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略，占我东北，平津危急。为了守护国宝，决定将文物南迁。国宝南迁避寇，历时十五年（1933—1947年），分为南迁、西迁与东归三个阶段。

南迁。日寇猖狂，北平告急。文物选迁筹措，已经大致就绪，南迁上海，租库储藏。规定期限，分为五批，通过铁路——平汉、陇海、津浦、京沪等路，迁往上海，达18970箱。

1933年2月5日夜，故宫博物院在市政当局协助下，连夜将第一批南运古物2118箱装上板车，集中到太和门前。天黑以后，运出午门，到前门火车站西站，路经之处，一律戒严。6日晨，这批古物共装18节车皮运出北平。启行前，行政院密令沿途军警派员保护，交通部令沿线各铁路局为故宫古物专列让路。

不久，上海危急，这批文物又转运南京，藏于朝天宫等处库房，并改为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西迁。日寇南侵，沪宁震撼，南京分院库存文物，有遭日寇焚掠之虞。经过研究，决定西迁。首批西迁文物，于1937年8月14日，就是在“淞沪抗战”淞沪抗战，又称“八一三事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侵占平津。于8月13日大举进攻上海。中国第九集团军在张治中率领下奋起抵抗。中国方面陆续调集6个集团军70余万人参加会战，日军也逐次增加到总兵力9个师团22万余人。11月5日，日军从杭州湾登陆，迂回守军侧后，合围上海。守军被迫撤退。12日，淞沪陷落。（参见《辞海》“淞沪抗战”条）开始的第二天，离开南京运往湖南长沙，旋由长沙转贵州贵阳、安顺，四川巴县。第二、三两批，溯江先运至湖北汉口，寻转湖北宜昌，四川重庆、宜宾，而终迁于四川乐山安谷乡。第四批渡江陆运，经津浦，在徐州转陇海路，经郑州、西安，直达宝鸡；继迁南郑、成都，而终迁于四川峨眉。以箱件与麻包并计，西迁文物，四批综合数为16697箱；以时计之，迁湘者最早，但到1944年12月18日，始迁到四川巴县，比乐山、峨眉为最后。全部文物西迁，由启运而底定，实际为七年零四个月。西迁国宝，过程漫长，事迹纷繁，历时十年，地袤万里，分为三路——南路、中路、北路。

先说南路始于迁湘，中经贵州贵阳、安顺，终于四川巴县。1937年8月14日，装船离开南京；溯江而上，16日抵汉口。先拟水运，因时局紧张，轮运迟缓，或有不虞，改为陆运。18日装车，由武昌开；19日，到长沙；21日，运入湖南大学图书馆。是为南路的一迁。

存湘期间，虑及空袭，曾依岳麓山势设计掘凿石窟，开辟石室，务求万全，且防潮湿。石室工事，如期完成。将要入窟储藏，因日寇侵逼，威胁两湖，又定转迁贵州。是时，湘境交通工具，已经征发一空。经月余时间，奔走呼吁，始获成议：分批分段转运——每批分两段配车：长沙到桂林段，由湖南公路局拨长途客车三辆，湖南邮政拨载重卡车一辆；桂林到贵阳段，由广西公路局拨车或租车五辆。首批装文物36箱，于1938年1月12日离湘，15日抵桂林，27日易车前行，31日达贵阳；次批装文物44箱，于1月24日离湘，29日抵桂林，2月5日易车前行，10日达贵阳。文物全部运达，暂存于城北官邸。之前，贵州省府曾指定城外仙人洞、观音洞两处。经履勘发现观音洞隘小，箱不能入，终年滴水，异常潮湿；仙人洞位于山巅，登山路险，移运艰难，不够容纳：储藏文物，均不适用。最后，找到民房十余间，暂且租用。遂于4月2日将文物迁入储藏。是为南路的二迁。

迁黔未久，密议再迁。时敌机肆虐，又议迁云南。迁滇之议，因故作罢。再议迁到安顺县。几经履勘，以安顺县境南门外华严洞尤为安全。洞距县城1公里许，距省城95公里。洞既选定，即于洞内搭盖板房，以瓦顶泻滴水，以板地隔潮蒸，而期典守周密。工竣，迁储。自1939年1月18日到23日而完成。是为南路的三迁。

1944年秋，日寇猖獗，占领桂林，贵阳吃紧。12月15日，将安顺的80箱文物，于18日启程，再转迁到距重庆约50公里的四川巴县南乡，时距抗战胜利仅八个月。是为南路的四迁。

次说中路1937年11月初，淞沪前线，突然失利。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备迁文物，分路运离南京。中路水运两批：首批，于11月19日从招商局江安轮辟出一部分舱位装运4081箱，22日抵汉口；第二批，由英商黄浦轮续装运5250箱，于12月3日解缆上驶，五日抵汉口：两批迁汉文物共9331箱。此外，尚有其他47箱等。存英商平和央行仓库。西迁的文物，存汉口未久，先后承运宜昌。自12月24日到1938年1月6日，陆续运清，综计9386箱。是为一迁宜昌。

文物由汉迁渝，宜昌为转运站。但宜昌以西，长江上游，水浅船小，迁运不易。首批于1938年1月9日启运，然经十九批，历时4个月，到5月22日，末批文物始运到重庆。迁渝文物，分存七库：一、二库，为法商吉利洋行堆栈；三、四、五、六库，为瑞典商安达生洋行堆栈；七库，为川康平民银行仓库。是为二迁重庆。

迁存重庆文物，再迁乐山安谷乡。重庆到乐山，水路576公里。安谷乡在县城西南，距城约10公里。一再勘查，择定一寺、六祠为迁储仓库。这批文物，又转宜宾，溯江而西，迁到乐山。为避敌机轰炸，时间格外紧迫。雇用轮船装运，兼雇民用木船，星夜装船，陆续西迁。

于安谷，气候潮湿，鼠蚁啮蚀。选在祠堂离地高、不畏潮的戏台、后台、两厢，储存书画、古籍、档案。为防潮、防蛀、防火，安设格窗，以利通风；如为泥地，铺设木炭、石灰，以减潮、杀虫；各库消防，安设灭火机，并备有射水器、蓄水缸，以及拉钩、警锣、沙篓，一一齐备。守护人员，日夜守护，检潮晒晾，晴朗之日，未尝间断。西迁文物未受潮损，一因箱内樟脑丸存置充足，牛皮纸衬垫覆盖周密；一因勤查勤晒，不使书画、古籍有积潮气蒸的机会。是为三迁安谷。

再说北路1937年11月，由南京始沿津浦路北行到徐州，转陇海路西迁，经河南郑州，到陕西宝鸡，再南行转徙，存于成都，终定峨眉。在宝鸡车站，穿过路轨，两车相撞，致车中公字第653号（宁1060号）黄瓷大碗一箱与第2540号（和135号）钟表、玻璃罩一箱，因震破碎。这是文物避寇期间不幸遭遇之一。还有眉山大火。1943年，县城一家鸦片烟馆，不小心起火。火势蔓延，一个小庙道士被烧死，危及库房。经拆掉临近房子隔火，文物库房，幸获保全。

国宝南迁，除经常守护、核查、晾晒、防火外，其间，在宁、沪、渝、蓉、英、苏等举办展览。在乐山，地方文士苦于缺少书籍，派人抄录善本书，如集部《眉庵集》、《颐山诗话》、《荆川集》、《李文公集》等。又抄录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部分）。

国宝南迁，爱国精神，可歌可泣，令人感动。选其三，做介绍。

朱学侃（1907—1939年），安徽泾县人，故宫文献馆工作人员。1937年11月随中路文物西迁，辗转到重庆。1939年春，奉令护送文物向乐山转移，在玄坛庙装运文物时，视察舱位，布置搬运，时天已晚，船舱昏暗，心切布置，失足踏虚，身坠舱底，重伤脑部，急送医院，不及营救，气绝而殉，是为护送国宝献身的第一人，年仅32岁。葬于江南岸狮子山，为立碑，做纪念。

欧阳道达（1893—1976年），安徽黟（yī）县渔亭镇人，1919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留校任教。后参与点查故宫文物并在故宫工作，前后四十六年。参与故宫文物南迁的全过程。他在战乱与动荡中，无法照顾妻子。妻子回安徽乡里时，在破庙里生下儿子。后随南迁文物辗转到四川乐山安谷，长住八年，才接来妻子团聚。妻子生育时没有医生，他在家里用剪子消毒后剪下新生儿脐带接生。他有十个子女，生活艰辛，孤守文物，久客思乡，日机轰炸，动荡不安。一次日机轰炸时他正在路上，炸弹在其附近爆炸。还有一次，所在楼房被炸，他躲在屋内桌子下面。先生侥幸躲过人生两劫。道达先生体现出故宫人的精神：“国宝到哪里，故宫人到哪里，故宫人的家就到哪里。”直到抗战胜利，全家随西迁文物同返南京。他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但从未向家人道及。先后任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办事处主任、故宫博物院档案馆主任。1950年撰写《故宫文物避寇记》，小楷毛笔字，书写工整，叙述清晰，八万余字，体现出“视文物国宝为生命”的故宫人情怀。先生文稿尘封近60年，郑欣淼院长在2009年见到这卷档案后，“既惊又喜”，当即决定出版，并写序言赞称：欧阳道达先生的著作可填补国宝迁徙史之空白，是一部最好的文物南迁史料性作品。

那志良（1908—1998年），满族，北京人，1925年进故宫工作，1933年押运国宝南迁，后随文物迁台并在台湾定居，勤奋研究，著作等身。于古器物（23本）暨玉器（14本）的研究和鉴赏，是国内外公认的权威，家里却没有任何文物藏品。著有《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2005年，子女将其生前保存的有关故宫文物南迁的文书、印章、照片等150多件珍贵史料，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弥补了故宫院史有关文物南迁的资料空白。先生曾以元人曹伯启《南乡子》词自慰：

蜀道古来难，数日驱驰兴已阑，石栈天梯三百尺，危栏。应被旁人画里看。

两握不曾干，俯瞰飞流过石滩，到晚才知身是我，平安。孤馆清灯夜更寒。

这是国宝南迁的文物专家和工作人员，艰辛经历与精诚品格的形象诗喻和真实写照。当地乡民，也为国宝的转运、保护做出可贵的贡献。然而，故宫的国宝，合而有分，分而必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