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皇子制度，制定有因。一项制度的制定，既要考虑当时需要，又要考虑可持续性。明清皇子制度，自有制定缘由。但是，时过境迁，需要变通。早在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一月，御史林润就尖锐指出：天下最大弊病，在于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米400万石，而诸王禄米凡853万石。以山西、河南为例，存留米236.3万石，而宗室禄米504万石，即使没有灾害，岁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年复一年，愈加繁衍，势穷弊极，将何以支？何况还有官吏禄米和军队粮饷！到明中期出现严重局面：“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夫赋不可增，而宗室日益蕃衍，可不为寒心。”（《明世宗实录》卷五百十四）国家难以养活日益繁衍的皇帝宗室。清朝晚期，八旗子弟，无地可分，游手好闲，难以糊口，明朝宗室问题，又在重复上演。

第二，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福王常洵去藩，要庄田四万顷。宰相叶向高说：“天下地已尽，今日非但百姓无田，朝廷亦无田矣。”万历帝命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福王庄田，至四万顷。王府官及诸太监丈地征税，豢养仆役以万计，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渔敛惨毒，耳不忍闻。天启时，诸王、公主庄田，动以万计。“盖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云。”（《明史·食货志一》卷七十七）藩王还掌控食盐专利，设店洛阳，王府专营，任意定价，民何以堪？（《资治通鉴三编》）朱元璋让其子孙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福禄终身，世代富贵。清朝更有过之，不仅宗室，而且八旗，都是“铁杆庄稼”——旱涝保收。明清皇帝对其宗室，初衷为爱之，终则实害之——既害子孙，更败江山。

第三，时进未进，势变未变。明朝封藩制度，户口日繁，土地日少。隆庆二年（1568年），尚书王世贞奏道：“臣于嘉靖二十九年，遇故修《玉牒》，自亲王而下至庶人，已书名者几三万位，又二十年，可得五万位。周府已近四千位，韩府亦近千余位。虽竭天下之财力，恐不足以供其源源之产。”没有犯罪，困于一城，绝其仕路，坐享其成。奏请宗室人员，分居州县，从事农商，科举考试。疏奏上，不采纳。

隆庆三年（1569年）五月，礼部郎中戚元佐上疏言：诸藩日盛，禄粮不继，今不密为区处，将来更有难处。国初亲郡王将军才49位，女才9位，永乐间虽封爵渐增，但没有太多。而当时禄已不能全给。今已二百年，《玉牒》见存者28492位，比国初增了千倍！十年之后，当更严重！怎么办呢？一种议者说改革，另一种议者说“祖制不敢擅更”。其实，后者不明一个道理：“法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当时高皇帝分封诸王，为国屏翰，此一时也；成祖靖难之后，防范滋密，此又一时也；而后，诸王骄侈渐多，不法者国除，此又一时也；再后出现“人多禄寡，支用不敷，乃有共室而居，分饼而膳，四十而未婚，强者劫夺于郊衢，弱者窜入于舆皂”的惨状，此又一时也。国初亲王禄五万石，不久减为万石，后有的给五百石，可见高皇帝令出自己，而前后之言已不符矣。永乐间，禄数有的五千石，有的二千石，有的仅七百石，又可见成祖也不尽守祖训矣！于是，戚元佐提出议限封爵、议继嗣、议主君、议冒费和议擅婚五事。譬如，有贫穷宗室，隐瞒姓名、身份，做佣工，任夫役，他们大公正道，何辱之有！有的可与民间子弟一体入学应举科考，或种田经商，从便生理。又如，今子孙相继，世世富贵，应加以限制，奉国中尉以下，只将所生第一子给银一百两，使为资本，传五世而止。再如，今男封既有限制，女封也应限制——亲王之女只封其三，郡王之女只封其二，等等。婚资给银亲王者二百两，郡王者一百两，以下类推。再如，自今以后妾等所生之子，只给赐名，不给口粮，士农工商，仍听自便。疏入，批转到部。礼部尚书高仪言：元佐所奏，凿凿可行，但事体重大，臣等不敢擅议，请通行各王府，将奏内事理，虚心评议，务求允当，条例以闻。（《明穆宗实录》卷三十二）最后呢？诸王反对，“且格不行”。（《明穆宗实录》卷三十八）明清皇子制度，时进未进，势变未变，落后时势，终被淘汰。

一项基本制度的制定，既要考虑当时所需，更要考量可持续性。制度稳定，时势在变。有两种态度：时进不进，势变不变；与时俱进，随势而变。“祖制不敢擅更”，说得也是；“法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说得更是。从眼下看，不变为好；从长远看，以变为好。不变会引发巨变，吃亏的还是拒变者。明清皇子制度的教训，值得后人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