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根据共产国际总军事顾问弗雷德的指令，中央红军被编组为两大集团，即东方军和中央军，实施“两个拳头打人”战略方针。

彭德怀东方军这个“拳头”，入闽作战一路上打得很辛苦；而林彪中央军这个“拳头”，却留在原地，闲置了两个月无所事事。直到8月31日，中央军才寻得战机，捞到一场仗打，这就是乌江战役。

8月29日，敌李思想第八十师进至吉水乌江一线修筑堡垒，试图在中央苏区北线从赣江到抚河联起一条封锁线。

奉命在乌江一带活动的中央军第一师侦察部队获悉情况后，立即向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黄甦作了报告。李、黄认为关系重大，迅即报告中央军总指挥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

林彪、聂荣臻分析了乌江的情况：敌刚进入乌江地区，堡垒尚未修筑完毕。乌江一带地形易于红军隐蔽潜入。中央军组成后，一直没有动用，敌极可能麻痹、疏忽。

林、聂决心奇袭乌江，并围点打援。

8月30日，林彪、聂荣臻率中央军第一、第二师秘密进入乌江地区。李聚奎、黄甦第一师，切断乌江至吉水的交通，由东向西攻击，并钳制枫坪的敌军；徐彦刚、胡阿林第二师和李、黄师第一团从正面攻击乌江。

林、聂中央军总部随二师行动。

天助中央军。红一师发起攻击这一天，适逢大雨倾盆，雷电交加，敌第八十师全然放松了警戒。

总攻从8月31日下午4点开始。红一、二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李思愬师团团围住，不到四小时，就结束了战斗。这一仗毙敌千余，俘敌三千，俘虏中有敌第二三八旅旅长何文鼎。可惜李思想乘天黑混乱之际，化装潜逃。

乌江战役，是林彪第五次反“围剿”前夜的最后一仗。两个月后，这位所向披靡、骁勇善战的“常胜将军”，竟也在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在云盖山、大雄关之役败走麦城，狼狈不堪。

1933年11月中旬，中央军第一、第九军团奉命在崇仁附近突破敌堡垒封锁线。敌第七纵队薛岳、吴奇伟发现红军主力后，迅速调集了五个师，欲与红军决战。

第七纵队是陈诚部第三路军主力，是蒋介石中央军的嫡系精锐，武器装备优良，兵力充实，一个师强于杂牌军一个军的兵力，有一万六千人。薛、关纵队在第四次“围剿”中遭到重创。此次，陈诚吸取了以往教训，与红军作战，绝不打运动战，只打堡垒战、阵地战。

相比之下，红军处于劣势。林彪部第一、第九军团五个师不过三万人。

打乌江，红军与敌是3：1，中央军林彪占绝对优势，而且还是奇袭；这一回，红军与敌1：3，薛岳大大强于红军，守在堡垒里，以逸待劳。

林彪、聂荣臻不愿意在敌强我弱条件下与敌决战，决定不打薛岳，退守云盖山、大雄关。

进入了堡垒区，主动权就在薛岳、吴奇伟手中。林彪尚未到大雄关，敌三个师已抢先一步，占据了云盖山、大雄关各要隘和重要制高点。林彪不得已，与敌交火。云盖山、大雄山一带，均系崇山峻岭，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红军不易展开，且无树林隐蔽，易暴露；而敌军则依托堡垒线，进可出击，退可进入堡垒固守。

中央军第一师李聚奎、黄甦部和第二师陈光、胡阿林部同时猛攻敌制高点，中央军第十四师程子华、朱良才部阻击钳制敌西进，配合主力侧击敌吴奇伟部。敌出动20余架飞机和10余门普伏式山炮、野炮及重迫击炮，向红军部队猛烈轰炸，与步兵阵地形成交叉射击火力网。红军英勇冲锋数次，均无一奏效，败下阵来。激战中，红二师四团团长萧桃明、红二师政治委员胡阿林牺牲，红一师师长李聚奎、红二师师长陈光负伤，营连级指挥员伤亡甚众。

林彪在指挥部里看到部队伤亡这么惨重，心急如焚。自反“围剿”战争以来，他还是头一回这么熊。

聂荣臻说：“不能再打了，赶快撤退。”随即，命令红九军团第十四师长作掩护，让退下来的红一、二师向西南方向转移。

突围中，在通过敌毛炳文第八师阵地时，发生了险情。敌一个营突然冲到了林彪指挥部跟前，整个指挥部受到了威胁，殿后的第二师也有被敌切断在隘路口突出不来的危险。

千钧一发。林彪急了，霍地拔出了勃朗宁手枪。聂荣臻大声吼道：“凡有战斗力的，不管是炊事员、饲养员，全部上去！”他也拔出了手枪。

林彪又气又急地骂骂咧咧：“这打的什么鸟仗！”他命令身边的参谋：“往下传，让二师四团赶紧上来！”

林彪、聂荣臻身边只有一个警卫排，排长叫刘辉山，江西永丰人，解放后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刘辉山的警卫排真能打，在这节骨眼上，硬是把一个营的敌人堵住了，没让敌军抄了林彪的指挥部。

第四团第一营首先赶到，一个冲锋，化险为夷。

这次战斗，给林彪留下了极深的印象。1950年，他在《悼左权同志》一文中谈到：

多少次险恶的战斗，只差一点我们就要同归于尽，好多次我们的司令部投入了混战的旋涡，不但我们的前方是敌人，在我们的左右后方也发现了敌人，我们曾各亲自拔出了手枪，向敌人连放，拦阻溃乱的队伍向敌人反扑。

子弹、炮弹、炸弹，在我们前后左右纵横乱落，杀声震彻着山谷和原野，炮弹、炸弹的尘土时常落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屡次从尘土浓烟里滚了出来。

11月22日，林彪、聂荣臻向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作了长达万言的《一军团云盖山、大雄关、沙岗上等地附近战斗经过详报》，列举了一大堆失误：自军团直接以号音催五团速攻后，五团曾两度夺取3575高地之一部，但其第一梯队在击退敌人夺取阵地后，未能继续前进，以白刃拼搏与火力战斗追随败退之敌；其第二梯队也未同第一梯队跟进扩张战果。在冲锋时及击退敌人而占领其阵地后和在敌反冲锋到来时，均未发扬火力。指挥员忘记了运用机关枪，没有指示机关枪的射击目标及阵地机枪在战斗中随便摆在阵地上无人过问，枪口有的还朝着后方（二师）。全师机枪只两枝枪带了水，其余均未带水。在阵地上临时派人去山下打水，但哪里有水呢？这就让咱部队对随时准备战斗的指示是不充分的，对火力的运用是不注意的。战斗中火力与运动的配合是差到惊人的程度。

一遇到敌人较强的火力抵抗时，或较有火力的阻拦时，就在敌前停止起来了，也不发扬火力，也不跃进，大家挤在一堆，让敌人最有效的火力射击和遭受敌人的手榴弹的掷，炸死炸伤枕藉。等到敌人的反冲锋到来，敌人走近我们人堆的附近，以集束的炸弹投入我们的人丛间，一个炸弹就能炸着我们几个人。我们当敌接近前，既不知以火力压制敌人。当真接近时，又不以刺刀手榴弹进行肉搏的战斗，乘胜猛追过去。反在这时无组织地溃退下来，并且把机关枪也失了。在这战况的过程中，师团虽命令冲锋前进，但部队并未前进冲锋。这方面固然因为干部伤亡，部队无人指挥。证明我们的部队的顽强性是不够的，指挥员对部队的掌握是很差的，战斗中的绝对服从指挥的纪律也是不够的。

战斗时关于伙食担于及卫生队的指挥很差，很多的部队整日未得到饭吃。伙食担子找不着队伍，卫生队把收容所设在敌人附近，致使撤退时伤兵抬不出来。

这一次战斗前大疲劳和临时仓促出战及连上人数不充实。18号，一军团奉命至演口演源经神岗以西之内外演溪大山到党口杨场之线待机，但因山大路弯，整整走了一天。到19号晨出发作战时，先头部队自宿营地出发，而后面部队则才由大山上下来。这些部队便有一天一夜未寝未食，18号又马上接着出发作战，故部队疲劳达于极点。在战斗中动作之迅速与猛烈远不及过去战斗。

连上原来人数不充实，故战斗中表现缺乏强大之突击力与持续力。一个连用上去均区区只有二三十人，力量是非常单薄，稍遭死伤便更表现得零零落落了。干部的死伤特别大，也是因战斗员太少为其原因之一。在一个阵地上，虽只一百人中，却包含了好几个单位。只看着指挥员、轻机枪，却不见有好多拿步枪的战斗员。

干部，尤其是连排干部，在战斗中不知履行自己的职责，只是亲自打枪，打手榴弹，表现个人勇敢，成了战斗员的作用，而未按照战术去指挥战斗和抓紧各种重要时机（如冲锋和对付敌人反冲锋）进行及时鼓动工作和维持战斗纪律。

十四师在神岗向罗坊麻坑警戒之连哨，既不派出侦察前去搜索，又不站在便于展望之地点，对抵抗阵地之选定与发现敌人时之处置均无准备。19日晨被敌之第九十师之侦察部队袭击，全连人员武器大部分损失，使敌于正式战斗尚未开始之前即将我军情况得知。这是警戒疏忽的严重教训。

……

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起家的最精锐主力第一军团，辗转在敌人堡垒与重兵之间寻求作战。由于敌人不轻易离开其堡垒地带，红军又缠住敌人死拼死打，仗一般都打得不好，反而疲惫和消耗了自己的兵力。

聂荣臻回忆说：“在福建事变期间，我们一军团被西调至中央苏区北线的永丰地区作战，企图在那里突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在战术上，李德强调要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为此，军委于八月下旬专门下达了命令，要部队用这种战术作战。这个战术，就是敌人修碉堡，我们也修碉堡，待敌人进至距我碉堡二三百米，我们即短促突击去消灭敌人。采用这种战术，我军消耗很大，又打不出什么结果。1933年12月25日在永丰南面打的丁毛山战斗，就是和宋子文的两个美械装备的税警团及唐云山的第九十三师打。

“面对他们修筑的堡垒线，我们也修筑堡垒与之对抗，打了一个多星期，结果完全是得不偿失的消耗战。敌人有飞机，又有大炮。国民党军队从德国买了几门普伏式山炮、野炮，还有几门一零二口径的重迫击炮，数量并不多，但调动很灵活，侦察到我主力到了那里，他们就把它调来了。我们的部队打得很英勇，但伤亡很大。三团有九个连，却阵亡了十三名连级干部。当时就有人听到三团一个当排长的瑞金老俵发牢骚说：‘不知捣啥鬼哟！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垒，搞什么鬼！’后来，遵义会议作总结时，把这次战斗也归入‘拼命主义’战斗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