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十月，袁崇焕杀死毛文龙的三个多月后，终于摆脱了多年来侧后翼威胁的皇太极开始大规模西进，对大明帝国发起了一次极为大胆、极为冒险的军事行动。在以往的晚明前清历史研究中，这次军事行动的意义可能被严重低估了。事实上，这次行动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方面全部具有特别巨大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次几乎称得上是促使晚明社会全面解体的行动。

对于战争史研究者来说，这次军事行动具有极高的军事想象力和超人的创造力，在作战意志、战略战役战术指导、军事行动上均达到了超凡脱俗的高超、卓绝、豪迈之境界。仅仅凭此一战，皇太极就远远高出了他同时代的所有政治、军事人物。

从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挑战大明帝国的抚顺战役起，到大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经过十一年战争，大明帝国与后金汗国的边界，已经由抚顺、清河、叆阳、宽甸一线，移到了松山、杏山、宁远、锦州、大凌河一线。这一带地域，东起医巫闾山，西到山海关，北靠松岭山脉，南部面向渤海，天然形成了阻山绝海、自北斜向西南的狭窄走廊，是东北平原连接华北平原的唯一通道，号称咽喉要道。这条辽西走廊，不论对于大明还是对于后金，都具有极高的战略地理价值，实在是双方必争之地。袁崇焕和孙承宗坚持固守宁远和锦州，显然比大明朝的满朝文武都要高明得多。

而对于进攻者来说，这里的地理形势根本就是一个介乎山水之间的大峡谷，对于冷兵器时代的大兵团进攻形格势禁，阻碍重重，极难发挥战力而有功效。最初，皇太极肯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在乃父努尔哈赤受重挫于宁远之后，自己又来到这里，在同一块砖头上再绊上一跤。这一跤摔得极痛，促使皇太极仔细打量究竟是什么东西，把他们父子两代双双打翻在地。结果，他一下子发现了三样东西、一个人。那三样东西是：坚城、大炮和辽西走廊的地形，那一个人就是袁崇焕。

八旗铁骑长于野战，短于攻坚，于是皇太极就不来攻坚，明军喜欢用大炮，那么皇太极也开始紧锣密鼓地研制大炮。他提供优厚待遇，招揽汉族工匠，为自己造枪造炮；结果仅仅到天聪五年，后金汗国军队就有了自己设计和制造的红衣大炮。大明帝国在武器装备上领先后金汗国一个时代的优势，在几年之内便一去不复返了。此时，皇太极需要对付的，是挡在狭窄的辽西走廊上的那个袁崇焕。

经过治理整顿，袁崇焕将锦州、宁远、山海关、蓟门、登州、莱州、天津的兵力与军事部署大体整合完毕。在他麾下，共有四镇兵马，约十五万三千余人，战马八万一千余匹。粗粗看上去，袁崇焕的兵力已经和皇太极的满、蒙、汉军总体兵力相差不大了。

在辽西走廊上，锦州、宁远、松山、杏山当时已经皆为山海关外重镇，相互之间形成了网状防御体系，互为犄角，融为一体，似已牢不可破。在这幅员不到四百里的区域中，驻屯重兵六万四千七百多人。袁崇焕的确已经把这里经营成了铜墙铁壁。皇太极若想从这里杀进山海关，就必须在每一个要害处全部逐点攻略，全部面临坚城、大炮、辽西走廊的地形地势，然后再加上一个袁崇焕。那可能是一条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的进军之路。而且，最大的可能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之后，进军之路变成了覆灭之路。

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皇太极绕过辽西走廊，开始了不仅仅置袁崇焕一个人于死地的大手笔军事行动。皇太极后来曾经这样对部下将领说明自己的想法：“山海关、宁远、锦州防守严密坚固，攻之无益。唯一正确的办法是深入内地，夺取那些毫无戒备的城池。”（《清太宗实录》卷六）就是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皇太极亲率八万大军，绕道数千里，长途奔袭，杀向了大明帝国首都北京。

他们的行军路线是：出沈阳，西北行，渡过辽河、巨流河，经都尔鼻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彰武县，进入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与东北蒙古军会合，然后继续西北行，到达青城，再与喀喇沁蒙古军会合。

这时，大贝勒代善和三贝勒莽古尔泰沉不住气了，他们连夜找到皇太极，坚持认为不能再向前走了，应该立即班师。

他们的担心在理论上全部能够成立——

大军劳师袭远，孤军深入数千里，若不能进入明朝边境，则人困马乏粮草短缺；若进入明朝境内，倘明军各路兵马合围环攻，则众寡悬殊；假如大军孤悬明境，明朝调动大军堵截于后、切断退路，那恐怕就要死得很难看，甚至于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最可怕的是，此次出兵，三个大贝勒倾巢出动，只有一个阿敏留守沈阳，力量并不强大。如果袁崇焕来一个围魏救赵，从宁锦出兵直捣沈阳的话，那后果就谁都不敢再往下想了。或者，即便袁崇焕本人不去，只是派一员大将，譬如祖大寿前去攻打沈阳的话，这八万大军不用别人来攻，自己就会变成一团乱麻散沙。

结果，这么坚强的理由，居然根本就说不服皇太极，双方遂争执起来。他们一直到吵到半夜，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最后不欢而散，代善和莽古尔泰悻悻离去。这时，岳托等一大批青年贝勒等在皇太极的营帐外听候指示。岳托进入帐中，就见皇太极面红耳赤，神情极为恼怒，半晌，皇太极愤愤然道：“让诸将都回去休息吧，我的计划既然通不过，待在这儿还有什么意思？”（《清太宗实录》卷五）然后，皇太极秘密地对岳托等在场者说了自己的计策。结果，岳托等青年将领全部支持皇太极的主张，赞成继续前进。

于是，十月二十日凌晨时分，在说服了代善、莽古尔泰之后，大军开拔，二十四日到达老哈河。皇太极“各授以计，分兵前进”，济尔哈朗和岳托率领右翼四旗兵和右翼蒙古军进攻大安口；阿济格、阿巴泰率领左翼四旗兵及左翼蒙古兵进攻龙井关；皇太极和大贝勒代善等率大军进攻洪山口。预定诸军会师于大明重镇遵化。二十六日深夜，后金汗国军队从喜峰口、龙井关、大安口、洪山口四处，捣破长城，蜂拥而入大明边境。

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一般。皇太极第一次从大东北打进大明帝国腹心地带，除了为会合蒙古部落而绕一个大圈之外，其选择打进内地的进军路线是一条除山海关之外的最佳路线。从军事上讲，选择这条路线，不但出人意表，具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特殊优势，而且还有军事地理上的特殊优势。

从沈阳出发，向西，沿大兴安岭西南山脉的医巫闾山北麓，进入蒙古高原，然后，从营州即今日辽宁省之朝阳，经凌源到平泉，南下喜峰口；或者，经平泉、承德、滦平而西出古北口。这条路线贯穿于东北平原、华北平原与宣化盆地之间，既是扼制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的通道，又是控扼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宣化盆地的要冲。由北向南，前方便直指北京、天津之帝国腹心重镇。这条通道，既是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三大自然地理区域的过渡地带，又具有经济和人文地理的过渡性质，由北向南依次从高原戈壁，过渡到草原牧场，再过渡到农耕田园。表面上看起来，这里遍布崇山峻岭，似乎难于跋涉。实际上，在山岭之间，到处是纵横交错的宽阔河谷，特别适合军队隐蔽行进。而且，在军事上，由北向南还具有居高临下、高屋建瓴之优势。

历史上，把大宋帝国折磨得痛苦万状的大辽帝国，大体就是取这一路径直下中原的。北宋联金灭辽时，大宋帝国无力履行拿下燕京的承诺，于是金国骑兵也是经由这个区域，从古北口杀出来，三下五除二直下燕京，就是今日大明帝国首都北京，后来，宋、金闹翻后，金国两次分兵两路杀到汴京，终至倾覆了北宋江山的“靖康之耻”时，其中一路大军也是由此进入中原地区的。

冷兵器时代，中原帝国如果建都西安，西北地区自然成为国防重心；若建都北京，这里易攻难守，便成了极难设防的柔软的下腹部，立刻就变成了中原帝国的软肋；到了明代，甚至成了命门之所在。不幸的是，皇太极一出手，便直捣这一软肋，从而捏住了大明帝国的命门。他先后五次遣大军绕道进入中原大砍大杀，将大明帝国整治得死去活来，令帝国元首崇祯皇帝生不如死，也大体都是居高临下由北向南，取的同一个方向。这种情形，如何才能不令人浩叹：上天待大清何其厚也！？

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这里历来是大明帝国军事防守的重点地区。戚继光镇守蓟门十六年，为了严防死守，曾经在他的这一带防区内，沿着崇山峻岭的山脊与河谷地带，下绝大气力重新修建了长城与敌楼，其中包括今日为中国人赚取了大把旅游外汇的八达岭长城。后来，这一区域的军事防卫之所以变得支离破碎，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拜王化贞和当时的蓟辽总督、兵部尚书、东林内阁与天启皇帝之所赐。

在广宁之战中，我们已经知道，正是因为上述人等通力合作，才把那位号称有盖世之才的辽东经略熊廷弼，摆弄得百般无奈而气急败坏，直到在方寸大乱之后莫名其妙地丢了性命。其中一个重要情节就是：王化贞与当时的蓟辽总督志同道合，坚定相信那位口无遮拦的蒙古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能够在拥有四十万蒙古铁骑的情况下，不去效仿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而是在他们二位人格魅力的感召之下，帮助大明朝灭掉努尔哈赤。于是，他们通过兵部尚书和东林内阁，为这位林丹汗每年提供八万二千两白银的财政补贴，期盼着这位成吉思汗的子孙、如今也自称成吉思汗的林丹汗，真的能像当年成吉思汗横扫完颜阿骨打的前大金那样，率领他的四十万铁骑横扫掉努尔哈赤的那个什么后大金。

于是，口气极大、实力和能力都不见得大的林丹汗，以帮助大明帝国消灭后金汗国的名义，大模大样地进驻到了我们上面谈到的这一区域。经过这么一番玩弄，大明朝不但没有能够借助他的力量收复一寸辽东失地，每年白白送给他成堆成垛的白银，还实打实地丢掉了今日河北北部、山西东北部和内蒙古地区的大片土地，把自己的命门之地拱手交给了一个并不那么靠得住的同盟者。

后来，努尔哈赤死后，这位林丹汗确实和皇太极交上了手。谁知这位口气大得几乎没边没沿的大汗，练了三招两式之后，居然带着老婆孩子撒开马蹄头也不回地就往西跑，一直跑到青海大草滩，其治下在今日甘肃省天祝县境内。于是，这片距离皇太极不足千里的中华帝国命门之地，就此落到了一些蒙古部族手中；而这些蒙古部族陆续归顺了皇太极，这一大片在军事地理上极具价值的土地也就落到了皇太极与后金汗国手中。这就是皇太极和大清朝能够顺着这条道路一直打到北京的来由。

明白了这些来龙去脉之后，你还会感慨上天待大明何其薄吗？

皇太极捣破长城和进入大明帝国境内的过程，简单得不成话。

十月二十六日深夜破城而入之后，他们的几路大军探囊取物、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向帝国首都北京的东部重镇遵化集结；十一月初一日，帝国首都戒严；初三日，皇太极率诸部会师于遵化城下。四日，他们拿下遵化的过程，同样简单得不成话。因为，恰在此时帝国遵化地区的最高行政与军政长官正在整顿当地驻军，那些被他裁汰下来的冗兵冗员，看看吃不成大明帝国的军粮了，便索性将遵化城的大门打开，迎接皇太极的后金汗国军队，似乎是想换一个东家继续混饭吃。于是那位致力于治理整顿的地方官，便只好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了事。

在这个过程中和未来的数月里，皇太极那几位后金汗国大首领的担心，无一成为事实，证明皇太极不管是根据什么，哪怕纯粹是出于直觉判断做出的进军决策，都无比正确。他们来到敌对十余年的庞大敌国里，就像回到自己家的后花园里一样，没有什么人能够阻止他们得到他们需要的粮草吃喝，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他们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崇祯皇帝做不到这一点，袁崇焕同样也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皇太极的兵锋指向北京，仅仅是时间问题而已。

素有名将之称的赵率教，是袁崇焕极为倚重、靠他们立下军令状的三位大将之一，时为山海关总兵。他得到后金军捣破长城的消息后，立即率军前来阻截。可惜他带来的兵只有几千人，与皇太极的兵马比较起来实在太少，他所能形成的力量过于单薄。这位无愧名将称誉的将军，在众寡悬殊的情形下，与敌人周旋四昼夜后战死沙场，他的部下全军覆灭。

皇太极超级大胆且富有创意的行动，对大明帝国形成全面挑战。帝国僵死的制度与决策机制面临着致命考验，皇帝的综合素质立即表现为整个帝国的综合素质。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我国历史上几乎朝朝代代都是一样：整个国家的智商水平大约相当于皇帝的同一水平。在呈常态分布的情形之下时，大多数时刻，整个国家的智商水平甚至远在皇帝一人之下。

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皇帝，生长在深宫膏粱之中、太监与脂粉环绕之下，面对突如其来的侵犯，他在惊慌失措之余，发出了一连串让人无所适从的指令。

——他下令全国兵马立即进京勤王，命令甚至下达到了遥远的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等地；

——他先是命令星夜赶来的袁崇焕不许跨过蓟州防线，当袁崇焕跨过这条防线来到北京城下时，他将袁崇焕召进皇宫慰问备至，然后令他指挥各地陆续赶到的天下勤王兵马，却又禁止他带来的饥寒交迫的部队进入北京城稍事休息；

——满桂是一位出身蒙古族的勇猛战将，被时人视为帝国柱石般的一代名将，与袁崇焕素有嫌隙，当年袁崇焕镇守辽东获得宁远大捷之后，朝廷不得不将两位与他无法合作的帝国重臣调开，另行安排工作，这位满桂就是其中的一位。此时满桂也率领部下赶到北京城外，崇祯皇帝立刻下令让满桂的部队进京休息，并册封这位职权远低于袁崇焕的将军为帝国侯爵，使其尊贵的爵位远远高出了袁崇焕；

——崇祯皇帝十万火急地将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孙承宗，从河北高阳老家召回北京，在命令袁崇焕指挥天下勤王兵马的指令尚未取消之际，又委托孙承宗去通州构建京东防线，然后又取消这一委托，命他留在北京，留在自己身边，帮助自己指挥天下兵马；

——孙承宗受命开始紧急安排城中防守事宜之后，皇帝又指派他还是到通州去为好，于是时年已经七十岁的孙承宗，又星夜赶赴通州。

我们找不到证据说明袁崇焕此时此刻的心境想法等等，也很难揣度他是否清楚自己所面临的险恶处境。在理论上讲，皇太极所突破的长城地段，归蓟辽总督管辖，袁崇焕并不需要对此负责。而且袁崇焕曾经专门就此地的防务严重警告过皇帝：“蓟州地位至为重要，而兵力并不强，万一有人做向导，引后金军队由此进犯的话，则祸有不可知者。”（《明清史料》甲编，《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因此，他建议皇帝：“蓟州太过单薄，应该派驻重兵。”（《满文老档·太宗朝》卷六）并且希望皇帝能够严厉督促当地诸军，加固工事，高度戒备，将此当成最最紧急的工作来抓。然而，对于袁崇焕是头等大事的，对于皇帝却并不一定那么要紧。事实上，皇帝也确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按照常规让有关部门研究研究，结果自然不了了之。

《明史》作者揣测说，“崇焕甫闻变即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袁崇焕）很有可能，袁崇焕真是这么想的。他甚至有理由希望皇帝和朝廷百官通过眼下的危机，意识到自己的先见之明，从而给自己更大的活动空间。他不知道情形严重的地步，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能想象的最坏的程度。

种种迹象表明，皇太极在另一条战线的工作正在发生作用，他派到京城中的间谍特工与城外的军事行动相配合，极为成功地在北京城里制造出了漫天飞舞的流言蜚语，其核心内容大体指向了对于袁崇焕的怀疑：

坚决主战的毛帅毛文龙在世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从来没有敢于进入长城以南，因为毛帅会使他们腹背受敌。如今袁崇焕杀死了毛文龙，他与皇太极明来暗往，一力主和，皇太极才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长驱直入，一直杀到了北京城下。袁崇焕到底在干什么？袁崇焕到底想干什么？如今他和皇太极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来到北京城下，他根本就是与皇太极串通一气，勾引鞑子来到了北京城，以战逼和，企图用迫使皇帝签订城下之盟来卸除五年复辽的责任。

此时，袁崇焕手下的一位将领，建议袁崇焕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八旗兵打到北京城下。事实证明，这位将军是富有眼光和见识的。原因是大明帝国皇亲贵戚、高官显宦、富家大贾们的庄园别墅、物业田产大部分都在北京城外的郊区。八旗铁骑一到，烽烟起处，首先是他们损失惨重。皇帝身边每天围绕着的都是这么一批人，他们的这口恶气如何才能不出在袁崇焕身上？嘉靖朝兵部尚书丁汝夔殷鉴不远，他就是为此身首异处的。

可怜半个多世纪没有经受过战乱流离的北京市民和朝廷官员们，在皇太极和满洲鞑子的烧杀抢掠面前，陷入了对袁崇焕真实的怀疑、恐怖和愤恨之中。以至于对袁崇焕“怨谤纷起”，皇帝“颇闻之，不能无惑”——皇帝听到了太多人对袁崇焕的怨恨，无法不感到疑惑。（《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袁崇焕）

事实上，无需这些飞短流长，崇祯皇帝那颗敏感多疑的心已经足以被眼前的一切所激动了。他一定也在无数次地问着同一个问题：袁崇焕到底想干什么？崇祯皇帝上述安排表明，即便没有皇太极的反间计，他对袁崇焕的怀疑和恼怒已经很难改变了。“识人为哲”，崇祯皇帝不是哲，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势下，我们年轻的皇帝缺少那种识人的明哲智慧。如果说当初袁崇焕擅自诛杀毛文龙，会令皇帝惊骇其不驯的话，此时的一切，可能足以让皇帝疑虑他的不忠了。

仔细观察当时的形势，平心而论，袁崇焕闻变后的军事布置，不说是平庸，甚至说是有失水准的。后代的战争史学者在还原当时的情形时，认为袁崇焕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飒爽英姿。譬如，知道皇太极绕道破关进入内地的消息之后，袁崇焕应该知道：此时的辽沈地区已经变成了皇太极的软肋，变成了后金汗国设防薄弱的要害部位，如果立即挥军直扑沈阳城下的话，效果将直如黑虎掏心，孤军千里深入明境的皇太极立即就会方寸大乱，让人根本无从想象他能怎样对付这一记漂亮的直拳，加上皇太极曾经与代善、莽古尔泰的争吵，他可能根本就无法收拾未来的局面。可惜，乱了方寸的不是皇太极，而是袁崇焕。已经成为军事艺术经典的围魏救赵故事，流传了千百年，却似乎没给袁崇焕留下什么印象。在皇太极的调动下，他走出了最平庸的一步——携大将祖大寿、何可刚率领数万兵马星夜驰援北京。

十一月初三日，皇太极率兵会师于遵化城下时，袁崇焕星夜兼程驰进山海关；初十日，他取山海关到北京最近的间道赶到了蓟州。此时，袁崇焕继续着平庸的军事布置——沿途分兵把守一路上的城镇——抚宁、永平（今日河北省卢龙县）、迁安等，致使自己直接掌握的兵力越分越少。据说，唯有袁崇焕入援的速度令皇太极十分惊异，因为皇太极迟至十二日才来到蓟州。

按理说，袁崇焕既然星夜兼程来援，自然应该尽一切努力将皇太极堵截在京畿之外才对。可是提前来到蓟州的袁崇焕，却轻而易举地让皇太极绕过蓟州城，继续西进；袁崇焕则在另一条路上几乎与皇太极平行着向北京方向运动。

就这样，皇太极三天之内连下玉田、三河、香河三城，于十一月十五日长驱直入来到通州，袁崇焕则在同日来到香河南部、运河西岸，距离通州半日路程的河西务一带。

就在这时，那位将领建议袁崇焕，大军应该逼近敌人，不应该直入京师。他建议袁崇焕在通州一带寻找战机，易攻则战，不易攻找机会也要攻，无论如何也要在通州和北京之间建立一道防线，绝不能让皇太极无遮无挡地打到北京城下。显然，这是一个正确的方略。而袁崇焕却拒绝了这个建议，结果导致后金汗国军队直薄京师城外烧杀抢掠，致使城中官民大恐慌，怨声四起，几乎所有人都无法理解袁崇焕的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

其实，原因很有可能特别简单，那就是袁崇焕的兵力经过一路分兵，如今已经太过薄弱。加之十几天奔驰赴援，他的官兵已经疲惫不堪。此刻，随他来到此地的部队人数约有两万人多一点。这个数字与皇太极麾下的至少八万大军比较起来，实在众寡过于悬殊。因此，他希望能够进北京稍事休整，然后在皇帝的支持下，号令各地来援的勤王部队，与皇太极从容周旋。其中，很难排除他希望就此谈和的可能性。他是这样做的，证明他可能就是这样想的。于是他挑出九千精兵，亲自带领他们间道赶到了北京城下，其余一万多人则在后来开到北京城下与他会合。

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焕率军来到北京左安门外，京师戒严，他无法进城。当日夜，几乎与袁崇焕来到北京城下同时，谍报驰奏后金军前哨出现在北京城东北角的土城关一带。一时间，京师大震，谣言四起，人们盛传袁崇焕召敌进京。同日，皇帝破格重用的一个类似今天气功大师的人物也粉墨登场，上演了一出与五百年前“靖康之耻”时有些类似的悲喜剧。

五百年前的公元1127年，前金国大军打到北宋帝国首都汴梁城下时，北宋末代皇帝曾经听信一个气功大师的话，出重金让他以六丁六甲之大法，训练七千七百七十七个男子演练神功。据说，训练完成后，可刀枪不入，灭金兵擒金将易如反掌。结果，这批据说已经神灵附体的神汉，在金国军队的金戈铁马面前，非死即伤，为首的大师趁机脱出危城，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壮丽如画的帝国首都则就此陷落。

如今的大师名叫申甫，据说曾经在云贵高原的深山密林中受神仙点化，能够驱使妖魔鬼怪前来杀敌立功、报效皇帝。崇祯皇帝听说有这等异人，立即召见，并当即授其为帝国副总兵，拨白银七万两，供他招募神兵神将，打造鬼怪作战时乘坐的战车。袁崇焕到达京师的这一天，申甫刚刚登坛誓师，然后率领在北京城中招募来的七千游棍浪人，驾驶着重金打造的战车，轰隆隆开出北京城。

后金汗国军队明明出现在北京城的东北角，大师出城后却径直向西南方向杀去。谁知这位大师不走运，偏偏皇太极派出了一支部队，在北京西南方向活动。结果申大师和他的七千神兵神将一路如入无人之境、没有遇到任何对手地杀到卢沟桥畔，刚刚以为可以松口气时，却迎头撞上了真正的凶神恶煞。最后，皇帝用七万两白银打造的一支神仙部队，据说顷刻之间便被宰杀得毛干爪净，连大师都被砍掉了脑袋。

此刻的皇帝，已经全然失去进行正确判断与决断的能力。在着意抚慰袁崇焕的同时，将其他地方来援的部队放进城中休整，却坚决不允许袁崇焕带来的部队进城，致使袁崇焕只能率领疲惫的部下，与皇太极做殊死战。

平心静气地观察此时的情势，的确与五百年前岳飞被杀之前的形势颇有几分相似。当时，金国大军统帅兀术允诺宋高宗赵构和他的宰相秦桧，谈和可以，归还陕西河南失地也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杀掉岳飞。后来，经过淮西之战，在皇帝赵构的授意下，由秦桧主持，冤杀岳飞，双方便真的达成了和议。

以此反观今日之情势，在袁崇焕与皇太极的长期博弈中，皇太极对于和谈似乎总是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同时一再以可以考虑归还辽东土地为诱饵，要求袁崇焕杀掉毛文龙。如今毛文龙已死，袁崇焕可能真的认为通过和谈，可以收复辽东失地了。他不知道皇太极需要和谈与他袁崇焕需要和谈一样，是有自己的目的在，皇太极想要的应该不仅仅是毛文龙的脑袋，他的目标指向的其实正是袁崇焕自己。

此时此刻，大明帝国重臣中，出什么主意的都有，唯独没有人敢说出议和的话来。因为只要这话一出口，立即就将被看成是秦桧再世，可能很快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在后世的史家中，始终有一种看法，认为皇太极深谋远虑，在和袁崇焕的博弈中，实际上是设计了一个连环借刀杀人计：用归还辽东失地为诱饵，借袁崇焕的刀，杀死毛文龙；然后以此为契机，一步一步将袁崇焕推到一个百口莫辩的境地，再借崇祯皇帝的刀，杀死袁崇焕。

在后代的战争史学者那里，一个很大的疑问似乎也在佐证着这种看法。

仔细翻检当时的史料，战争史学者们很难找到皇太极发起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动机究竟何在？他的作战目的是什么？在现有的史料中几乎全无记载。是为了抢掠物资？为了威胁明室京师？为了在反方向上打通山海关这一主要作战通道？似乎全都有一点，又似乎全都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儿。在悬师深入数千里，孤军奋战于充满敌意的汪洋大海之中时，皇太极竟然能够于整日厮杀的百忙当中，从容展布，将其最大之杀父劲敌袁崇焕置于必死之冤狱，然后在敌人的土地上，优悠游走、予取予夺达七个月之久，最后意态雍容地全身而返。就凭这一点，皇太极的此次军事冒险行动已经足够在世界战争史上耀眼夺目，而皇太极本人也足够称为东方式政治博弈的绝顶高手了。

事实上，皇太极是不是真的如此深谋远虑，已经并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实际发生的一切已经形成了和上述说法一模一样的线条，形成了对于皇太极来说最为有利的一种情势。据说，皇太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阅读大明朝的邸报，对大明帝国君臣瞒上欺下的一套了如指掌。在频繁的博弈互动中，皇太极应该很清楚地知道袁崇焕并没有将他与自己和谈的情形完全报告给皇帝。对于袁崇焕来说，皇帝授予了他处理辽东事务的全权，这样做并非全无道理；而对于皇帝来说，虽然给了袁崇焕这种权力，却又似乎并没有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由此，皇太极几乎分毫不差地拿捏着帝国官场、崇祯皇帝和袁崇焕的心理。最终，将袁崇焕送上了百口莫辩、万劫不复的境地。

在他那看似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简单一招中，包含了太多交手双方的社会心理因素。其中，诚如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那样，最重要的几个方面几乎汇集了所有在中国形成悲剧的基本要素。给皇太极出这个主意的人，应该是范文程。这个人实在是太了解中国官场中人的行事品格，太了解他故国的皇帝与臣子之间的游戏规则，也太了解我们帝国的帝制传统和皇帝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崇祯皇帝召见袁崇焕等文武官员。史书记载说，袁崇焕将前来传旨的使者留在营中，自己穿着青衣小帽来到朝廷。习惯上，帝国官员只有戴罪在身时才会如此打扮。崇焕“先张皇敌势耸朝臣，冀成款议。见上亦然。上慰谕久之。崇焕惧上英明，终不敢言款。第力请率兵入城，不许”。意思是说，袁崇焕先是在群臣面前耸人听闻地渲染敌人的声势，意图在于促成和议，见到皇帝之后也是如此。为此，皇帝安慰激励了他很久。他害怕皇帝英明，始终没有敢于把建议和谈的话说出来，只是坚持请求允许他率兵进城，皇帝不许。从后来发生的情形判断，袁崇焕可能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在，否则他不会把皇太极派到这里来跟他议和的使者带进京城。

两天后，十一月二十五日，袁崇焕再一次请求按照其他援兵的成例，允许自己麾下的将士进城休息，皇帝仍然不许。（谈迁《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十一月甲辰、丙午条）

十一月二十七日，袁崇焕率宁锦铁骑与八旗铁骑激战于广渠门外，袁崇焕数次受伤，只因身穿重甲方才免于战死。据说，如果不是他的一个助手拼死格斗，一个八旗骑兵的大刀就砍到他的头颈上了。激战中，京营官兵据城观望，并不救援；而危急之中，那已经占了上风的八旗铁骑居然离奇地撤离了战阵。几天之内，在北京城下，这种情形已经是第二次发生，而且都是发生在八旗军与袁崇焕所部交手之际。这时，袁崇焕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这其中的奥妙了。

当时，还发生了几件事，证实袁崇焕已经受到北京军民深重的怀疑：

袁崇焕的主要助手祖大寿和袁崇焕一起率军驰援北京。在北京城下，他带来的部队和袁崇焕其他部下一样，被拒绝进城休整。而且城头上的守城军民痛骂他们是贼，纷纷抛石块袭击，结果砸死了几个战士。祖大寿派遣巡逻的士兵，也被守城军民当成间谍杀死。他手下的将士后来曾经痛哭流涕地诉说自己的委屈：“在北京城下驻扎时，城上军民一度用大炮轰击，炸死了不少战友。”

袁崇焕危矣。

大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深夜，激烈厮杀了一天的北京城下，硝烟尚未完全散去。城头上刁斗声声；城外八旗兵营里，除了巡逻兵和偶尔传来的战马嘶鸣，一片沉寂。沉沉黑夜，似乎在酝酿着更大的厮杀与阴谋。

两个明朝太监，一个叫杨春，就是在许多史书上反复提到的杨太监，另一个叫王成德。他们本来在北京永定门外南海子皇家游乐场里工作，前几天被八旗兵俘虏，如今由汉军将领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负责看押。此时，看押他们的将领出去了，两个俘虏在恐惧中难以入睡。突然外面传来脚步声，他们赶快装出熟睡的样子。高鸿中、鲍承先走进军帐后，警惕地来到太监身边，仔细观察他们是否睡熟。随后，二人压低嗓音议论说：刚才汗王单独一个人走向敌营，和他们营里出来的两个人说了很长时间的话，现在才知道白天撤退是汗王的大计。看来，和袁崇焕的合约成功了，咱们马上可以进北京了。

两天后，十一月二十九日夜里，杨春与王成德趁敌人看守松懈，逃回北京。他们狂奔回皇宫，声称有重大机密要立即求见皇上。崇祯皇帝听完二人讲述后，认为与自己对袁崇焕的怀疑完全吻合，遂下定处理袁崇焕的决心，从而揭开了整个晚明前清历史上至为惨烈的一幕。（《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袁崇焕）

十二月一日，崇祯皇帝朱由检以议饷之名再次召见袁崇焕等一干文武。会议开始后，崇祯皇帝朱由检劈头责问袁崇焕：为什么要杀毛文龙？为什么援兵逗留不进？为什么和皇太极几乎同时到达北京城下？为什么一再要求进入北京？为什么在袁崇焕的兵营里有皇太极的使者？袁崇焕事出突然，一时瞠目结舌，竟不知该如何回答。皇帝随即下令捆绑袁崇焕，交锦衣卫镇抚司监禁。一位大学士看到皇帝竟然如此处置袁崇焕，颇为不安，叩头请求皇帝慎重，皇帝道：“慎重就是因循姑息，有什么用？”

袁崇焕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史书记载说：随袁崇焕、祖大寿驰援京师的辽东三军将士，在北京城下放声大哭。

八个月以后，大明崇祯三年、后金汗国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被凌迟处死，他的妻子兄弟被流放到了边远地区。在皇帝为此下达的圣谕中，历数袁崇焕的罪恶，说他阴谋叛逆，欺骗皇帝，危害国家，为了获得敌人的信任而杀死大军统帅，导引大敌入犯京师，屯兵观望，暗藏敌人使者，坚请入城，居心叵测，是一个不齿于人类的万恶之徒云云。（谈迁《国榷》卷九十一，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条）

袁崇焕从受到崇高而广泛赞誉、奉皇帝召唤出来重新工作，到他被捕入狱，时间不到一年半，到他被凌迟处死的时刻，刚满两年时间，他时年四十八岁。他的家人受到了同样野蛮而严厉的处置：十六岁以上者全部被杀死，十五岁以下者，发配给功臣为奴。朱由检做出上述判决后，群臣顿首称谢。朱由检问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所有臣僚都认为：袁崇焕实在是罪不可赦。包括一年前那些给予了他崇高赞誉的人。由此，我们大体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不可理喻、多么可怕的官僚机器。

从袁崇焕被捕入狱到被处死的八个月中，几乎没有什么人认为他是冤枉的，没有什么人试图帮助他摆脱困境。从皇帝到满朝文武，再到士绅民众，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他切齿痛恨，认为他罪该万死，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直到后来改朝换代之后，在敌人的文件中知道了他的冤枉为止。

袁崇焕被杀前三十年，公元1600年，一个名叫布鲁诺的意大利人被烧死在罗马百花广场。据说，当他被绑在火刑柱上时，罗马人民纷纷向他投掷石块并向柴堆上添加木柴，大火燃烧起来后，这位人类科学的殉道者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神圣的愚昧。”史书记载说，袁崇焕是在历时半天、被剐了三千多刀之后才死去的。帝国首都居民“争食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行刑的刽子手神情惨淡地告诉别人：从来没有听到过被杀的人心肺间能够发出那种声音。一位目睹者回忆说：“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逮袁崇焕）

就这样，从大明天启六年、后金汗国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袁崇焕在宁远城下重创努尔哈赤起，到大明崇祯三年、后金汗国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止，在皇太极与袁崇焕长达四年的博弈中，如今终于分出了成败胜负。

平心而论，不管是行险还是行诈，皇太极胜得超越、豪迈、大气；而袁崇焕，其杰出的胆略与才华也确是不同凡响，他的失败实际是败在了皇太极、崇祯皇帝、他的同事和人民，再加上帝国制度与政治文化传统联合绞杀的政治迷局之中。

袁崇焕的死和大明帝国的死一样，其内在逻辑无可回避。不同之处在于：袁崇焕的死令人扼腕叹息；而大明帝国的死，毫无值得惋惜之处，这个烂透了的政权早就该死了。

事实上，对于这个王朝死去需要扼腕叹息的地方，仅仅在于其死去的过程拖得太长、民族与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过高而已，而这可能恰好是大明帝国臣民所必须承受的。他们真正需要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反省。袁崇焕被捕之后，大明朝军队兵败将死，帝国腹心京畿地区百孔千疮，一片糜烂。

——除袁崇焕外，被视为帝国柱石的一代名将满桂战死，被袁崇焕倚为臂膀的大将赵率教战死，帝国军队中高级将领有三十多人战死、被俘、投降或失踪；

——后金汗国军队经过的地区，敌军未到便已经逃亡一空的有良乡、滦州、香河、固安、张家湾；城中一空而敌军并未进入的有霸州、三屯；投降数日后敌军方才姗姗而来的有玉田、迁安；军队先降而行政官员尚不知情的有遵化、永平（即今天之河北卢龙）；插上降旗而敌军并不理睬擦城而过的有顺义；敌军压城后没有反应不知是想降还是想战的有房山；敌军来后降、走后守的有乐亭、抚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党还醇良乡殉难）

上述情形明白无误地宣示出下列判断是有根据的：

——大明帝国不仅仅是在打一场完全缺少总体战略指导的战争，而且是在为以往欠下的一切，连本带利地付出代价。这个帝国从此变成了一个正在解体中的帝国。

史书记载说，由于组织工作过于缺乏水准，这次来京入援的地方部队中，很多将士不但领不到军饷，有时甚至连饭都吃不上，由此导致了不止一次的哗变。当时，陕西发生饥荒，盗贼蜂起。皇太极兵临京师城下后，延绥、固原、甘肃、临洮、宁夏五镇总兵全部率兵进京勤王，西北一带地方空虚，致使遭遇灾荒的当地饥民暴起为寇之后，迅速蔓延。而山西巡抚率领五千精兵驰援北京时，由于调动没有章法，将士疲于奔命，且没有粮饷供应，结果饥寒之兵抢掠民间以充军用。事发后，那位巡抚被捕，五千劲卒一哄而散，就这样西北援军纷纷溃散。许多证据显示，那些来自上述地区的哗变军人，烧杀抢掠着踏上了回乡之路，很快汇进了当地的农民暴动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暴动农民中的勇猛战士，有的还成为最为著名的农民军领袖，譬如，有记载说，李自成就是甘肃总兵杨肇基部下的把总，他就是在此次赴京勤王途中，走到金县时哗变的。（《明季北略》卷五，李自成起）

这个国家烽烟四起再无宁日，大体上就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的。

而亲身体会到了这一切的后金汗国将士，士气高昂饱满得似乎要爆炸。他们纷纷要求皇太极下令攻打北京城。皇太极意气风发，微微一笑，说道：

“现在拿下皇城里的那个傻小子，易如反掌。不过，他们疆土大，根基还在，不是旦夕之间就能垮掉的，得之易，守之难，不如练好我们自己的精兵强将，等着天意亡他那一天。”（昭槤《啸亭杂录》卷一，太宗伐明）具有这种头脑的一个人，他的确有理由蔑视自己的对手——崇祯皇帝，那个自我感觉极好的“城中痴儿”——皇城里的傻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