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初。赣南宁都偏僻山村小源的一个祠堂。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正在举行。

从清晨到黄昏，会议开了十多个小时，几乎谈论的每一个问题，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双方，一边是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成员任弼时、顾作霖、项英和邓发，另一边是苏区中央局在前线的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

毛泽东独自坐在一边，一个劲儿地吸烟，脸色异常阴沉。会上，后方中央局成员都集中火力向他攻击。

任弼时、顾作霖、项英和邓发，四个人坐在一块。他们握着“尚方宝剑”，以中央进攻路线的代表自居。

夹在中间的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也是挨批评受谴责的对象。他们很多问题与毛泽东的想法一致，同情毛泽东，但又不能公然违抗中央路线，处于两难境地。

毛泽东是第二次遭到苏区中央局一些同志的激烈责难和攻击了。眼前这种唇枪舌剑、阵垒分明的架势，这种一阵浓似一阵的火药味，使毛泽东联想到一年前赣南会议的那一幕，竟是那么相似。

1931年11月，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开始了对毛泽东的全面否定。

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博古上台后，为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各级领导实行“改造”，向全国各地都派出了他们的“钦差大臣”。1931年4月初，临时中央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来中央苏区，即所谓“四中全会代表团”，简称中央代表团。

中央代表团刚进苏区，还是能与苏区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和平共处”的。正如后来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所说的：“四中全会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同志、王稼祥同志、顾作霖同志。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他们就来了。王稼祥同志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

“所谓‘削萝卜’，就是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专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信任我们，赞助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得以接替项英担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的行为与中央路线的距离越来越远，开始与中央代表团发生矛盾冲突。临时中央和中央代表团对毛泽东开始失去信任。毛泽东本人也有察觉。4月，毛泽东提议增加苏区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未置可否。7月，毛泽东再电临时中央，请求增加苏区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未复电。1931年10月11日，毛泽东第三次致电中央，提议：“彭德怀、林彪（第四军军长）、周以栗（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曾山（江西省政府主席）、陈毅（赣南特委书记）为中央局委员，请批准。”临时中央仍未批复。毛泽东所推荐的这五个人，都是毛泽东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但是，中央对这一提议，迟迟不作批复，其实是不想在苏区中央局加强毛泽东的势力。

1931年9月1日，中央曾对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出指示信，根据王明反“右”倾的纲领，指责中央苏区犯了“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的“最严重的错误”，这一指示，虽也肯定了中央苏区工作的一些成就，但在土地问题，政权问题，根据地与红军、工人运动和党内斗争等一系列问题上，全盘否定了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的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伟大功绩。于是乎，中央代表团在赣南会议上，开始第一次向毛泽东发难。

当时，会议完全被持有“尚方宝剑”的中央代表团把持，通过了与中央指示精神一致的《政治决议案》等五个决议案，全面否定毛泽东的路线。

顾作霖首先站出来，攻击毛泽东是“丝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的“庸俗的保守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这位年仅24岁的青年，实际工作经验不多，但利用马列主义只言片语扣帽子的本事却颇大。

王稼祥指责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是一条“富农路线”。“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阵线。

任弼时说，毛泽东的作战原则是“狭隘的经验论”，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出，要教练红军阵地战、街市战、白刃战、夜战的技能，要坚决反对落后的阻碍红军技术进步的“狭隘经验论”。

任弼时的一番指责，让毛泽东百思不得其解。任是经历过长期革命考验的年轻的“老资格”，中共自己培养出来的领袖人物之一，也可以说是中央代表团的核心人物。初来乍到，任弼时很积极地赞助过毛泽东，但此时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完全站在与毛泽东对立的立场上去了。会不会打仗，任弼时自己心里有数，毛泽东心里也明白。为什么一个不懂军事的人，却对指挥数万红军连续粉碎蒋介石三次“围剿”的毛泽东的军事原则大加否定呢？

这一点，在1941年9月的延安中央政治局整风会上，任弼时作出了解释。

当时任中央政治局秘书的胡乔木回忆说：“弼时同志在9月12白的发言中，检讨了到中央苏区后毫无军事知识，却不尊重毛主席的意见的事。他说，在赣南会议上，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当时把毛主席的思想当作狭隘经验论加以反对是错误的。弼时同志检讨说，从党的二十年的历史看，作为主观主义的思想统治，其中有些是经验的主观主义。做过许多实际工作的狭隘经验者，便是狭隘经验的主观主义。”

总而言之，赣南会议指责毛泽东的路线是“极其严重的机会主义”，强调苏区党要集中人力反“右”倾。这次会议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由项英和任弼时等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

赣南会议，标志着打击、排挤毛泽东揭开了序幕。首任红一方面军代理参谋长，前三次反“围剿”与毛泽东朝夕相处的郭化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四中全会后，王明统治了党中央，派任弼时等同志来江西，对项英同志进行打击。于是，项英就被王明路线俘虏了。苏区中央局形式上是项英同志掌权，实际上权力掌握在任弼时同志手里，由王稼祥同志出主意，顾作霖同志打先锋。毛泽东同志曾对任弼时同志说过一句幽默的话：任弼时同志说我是‘狭隘经验论’，我到延安后就发奋读书了。”

赣南会议后，毛泽东虽被封了个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头衔，但已不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最关键的领导岗位上。毛泽东“病了”，到瑞金郊外东华山“疗养”，直到第二年春红军打赣州吃了败仗，才再度出山……

这次宁都会议，又扯上了赣州战役。

缄默良久，毛泽东把烟头用布鞋踩灭。“不管怎么讲，打赣州失利，这是事实。仗打败了，就说明打不得，是错误的。我早就劝过，你们就是不听，根本不承认嘛！”毛泽东不服气，说话很冲。

毛泽东话音刚落，任弼时、顾作霖、项英、邓发坐不住了，立即群起回击。

“打赣州失利，要从主观上找原因。正是由于思想不统一，有人竭力反对，你毛泽东同志为首，所以造成进攻不积极，组织不得力。”

“打赣州是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是配合中央的整体部署，虽然没打下来，但我们扩大了政治影响，路线是正确的……”

“打赣州，依据当时情况是绝对需要的。”

打赣州问题，会议争论最激烈。正是年初的这场浩大的城市攻坚战，引发了宁都这场“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

1932年初，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于1月9日作出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一方面军改变原来不攻打大城市的观念，积极以攻取中心城市为目标，占领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

临时中央在作出此决议的当日，便立即给苏区中央局发出了“急攻赣州”的命令。

苏区中央局积极响应，在接到中央指令的第二天，就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出了《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首先夺取的目标为什么是赣州？

赣州城，位于江西南部，是赣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粤赣通行要道。它三面临水，山丘环抱，城墙高坚，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执意打赣州，实际上也是为了否定毛泽东一贯不同意打赣州的主张。

半年前，周恩来还在上海。他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就曾主张打赣州。

他在给毛泽东的指示信和与苏区赴上海中央汇报工作的同志谈话，都曾谈到打赣州。1931年8月间，周恩来在听取中央苏区代表欧阳钦的工作汇报后，批评中央红军“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传统”，主张红军打下一两座城市。

临时中央，包括周恩来在内，坐在上海，是不了解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的。

毛泽东没有执行中央打赣州的主张。作为苏区中央局的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他又何曾不明白攻下赣州的重大意义呢？然而，他了解中央红军的实力，他有过惨痛的教训。1930年3月中旬，红四军曾强攻赣州不克。撤围后，3月19日，毛泽东和朱德以政治委员、军长身份发布《红四军司令部布告第二号训令》即《关于第一次攻赣州的经验教训的训令》，深刻总结了此次打赣州的七点教训。正因为此，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毛泽东打了许多地方，但唯独不碰赣州。他不愿做赔本的买卖。

周恩来到苏区后，又与毛泽东谈及攻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还是那句老话：赣州打不得。

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看法。他在给中央的复电中说，目前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确有困难。

中央执意要打城市，当即给周恩来任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复电，说无论如何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攻克。抚、吉、赣均为江西重镇，分别位于赣东、赣西、赣南，都驻扎有国民党军一个师以上的兵力。

中央接二连三地指示，几近下了“死命令”，不打不行了。

苏区中央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攻城问题。

会上，毛泽东唱对台戏，坚决反对打任何一座城市，特别反对打赣州。

他说，赣州城坚，红军武器装备差，占不了便宜。

朱德支持毛泽东，反对打赣州。

苏区中央局的大多数人和一些红军将领，包括周恩来、任弼时、项英、王稼样、彭德怀在内，都主张打赣州。

聂荣臻刚到中央苏区，不了解情况，未表态。

此前，周恩来、任弼时曾多次征求过彭德怀的意见。

彭德怀是红三军团总指挥。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军团。彭德怀被共产国际誉为“最能打仗的军团长”。打大城市，攻坚战，彭德怀有经验，1930年8月试图“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时，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曾一度攻占过湖南省会长沙。

彭德怀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在红军中的地位仅次于朱德总司令。他的意见，举足轻重。很遗憾，彭德怀没有投反对票，而是积极主张攻打赣州。

彭德怀为什么认为可以打赣州呢？后来他在回忆中这样写道：赣州守军马昆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当时我想，赣州城是赣南的商业中心，也是反动中心。打下赣州，对发展和巩固赣甫十二县有利，又能使湘赣苏区联成一片，巩固后方，使中央苏区形势更好，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在瑞金就比较安全。红军再向北发展，不仅无后顾之忧，而且有了一个新的态势，更有利于机动作战。这样，我们占江西省一大半：即南有中央苏区，西有湘鄂赣边区，东北有闽浙赣边区，左有湘赣边区作依托。

因此，早些时候，苏区中央局负责人征求他的意见，彭德怀就说可以打；这一次更是信誓旦旦，表示“三军团包了”。

彭德怀片面的想法脱离了实际，给头脑发热的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以军事上的支持。

毛泽东、朱德反对无济于事。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一致通过了攻打赣州的决议。

当时，苏区的口号是：打下赣州，把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搬进赣南首府。

气氛狂热，士气高昂，攻克赣州，志在必得。

然而，赣州战役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发展。

赣州守敌马昆旅并非八千人，而是一万八千人，超过预计的一倍以上。

攻城的主作战军红三军团仅一万四千人。

赣州的地势易守难攻，城墙高达两丈。守军以优势兵力据险防御，红军苦战一个月，四次爆破城墙，发动强攻，付出了惨重代价，但终未能攻下赣州。

1932年3月初，蒋介石嫡系陈诚、罗卓英第十一师两个团偷渡赣江，突入城内，第十四师随后开到。

红三军团腹背受敌，不得已于3月8日撤出战斗。

历时三十二天的赣州战役，非但没有“势在必得”，反而成了三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最大的一个败仗。红军伤亡逾千，红三军团第一师师长侯中英被俘，惨遭杀害。

部队集结赣县江口后，瑞金中央局的首脑们都赶来了。项英奉周恩来指示，专程到东华山请来了毛泽东。

在江口，周恩来主持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

会上，又发生了意见分歧。

毛泽东“老调重弹”，说夺取中心城市是较长远的前途而非目前行动方针。现在是准备革命战争，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的口号为时过早。

苏区中央局大多数人观点依然如故，认为打赣州绝对需要，而且还要继续准备打。

江口会议在讨论红军发展方向问题时，毛泽东主张红三军团向北发展，占领资溪、光泽、邵武地区，同赣东北联成一片；苏区中央局则认为，红三军团出赣江以西，占领上犹、崇义，发展河西苏区，同湘赣苏区联成一片。

江口会议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有着直接的关系，作为军团长，彭德怀的意见举足轻重。遗憾的是，彭德怀没有支持毛泽东，却站在了苏区中央局一边。他回忆这次会议时说：“当时我为什么同意中央局的意见，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见？也还是对攻占赣州的想法。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四中全会（王明路线）实际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当时四中全会的中央，把它称为国际路线，布尔什维克化的。实际上它同样是反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是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的，也是依靠红军打天下的单纯军事路线，我当时完全没有这样去想。”

江口会议把红一方面军一分为二：一个是中路军，由红一、五军团组成，担负赤化赣江东岸地区任务，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另一个是西路军，由红三军团组成，挺进湘南及桂东、汝城一带，扩大湘赣苏区，彭德怀任总指挥，膝代远任政治委员。

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领导中路军行动。

一路上，毛泽东在考虑中路军的行动。他认为沿赣江两岸发展，余地不大，不如依托闽西苏区，打到闽南去。

毛泽东首先把这一设想告诉了老部下林彪和聂荣臻。几番考虑，林、聂支持了毛泽东。

林、聂立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改中路军为东路军，进军闽南。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连开两天会议，最后同意了林彪、聂荣臻的建议。

东征征何方？毛泽东看好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

毛泽东确实很想打仗，他早已憋了一肚子气。赣南会议以来，有近半载不在军中。他决意要打一仗，而且要打一个漂亮的大仗。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直喊攻打大城市，毛泽东也就选一个大城市来打。当然，毛泽东心里有数，他不会打赌气仗，更不会干赔本买卖。要打，还是老经验——“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毛泽东在给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电文中说：“漳州地形易攻难守，于我有利，守敌第四十九师张贞部实力较弱。”周恩来批准了毛泽东的方案。

漳州战役共分两步：先打龙岩，再取漳州。

1932年4月10日，东路军发起攻击。从拂晓到傍晚，一个白天，攻克龙岩城。

这场漳州外围仗，共歼敌一个多团，俘敌近七百人，缴获步枪、机枪九百余枝，炮两门，子弹七万余发，无线电台一部。

漳州之役，同样快捷。4月19日发起总攻，20日凌晨，林彪即把告捷电话从漳州城打给了毛泽东。

敌师长张贞见大势已去，化装出逃。这一仗，红军共俘敌二千六百七十人，缴步枪、机枪二千三百余枝，山炮、迫击炮、平射炮六门，子弹十三万余发，炸弹四千九百发，飞机两架，电话机十部。

红军伤三百四十九人，亡一百零三人。

漳州一战，是聂荣臻进中央苏区后参与指挥的第一个胜仗。他十分高兴，在缴获的敌机旁照了一张相。

漳州之役，中共福建省委功不可没。福建省委不仅把守敌的兵力、部署调查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在很短时间内动员苏区群众保障了数万红军的粮食供给。

因为打漳州，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与毛泽东相识。罗明与毛泽东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不到一个月，连克龙岩、漳州，打了两个胜仗，毛泽东很痛快。4月22日下午，红三军、红四军和总部连以上干部在漳州戏院开祝捷庆功会。毛泽东十分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只会关上门来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不能打仗，可你们看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1932年7月，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到前线，中央局书记由任粥时代理。当时，毛泽东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指挥红军作战，这对前方统一指挥十分不便。为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便利作战指挥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此前，苏区中央局决定周恩来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7月29日，周恩来又单独写信给中央局，陈述如自己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无事可做”。而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并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在周恩来的一再建议下，苏区中央局最后同意。

1932年8月8日，中革军委发布《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中工作的命令》，向全军宣布了这一决定。《命令》还决定在前方组织最高军事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计划与作战方针。毛泽东一上任，即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上，与中央局的方针大相径庭。

毛泽东一贯的作战原则是不啃“骨头”而吃“豆腐”。漳州一役后，毛泽东又把攻击目标对准了赣东宜黄、乐安一带孙连仲部高树勋第二十七师。

该师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曾被红军歼灭过半，遇“朱毛”有惊弓之鸟之恐惧。这一选择，也正是江口会议毛泽东所提及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联成一片的战略目标。

乐、宜战役，完全在周恩来、毛泽东意料之中，进展顺利。8月16日凌晨发起攻击，17日拂晓乐安城头便飘起红旗。

19日傍晚再接再厉，20日晚高树勋率残兵弃宜黄而逃。

乐、宜两仗，歼敌五千，缴枪一千七百枝，高树勋师基本被歼。按中央局的意图，紧接着应打南城，这也是原在毛泽东的计划之中。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南城守敌一下子集中了毛炳文等三个师十七个团两万余众，且构筑工事，防备红军攻坚。

红军兵临城下，试图引敌出城，在运动中歼灭之，但守敌龟缩不动。南昌方面，陈诚迅速集中二十个师向南城开来，企图与红军决战城下。

旷日持久，屯兵坚城之下，乃兵家之大忌。毛泽东和前线总部当即立断，决定撤离南城，分散兵力，待机而作。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不从实际出发，却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

于是，以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为一万，以在前线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另一方，在作战方针上形成了尖锐对立的看法。

9月23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陈述看法：“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的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

第二天，周恩来又从宁都给苏区中央局写信，再次强调前线总部的观点。

这一来，临时中央、苏区中央局同前线军事领导人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

9月25日，任粥时、顾作霖以苏区中央局名义复电周、毛、朱、王，不同意前线总部分散兵力，待机歼敌的做法，认为这是退却，而不是积极进攻，并指出这样做可能造成严重错误。

前线总部接到电令的同日，周、毛、朱、王再次致电任、顾，坚持原看法。

当天，毛泽东、朱德发布《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提出对第四次反“围剿”要做充分的准备工作，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布置战场，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之敌决战与消灭敌人的条件。

中央局深感前方总部失控，其行动方针屡与临时中央和中央局相违背，几乎是顶着于，于是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

9月29日、30日和10月1日，中央局连续三次致电前方，指出“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坚决不同意，也不准执行朱总司令、毛总政委联名发布的《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前方“停止一切行动”，等待中央局赴宁都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几天后，任弼时、顾作霖、项英和邓发从瑞金赶赴宁都，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这就是宁都会议。临走时，还拉上了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等，让他们列席……

这次宁都会议上，后方中央局成员之所以能占上风，把毛泽东压制得喘不过气来，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左右为难”，是因为他们手中有“尚方宝剑”——临时中央的支持。所以，会议所涉及的关于打赣州、江口会议、打漳州、乐宜战役、南城撤围、朱毛训令、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准备等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对毛泽东的“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等“错误”进行了总清算。而这样做的实质，就是要毛泽东离开军队，交出军权。

会议在讨论毛泽东是留在军中，还是调回后方问题时，争论进入了高潮。

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一致认为，“前方同志以等待为中心，泽东表现最多。”而这种观点是“极不正确的观点”，“是动摇并否定过去胜利成绩，掩盖了领导上的错误”，是“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点的错误”。因此，提议：“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前方“由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以求得前方战争领导能够“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

朱德、王稼祥不同意这一提议，坚持要毛泽东留在前线。

毛泽东不愿意离开军队，不愿意放弃兵权。这不是从个人名利出发，而是以党和红军的利益为重。他据理力争，郑重地说：“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在过去七个月的军事战略方针都是错误的。红军不能积极进攻，而应该积极准备；不能冒险攻坚，而要打有把握之仗……”

毛泽东话音未落，便掀起了轩然大波，责难声四起。有人责问：“中央错了，中央局错了，就你毛泽东对了，红军听你的，还是听中央的？”

作为会议的主持人和苏区中央局书记和前方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周恩来，认为后方同志太过分了，很不赞成后方同志对毛泽东的态度，也不赞成他们的提议。

周恩来竭力宣扬毛泽东的长处：“泽东同志的多年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也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周恩来提出在两种办法中选择其一：“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然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两种办法都是一个目的，让毛泽东留在前方。

任粥时、顾作霖、项英和邓发等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列席会议的刘伯承等也同意多数人的意见。

毛泽东见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便坚决不赞成周恩来提出的后一种办法。

在周恩来一再坚持下，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苏区中央局的一些人对周恩来仍很不满意，致电临时中央，抱怨他在会上“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认为他“在斗争中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了的斗争战线”。又说：“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

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也说：“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

宁都会议后不久，10月12日，中革军委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宁都会议，毛泽东兵权失落。

前方战事，他再也没有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