。生死之距，只有半里地。毛泽东再不管地形是不是有利，忽然就一猫腰，赤脚一窜，窜过路旁树丛，奔上了山坡。

眼看毛泽东跑得没影儿了，队伍最后的两个大刀片子互相眼神一使，同声大喊：“跑啦，跑啦，中秋暴动分子跑啦！”

队伍顿时大乱。团丁队长急忙冲过来：“往哪跑了？”

“那边！”大刀片乱指。

“怎么不追？笨蛋！——快追！”团丁队长气歪了脸。他的这支队伍这么没用，他是没想到的。

毛泽东接连跑过三个山坡。他觉得脚踝子上起码已经有二十来根茎刺扎上了，但不觉得太痛，只觉得辣。他身后传来的嚎叫声一直很清晰，声音像狼一样追踪着他，使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感觉鲜血和疼痛。

在他觉得渐渐有些跑不动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黄昏中的水塘。水塘很大，满塘皆是浮萍。水塘四周的荒草丛，有一人多高。毛泽东停下来，气喘吁吁地向前走几步，又悄悄走几步，然后下水，整个身子都投入到水塘里。

他现在感觉到双脚的钻心的疼痛了，整个脚底板仿佛都削去了皮。但他已顾不得这些，只把半个脑袋露出水面，让塘边的荒草做了他的长长的头发。巨大的危险正在迫近，他必须躲过这一劫。

他听见了脚步声，接着又听见了喘气声。团丁队长的沙哑的声音他是熟悉的，那声音现在更沙哑了：“跑不了，就在这儿！他还能跑到哪儿去？快搜。搜草丛，给我仔细搜！”

毛泽东在自己的耳朵旁边，看见了胶鞋。

荒草丛中嘎叽嘎叽踏来踏去的，皆是团丁的胶鞋。鞋底把草茎的汁液都踩了出来。

“姓石的，出来！别以为老子没看见你！只要你出来，可以不枪毙你！你小子听见没有？”

砰！砰！砰！接连几枪打在水塘里，水花儿啸叫着跳起来。

这时候毛泽东忽然就看见了塘里的一条鱼。这条鱼就在他面前三尺远的地方，浮着，一动不动，与他对峙。毛泽东的记忆深处，仿佛游动过这条黑红两色之鱼。

毛泽东一直盯着水中的这条沉稳不动的鱼，他祈望它此刻千万不要打个水花儿，以免无端勾起岸上追踪者的兴趣。那鱼始终不动看上去沉静而又听话，圆圆的鱼眼睛非常凝重。毛泽东忽然想，人有时候，真的是要学学鱼的，要安心潜于水中。人在岸上走，风刀霜剑，常有不测。而在水中，周身都涌动着一种受依托之感，这种感觉是一个人一生中都不可少的。水是鱼的地方，也应该是人的地方。一个政党也是这样，一种政策也是这样，若无广大的有力的依托，必凋零无疑。

鱼还是不走，继续与他对峙。毛泽东举眼望天，天上浮着一团去也是红肚皮黑边，浑如一条空中之鱼。

毛泽东暗叹一声：这不是一条阴暗鱼么。今日活着，上黑下红，明日死了，上红下黑，这红黑两道，不也就是乾坤运动之至理么？

就在屏心静气的毛泽东胡思乱想之际，岸上就传来了这样的叫嚷：“报告队长，是不是顺这条坡滚下去了？队长你看，草像是压过的。”

然后毛泽东就听到一声吆喝：“快追！”再就是一阵劈劈啪啪的由近而远的脚步声。

毛泽东再看鱼，那鱼此时也没有了。毛泽东抬起手，重重推一下水波，塘水荡漾起来，但毛泽东也没见着那鱼再游上来，只见一群深绿色的浮萍上下颠动。

毛泽东水淋淋地爬上岸，一直等到天黑，才敢赶路。他不敢走大路，只在月光下接连翻山。后半夜的时候，他筋疲力尽地坐下来，靠着一颗大树，一面掸着蚊子一面揉着脚板，睡着了。奇怪的是他一夜无梦。没有枪声，也没有鱼。甚至也没有他的开慧和他的三个儿子。他实在太疲倦了。

早上他没有被林子里的晨鸟叫醒，而是被一阵伐木声惊醒的。他扒开半人高的荒草一看，看见了一位砍柴农民，这老农看上去已近花甲。

“老伯，我遭土匪抢了，脚也走烂了。”毛泽东衣衫褴褛地走出荒草，“这里是两个银元，你帮我到前面村子买双布鞋，再买一把雨伞。用不完的，都归你。”

樵夫手中的柴刀当啷落地。他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个头发蓬乱的赤脚中年人，半天回不过神来。

太阳爬出一竿高的时候，毛泽东穿上了一双新鞋，还得到了一把油纸伞。

他试着走了几步，两脚掌依旧痛得钻心。他龇牙咧嘴，倒抽着冷气，但是心里非常快活。

两天之后，毛泽东昂首挺胸，亲率工农革命军第三团的大队人马向浏阳东门市进发。他走着走着忽然就来了诗兴，虽然脚板底下还一直隐隐作痛。

“石教官，”他挥手说，“你上来！”

石头甩着一只膀子，从队伍后头跑上来。

毛泽东说：“我吟一首词你听听，名唤《西江月.秋收起义》。这一回工农大起义，我不能不诗兴大发。”

石头说：“我不懂诗。”

“特别好懂，特别好懂，你听了就明白。”毛泽东边走边吟，“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石头听罢诗吟，直冲诗人笑。这是什么诗呀，还西江月呢，跟说话似的。这两天石头特别高兴。先是前一日午后，毛泽东如天神降落般地，突然于中秋节出现在铜鼓县城萧家祠的浏阳工农义勇队队部，只是衣服脏了点，走路瘸了点。当晚，他在排以上干部参加的中秋聚餐会上，高高举起一只大酒碗，宣布说，在中秋聚餐开始之前，我以秋收暴动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宣布命令：浏阳工农义勇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

在众人欢呼万岁声中，毛泽东又说：“我要求第三团全体官兵坚决响应湖南省委号召，立即武装起义，根据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明天就进攻浏阳，痛击国民党反动派！”

石头当时就泪流满面，手中的一只碗砰地摔在地上，号啕一声：“总算有报仇雪恨的一天了！”他记得当时有十多个人都跟他一样哭出声来。

又使石头兴奋不已的一件事是昨天，昨天第三团旗开得胜。三团的第一仗是打白沙镇，这个镇是铜鼓通往浏阳的要道。由石头精心调教的十个神枪手个个不凡，第一排枪，就撂倒了八个敌兵。

昨夜大队人马宿在白沙镇，毛泽东半夜起身，又专门敬了石头一杯酒，毛泽东说，石头啊，你父母，还有你姐，都听到白沙镇的这排枪声了。

毛泽东昨晚兴奋了一夜，却没作诗。今日在飞兵浏阳东门市途中，却大声吟诵，吟诵得就跟说话呼口号没什么两样，石头听了只觉开心，止不住大笑，笑了又笑。

石教官，笑什么哟？毛泽东只想听听诗的效果。

石头说：“这诗就像说话一样，我也能作。”

“你也作，你也作！”毛泽东拍手，“好，好，又出一个诗人了！”

石头挥着独臂，盯着前方的天空，大声念：“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我们拿枪去打，敌人屁滚尿流！”

毛泽东起先一愣，继而哈哈大笑。走在前后的士兵都笑起来。毛泽东说：“啊呀，石教官，你的诗不比我的差，以屁入诗，以尿入诗，不是大诗人还没这个胆呢！”

正说到这里，便有个指挥官慌慌忙忙从队伍前面下来，冲毛泽东报告：“前面就是十二墩，发现敌人！”

队伍一下子紧张起来。毛泽东问：“多少人？”

“据先头部队侦察，大约三四十人。”

毛泽东说：“投入战斗！”

队伍一下子分散开来。东门市是个大市镇，敌人看来是要扼守的，麻痹不得。

一听楼梯响，脚步声快速而轻捷，瞿秋白就知道是邓小平来了。这几日，又有胜利的捷报，又有沉重的快递，瞿秋白从来没有遭遇过这么密集的消息，密集得像忽然而至的秋雨一样。而且这些消息又是与拿起枪杆子的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息息相关的，这就不能不使瞿秋白的心一直悬在喉咙口了。杨之华说他整张脸都小了一圈。

精干的中央局秘书处长邓小平还没等杨之华给他递上茶，就开始向瞿秋白报告。“秋白同志，秋收起义军第二团，已经攻下醴陵县城！据报，共俘敌一百余名，缴枪七八十枝。第一团情况，在一团和师部越过修水、平江边界，并且占领平江县龙门厂之后，混入起义部队的邱国轩团突然叛变，致使第一团腹背受敌。”

瞿秋白问损失情况。

邓小平说：“很严重。损失大约两百多人。团长钟文璋已经失踪。卢德铭与余洒度已经率余部向第二团、第三团靠拢。第三团情况不错，在毛泽东同志率领下，继攻占了白沙镇之后，又在攻打浏阳东门市！”

瞿秋白想，湖南总体情况还算好，合围长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他又问南昌起义部队现在到了哪里。

“秋白同志，南昌起义部队在打下会昌以后，刚刚又打下汀州，但是伤亡很大。会昌一战，虽大破蒋介石嫡系钱大钧部，俘敌官兵九百余人，但起义军也有八百余人的伤亡。周恩来同志原先的秘书、第二十军三师六团一营营长陈赓也负了重伤，脚筋都打断了。现在南昌起义部队的前委正在讨论攻取东江计划，意见也有分歧。据情报，国民党第八路总指挥李济琛正在调重兵围堵我起义部队，战事很紧。”

邓小平还告诉瞿秋白，贺龙军长已经加入中共了，还有郭沫若也加入了，都是在起义军的转战途中加入的。邓小平的情报 集得这么细，瞿秋白没有想到。

在下一个钟点里，瞿秋白详细布置了中央机关分批从武汉撤往上海的计划。这是一种战略性的转移，十里洋场可以是一种眼花缭乱的保护色。瞿秋白说，各地起义军的战事情况和中央机关的秘密转移，皆为当前要务，疏漏不得。

邓小平是在天黑时分悄然离开汉口英租界的瞿秋白所租公寓的，他没有受邀留饭。他说他不饿。

他其实已经有两顿饭没有吃了，只恍惚记得早上在码头边啃过一只葱油烧饼。他这几天一直很担心他的兄长周恩来。从得到的各路情报看，蒋介石是视南昌起义部队如肉中之刺的，已下死命令在广东境内歼灭之。起义部队能否在强敌之下得以周旋，真是一门艺术。他觉得他的兄长周恩来是聪明的，必能驾驭得过来。他后来才知道南昌起义军就于这一刻在广东三河赶集填作了致命的分兵决定。周恩来、贺龙、叶挺率主力攻打潮汕，再取惠州，以取得出海口，寻获国际援助，而让朱德率第二十五师扼守三河填，监视梅县之敌。

分兵，有时候是体现自信，不失为良策，有时候却是预兆自杀，乃湮败之举。弱者分兵，尤须慎之又慎。然而他们却分兵了，弱势队伍一分为二，各自打大仗了。

在这以后，邓小平一直难以得到周恩来的确切消息，一颗心一直悬着。所以，当一身小老板打扮的邓小平于两个月之后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杂货店门口，惊讶地看见了又黑又瘦的周恩来进店时，心情之激动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年轻的中共中央秘书长兼杂货店掌柜一改往日之慎态，小孩子一样蹦了起来。

毛泽东是在9月12日这一天，高高兴兴率秋收起义军第三团进入浏阳东门市的。这一仗打得也还顺手，敌人丢下一批尸体，向浏阳县城逃跑了，逃得很快。

满脸阳光的革命军战士神气地走在狭长的镇街上，街边屋檐下，提壶捧碗的献茶市民，不在少数。

几个农民用木杠子抬来一只热气腾腾的大水缸，满缸皆是粥。一位农民大伯一勺勺地盛于蓝瓷花碗，强行拉住一个又一个的战士，一定要战士喝。

战士们不喝，农民大伯就急：“你们为我们穷人谋翻身，一口稀饭也不喝，我们心里怎么过意得去！喂，这位官长，他们刚打过仗，不会不饿，你让他们喝一口吧！”

农民大伯拉着了毛泽东的衣袖，他认定这是一位官长。

毛泽东说：“好，我带头喝一口！要喝的士兵弟兄，都来喝一口！石教官，你也来，你别忘了把银洋付给这位老伯！”

战士们一下子围聚过来，开始喝粥。可是农民大伯又急了：“我怎么能收官长的钱？”

毛泽东说：“老伯，你一片心意，我们领了。银元，你还是要收的。你看，我们一会儿就已经喝了你半缸粥，还有半缸，我们也要全部买下来！”

农民大伯听不明白：“抬到官长的队部去？”

毛泽东手一挥：“抬到大狱门口去！我看见反动政府在东门市设有监狱，反动派逃跑了，受欺压的群众还不该马上放出来么？义旗到处，开监放人！”

“对！”围聚的市民们一齐大喊，“开监放人！”

开监放人很顺利，狱卒点头哈腰，所有的监门都打开了。

衣衫褴褛的人们一伙一伙踉跄出狱。有的坐在门口砸镣，有的拥挤在粥缸边大碗喝粥，有的则与跌跌撞撞跑来的亲人抱头痛哭。

毛泽东走近粥缸。他看见有人狼吞虎咽，仔细一看，是一个瘦骨伶仃的小囚犯。“不可一下子吃得太多，看你小肚子都圆了！”毛泽东戳戳他的发黑的肚皮。

掌勺的农民大伯笑：“他都喝了六碗喽！”

毛泽东蹲下来，问孩子：“多大了？”

“十五。”

“叫什么名字？”

“小扁担。”

“小扁担，这名字好记啊。是不是你瘦得像根小扁担呢？”

“不是，官长。”掌勺的农民大伯抡着说，“他十岁那年就拿起一根扁担做挑夫了。我认得他，他自小就没爹娘。”

小扁担放下碗，看着毛泽东的黑黑的长头发说：“你就是放我出来的官长？”

毛泽东应：“啊，是啊。”

孩子放下碗，忽然就跪下了。毛泽东急忙扶起孩子，说：“我们这支队伍不兴跪。皇帝老儿不跪，军阀洋人不跪，自己人也不跪。”

小扁担小着声音说：“官长，你什么都懂，我能问你一句话吗？”

“问吧。”毛泽东说。

“我为什么要坐牢？”孩子问，一双眼睛睁得好大。

这问题挺小，也挺大。毛泽东看着孩子，一时没有做声。

“我知道，”一个喝粥的囚犯回脸说，“狗咬他，他用扁担打狗，那条狗是县长的儿子养的。官长，他一坐就坐了两年大牢。”

毛泽东坐下来，拍拍孩子的肩，说：“现在我告诉你，小扁担，你为什么要坐牢。因为你是受苦人，是好人。在坏人当道的世界里，好人就是容易受委屈。好人坐牢是很平常的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随便什么理由，好人就被推到牢房里去了。小扁担，这个道理，现在你明白了吗？”

小扁担说：“我只用扁担打了一下狗屁股，我屁股上，挨了一百扁担。”

毛泽东说：“现在，太阳出来了，你可以举起扁担，打反动派一百屁股！”

石头走过来，报告说：“毛委员，共一百零二人放出大狱，其中四十八个要求参加革命军，都在那边集合了。”

正在喝粥的一个长胡子囚犯立即放下碗说：“有四十九个！官长，我算一个！”

另一个囚犯也急着嚷：“五十个！我也算一个！”

小扁担说：“五十一个！官长，带上我小扁担吧！”

毛泽东笑了，拍拍孩子肩膀：“你才十五岁，太小。我们是打仗的队伍，要打大仗，我们要打到长沙去呢！”

小扁担说：“官长，你打哪儿我能挑哪儿！我能为你们挑稀饭！别看我瘦，我肩膀硬！我能一路挑到长沙！官长，让我当兵吧，我当上了兵，就能每天吃上稀饭了。”

毛泽东有点犯难，说：“你问问这个石叔叔吧，他是管招兵的。”

孩子一下子跪在石头面前：“叔叔，你行行好带上小扁担吧！”

他忽然想到了不兴跪，赶紧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规规矩矩朝石头行个举手礼，说：“报告长官，小扁担想吃粮当兵，求你长官收下小扁担！”

毛泽东见状哈哈哈笑出声来。

毛泽东自东门市监狱门口的这一次开怀大笑之后，后来几乎就没再笑过，一颗心一直如石头一样沉重。随后几天，对秋收起义军而言，形势急转直下。由于一团军事失利，三团失去右路配合，国民党新八军两个团迅速向起义军三团迂回过来，两天之后。东门市便爆发了激战，敌人由两路包围第三团，重机枪扫得秋叶哗哗哗直掉。起义军伤亡严重。三营长汤采芝牺牲得尤为壮烈，他把打出的小肠子塞回肚子。石头也打红了眼睛。他以独臂挥动着一杆步枪，呼呼舞圈，沉重的枪托接连砸倒几个跃上山坡的敌兵。

砰！他的枪柄砸在树根上，半截子断了。

满脸是血的铁龙奔上来，说：“快撤，石大哥！”

铁龙是石头带回湖南参加革命的八个好弟兄之一，也是百步穿杨的神枪手，但是杀红了眼的石头此时已经听不进铁龙的话。他亲眼看见八个好弟兄中已经有两个牺牲了。石头狂喊：“我不撤！我打死他八辈子祖宗！”

铁龙抱住石头的后腰，吼叫一声：“是毛委员叫你撤！”

石头喘着粗气，站着不动了，在硝烟中垂下了枪。

遭受重创的秋收起义军第三团被迫撤出东门市，于14日退至上坪。

“领兵打仗，有胜有负，不足为道。”在上坪村外小河边召集的军事会议上，毛泽东这样说。毛泽东认为现在必须要给大家打气，尤其是给指挥层打气。“我们这一仗，为什么败了？第一，蒋介石汪精卫的兵还像蚂蚁一样多。第二，我们起义军确实也缺乏打仗的经验。所以，一时打不过人家。胜败兵家常事，不奇怪。不过，败了，就要有败了的思考。我看，我们不宜再按原计划打长沙。”

石头一愣：“什么？不打长沙？打长沙不是省委的计划吗？不是中央的命令吗？”

“这是你的枪吗，石教官？”毛泽东指指他的那枝断了枪柄的半截子步枪。“你应当看到，你的枪断了。”

石头说：“这枪照样好使，毛委员你信不信？你叫我打天上哪只鸟儿？”

毛泽东指着断枪，对所有面目阴郁的指挥官说：“同志们，如果说我们第三团的枪全像这枝枪一样，断了，这不是事实。但是，我们手中的许多枪，确实都像这把枪一样，断了。我们的伤亡人数太多。我们每个连，每个排，都出现了逃兵。暴动五天来，敌强我弱的局面已经很清楚了。古人有言，审时度势。我们不能再按原计划攻打长沙。”

“长沙，还是要打的。不然，逃跑主义就是一顶现成的帽子！”有人这样说。

毛泽东说：“有一句大家都知道的古话，叫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做人做事，贵有自知之明。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该不该做以卵击石的蠢事？ 我看，我们不打长沙，避开强敌，到敌人势力相对薄弱的山区去，交绿林朋友去，做红色好汉去，这是一条可行之路！当然，中央和共产国际驻长沙的代表，可能会对这样的做法不满意，可能会指责我们，但是我们无法指责现实。现实的情况是，敌人数十倍于我们，一味蛮干，只能全军覆没！”

毛泽东作出的这个应变之策是正确的，但也是不容易的。他后来果然被斥为逃跑主义，并在两个月之后被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解除了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但是，就是因为毛泽东的这一正确决策，为中国革命带来了莫大的生机，拓展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终解放城市的中国革命之路。

福顺大叔说：“毛委员的想法在理，我赞成毛委员的话。”

团长苏先俊也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

石头始终不语。他的脸上伤痕斑斑。他是想打长沙的。他的父母和姐姐都在长沙东郊等着他的红旗。他要把护在坟头上的军用雨披拿开，换上红旗，如果那件军用雨披还在的话。他正想再发表什么意见，却看见一有个士兵通通通跑来，一迭声喊他石教官，说是有人要跑。

石头惊问是谁，说就是他从湖北带来的那几个弟兄，都是班排骨干，他们要跑，是真的。

三分钟后，石头用他的沉重的军靴，砰的一声踢开了上坪村的一家农舍。以铁龙为首的六个班排干部果然都在这里，并且惊得一齐起立。这六个人均已换上粗布便衣，看来确实是要逃跑。

石头踢开门之后，阴沉着脸，大步进屋，谁也不看。

六个人一声不吭。

“我操他八辈子娘——！”石头忽然仰脸，冲着屋顶，狼一样怒嗥一声。完了，从腰间拔出一把手枪，往破桌子砰地一摔。

众人一声大气也不敢出，站得笔直。石头总算回过神来，他，依次看着他的被硝烟熏黑了脸的弟兄。他开始说话，声音出奇地平静：“如果我石头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当年的北伐军弟兄赶来加入第三团起义的弟兄一共是九个。”

“是，连你九个。”铁龙说。

“现在剩几个？”

“连你七个。”

“是啊，连我七个。这就是说，已经死了两个了。一个埋在白沙，一个埋在东门。现在，你们都脱了军装，要走，那么，留在第三团的，就剩我石头一个了。”

铁龙小声说：“老连长，你也走。”

石头盯着说话者。铁龙赶紧垂脸，他知道说出这句话很冒失。

石头怒喝一声：“都伸出大拇指来看看！”

众人伸出姆指，低头看。石头说：“我们离开武汉的时候，九个弟兄，都伸出大姆指，伸在桌沿上，记得吗？我举起这把枪的枪托，砰砰砰砸，砸出九股血来！九股血滴在两斤烧酒里，大家一齐喝了！都说要随我石头跟毛特派员去湖南搞暴动，都说革命不成功，誓不还家！娘的都还记得吗？”

农舍里一片沉默。石头冷笑：“如今，仗还没打两天，血里就没有一丁点儿酒味了？”

铁龙小声说：“老连长，部队号称一个团，实际上只剩几百人，这仗还怎么打？老连长，你是学过黄埔的，你知道不能往虎口送食！”

石头不言，忽然，取过一只粗瓷碗，又从一只米酒缸里倒出些许米酒，然后把自己的右手大拇指按住桌沿，干干脆脆对铁龙说：“举枪，砸！”

铁龙愣了，石头说：“砸！”

铁龙不敢走过来，反而后退了一步。“铁龙！”石头喊，声色俱厉。

铁龙只得走过来。

“砸！”

铁龙举起手枪柄，咬牙，狠狠一击。只听砰一声，便见血了。血从指甲盖的四周一齐渗出来，鲜红鲜红。

石头把自己的血滴入碗中。众人失色，你看我，我看你。石头一声暴喝：“大拇指，伸过来！”

六个人闻言，一齐上前，六只左手大拇指逐渐排列在桌沿上。老连长发话，他们不能不听。石头以独臂抓过手枪，举枪柄就砸。

砰！砰！砰！砰！砰！砰！

六股细血先后流了出来。六只流血的手，先后举在瓷碗上。碗里的米酒越来越红。石头说一声“喝”，便端起酒碗，自己喝一口，然后六个弟兄学样，一人喝一口。

石头见众人喝完，便厉声说：“上回喝的是什么血酒？”

铁龙说：“出征酒！”

“今天喝的是什么血酒？”

铁龙想不出是什么酒，看看众弟兄，大家也发愣。

“告诉你们，”石头说，“今天喝的，是来世酒！什么叫来世酒？因为你们要走，我与你们六个弟兄今生再无法见面，惟有来世相逢！所以要喝来世酒！”

铁龙说：“石头大哥，你真的不走？”

石头说：“我身上每一滴血，都是共产党的！”

“老连长，”铁龙说，“那我们就走了。”

六个人一齐慢慢转身。“等等！”石头又喝一声。六个人站定了。

石头指指自己眼睛：“你们走之前，先把我眼睛刺瞎，我石头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走！若是眼睛瞎了，啥也不见，心里还好受一点。”

六个人泥塑木雕似的，一动不动。石头暴跳：“刺我眼睛！快！”

所有的人都不敢动。谁敢动呢？石头抓起手枪，说：“既然你们手软，不敢刺我眼睛，那就别怪我石头手硬，今天要拿弟兄们开刀了！”

众人大惊。石头厉声说：“走一个，老子打一个！刚才喝了什么酒？来世酒！谁敢逃离革命，老子就打死谁，来世相见！”

六个弟兄全傻在那儿了。铁龙说：“石头大哥，你不能这么做。”

石头怒不可遏：“北伐军老规矩，哪个临阵脱逃，就叫哪个的后脑勺开喇叭花！”

空气紧张得像要爆裂一样。就在此时，门推开了，毛泽东几乎是悄无声息地走进来的。毛泽东伸出手，轻轻按下了那枝平伸在空中的杀气腾腾的短枪。“把枪放在桌子上。”毛泽东说。

石头把手枪往桌上一扔。

毛泽东抬脸，平静地望着这六位已经换上了便装的班排长。毛泽东问：“都想回家了？”

六个人均不吭声。

毛泽东说：“告诉我，回去干什么呢？”

铁龙小声说：“回去种田。”

“那就回去吧，好好地把田种好，”毛泽东说，“种田，也是一件大事。不管怎么样，我们一起参加暴动，总是朋友了一场。过去江湖上有句话，叫好聚好散，何况我们这支部队还不是江湖上的人马，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专为穷苦人谋利益的军队呢！所以我们更加讲究同志间的情分。”

石头听着毛泽东的话，脸色更见阴暗，如一尊年久的断臂的泥塑木雕。

毛泽东说：“今天，你们看看，你们的这位石头大哥是生气了，生大气了。不生大气，他是不会举枪的。我毛泽东呢，今天也有点生气，气你们。我生气在哪方面呢？我生气你们不讲个礼数。你看，你们六位弟兄要走，走就走吧，但是，你们就是不跟我毛泽东事先打个招呼。铁龙，我有句话，一直想告诉你。我知道你家里的田是冷水田，你这趟回去种田，我看，就不如不灌水，别再种稻了，改种豆子，这样，收成兴许会高一点。”

铁龙垂脸，点点头。

“还有你，国成，你说过你爷爷是两条橡皮腿。这种粗腿病，别说中国郎中治不好，外国洋大夫也治不了。前几天打下东门市的时候，我专门问过东门庙里的那个老和尚。那老和尚说，拿干桑叶，用水煮，搽在粗腿上，连搽一个夏天，就会消肿。这法子不管灵不灵，国成，你回去之后，一定让你爷爷试一试。”

那个叫国成的排长拼命忍住泪水。“记住了，毛委员。”他哽咽着说。

“还有你，你这个小颜，你是喜欢上了地主家的千金，被民团吊了三天三夜，打出村子的，你怎么能回老家去呢？你还是投亲靠友吧，换个地方住住，别回老家了，不然又把你吊到梁上。想到你又要吊到梁上的那番情景，我毛泽东心里也不会安生的。”

那个叫小颜的班长泪水汪汪。

“好吧，”毛泽东说，“今日分别，该说的，也都说了，该给的呢，我毛泽东却一时没法子给。”

石头粗声粗气说：“还要给他们什么？”

毛泽东拍拍衣袋：“既然要上路，按道理，盘缠是要给一点的。可是我今天衣袋里裤袋里硬是没一文钱，真个是一无所有。”说着，毛泽东又走到桌子边，拿起石头的那枝手枪。“其实，不光是我衣袋里一无所有，我看，他石教官的这枝枪里，一定也是一无所有。”

毛泽东拉开枪机，抖一抖，果然不见一颗子弹。

毛泽东叹息一声，说：“你们其实根本不用紧张，他石教官枪法再准，对自己的弟兄，也是下不了手的。”

呜！铁龙首先哭了出来。其余几个弟兄见状也一齐哭了。

铁龙扭头就奔出门外。紧接着，其余几个弟兄也随之而去，像一阵风似的，刹那间都没有了。

毛泽东走到石头身边，拍拍这位独臂军人的肩，说：“石头，莫要焦心，队伍嘛，就如大河里的浪头一样，总是一波一波的。一波下去了，新的一波又会上来，你信不信？”

石头无言，低着头，随毛泽东走出门外。

在他们的远望的视线里，六个退却者在遥远的秋野里慢慢地小成了六颗小黑豆儿。

石头说：“毛委员，我虽然不至于打死他们，可是心底里，确实是恨死他们了！”

“还是把恨留给帝国主义和新老军阀吧，别恨自己弟兄。再说，石头，你敢担保这六位弟兄今后就一定不再投身革命了？”

石头忽然间张大了嘴巴，大叫一声：“毛委员！”

“怎么？”

“他们回来了！”石头惊喜地大叫，“毛委员你看，他们回来了！”

远远望去，果然能看见六粒黑豆儿正在跌跌撞撞地往回滚动。毛泽东凝望片刻，长叹一声：“好鸟知林！是一群好鸟儿啊！”

石头说：“毛委员，你可以给我更大的官做了！”

毛泽东觉着了意外：“怎么？”

“我现在真正明白，怎么样领兵打仗了！真的，我想，我能够领更多的兵了！”

毛泽东听了暗自发笑。

正在毛泽东凝视着他手下的逃兵在慢慢返回时，在离他们二三十里地的山头上，国民党新八军军长也在慢慢地放下手中的望远镜。

副官在从旁报告：“被击溃的共产党中秋暴动军第一团、第二团与第三团残部已奉毛泽东命令正在合为一股。”

军长放下望远镜，微笑：“正好瓮中捉鳖。”

“据侦察，三个团的残余兵力仅为一千余人。”

军长继续微笑：“真是不堪一击。”他又说：“残兵败将全部集中，也只有一千多号人。毛泽东现在是困兽犹斗了，可是他又斗得过谁呢？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共产党再折腾，也成不了气候。马上电告汪主席，同时电告蒋总司令：抓住毛泽东、剿灭湘赣境内暴动军残匪，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