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出征者与留守者的生离死别 5、林伯渠赋诗别叔衡

主力红军就要西征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次出发,不是一次短时期短距离的行动,很可能要长时期地分别。共同的战斗生活,深厚的阶级感情,一旦要分开,都感到依依惜别,难舍难分。走的和留的同志都想在分别前各自为对方做点什么事,或留下点纪念的东西。

中共创始人之一、党的“一大”代表何叔衡,因为不被“左”倾领导者喜欢,被留下了。

何叔衡是迫切希望随军远征的。当他在《红色中华》上看到张闻天的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后,感觉到主力红军有转移的可能,他就在和董必武的闲谈中,谈到了愿意随军转移的愿望。那时他和董必武在同一机关工作,有一天,他这样问董必武:“假如红军主力移动,你愿意留在这里还是愿意随军去?”

“若有可能,我愿意随军去。”董必武回答。

“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么?”

“一天跑六十里毫无问题,八十里也勉强,跑一百里怕有点困难。这是我进苏区来时所经历过的,”

“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我准备了两双很结实的草鞋,你有点什么准备没有呢?”

“你跑路当然比我强,我只准备了一双新草鞋,脚上穿的还有半新。”

尽管何叔衡准备了两双结实的草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名字被决策者们圈入了留守者之列。

“左”倾领导者为什么不喜欢何叔衡?何叔衡和“左”倾路线有什么原则分歧?

最主要的就是何叔衡敢于坚持真理,公开抵制“左”倾错误路线,尤其是“左”的肃反路线。

何叔衡的公开抵制及一次次“不听话”行为,“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和执行者显然不会放过。

1933年初,“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苏区。他们为了打击毛泽东在人民群众和地方组织中的威信,错误地开展了所谓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不出所料,反“罗明路线”由地方而中央政府机关,何叔衡亦被作为“罗明路线的另一种倾向”接二连三地遭到批判和打击。到1934年初,又被撤掉一切领导职务。长征前,在讨论决定谁走谁留名单时,尽管毛泽东希望何叔衡和瞿秋白等能一道随军出发,且何叔衡又作了行动的准备,但由于“左”倾领导者不同意,何叔衡和瞿秋白等最终还是被留下了来。

何叔衡是个极重感情的人,毛泽东曾经说过“何胡子是一堆感情”。当他知道自己被留下后,特到集市上买了点肉、鱼,杀了只自养的鸡,还准备了清酒、花生,在梅坑设便宴与好友们告别。大家心情都十分沉重。午饭后,何叔衡将自己的两双草鞋送给了远征的战友。他还用马亲自将谢觉哉送回住地叶坪,并将自使用多年的怀表和小钢刀赠送给谢觉哉留作纪念。

当天晚上,何叔衡又备了一壶清酒,一碟花生米,请来即将远征的老战友林伯渠。二人促膝对酌,彻夜畅谈,互道珍重。临别时,何叔衡又脱下身上一件女儿何实山特地为他织的毛线衣,慷慨送给林伯渠。

林伯渠,又名林祖涵。早年参加同盟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三大政策,作出过重大贡献。

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主席。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何叔衡、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等编在特别班。1932年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是党内一位很有威望的老同志。

面对何叔衡的真挚情意,林伯渠感动不已,当即赋《别梅坑》诗一首: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养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没料到,二老梅坑这次相聚,竟成永别。

红军西征后,根据地很快沦陷,何叔衡和其他同志处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处境中。1945年2月,何叔衡的老友李六如在致谢觉哉的信中真实地再现了何叔衡等同志坚持斗争的情景:

叔衡同志于三五年苏区沦为游击区时,随队伍住在江西于都县公馆乡一短时期。党派他帮助该乡政府作动员工作,他每天扶一根拐杖,朝出晚归,虽很辛苦,但却无半点怨言。已近60的老人,还派这种工作给他,我们当时虽不敢说,心里是很难过的。最令人痛心的就在该乡派他同秋白、张亮、周月林出白区时,脚上没有鞋子穿(穿一双破鞋子)。

当动身的头晚来问我:“六如,你有鞋子么?”话犹未了,眼眶就红而湿了。

我随即把江口贸易局局长陈祥生送的一双灰色新胶鞋给他,他长叹一声:“唉!六如,不料我这副老骨头,还要送到白区去啊!”

1935年2月,何叔衡等在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不幸被敌人包围。张鼎丞曾听邓子恢讲过,他们在福建某处渡河时,敌人追来了,何老头跑不动,邓子恢扶着他也跑不动。他怕邓一同牺牲,定要邓跑,并责邓:“你快跑,莫连累了,我没办法,只有为共产党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何叔衡就这样牺牲了,时年59岁。他的不幸遇难,引起了许多同志的悲愤。他的老战友董必武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得知其确已牺牲的消息时,以无比悲痛的心情说:“在中央苏区,因叔衡、特立、觉哉、伯渠和我五个人年龄稍大,诸同志都称我们为‘五老’。出发时,我与特立、觉哉、伯渠等,都随着红军移动,经历了千山万水,苦雨凄风,飞机轰炸过无数次,敌人扫袭过无数次,苗山蛮荒的绝地,草地雪山的露营,没有阻碍住我们,我们都随着大军到达了目的地。只有叔衡同志留在苏区,落到了反革命手中,竟成了他们的牺牲品,这是怎样的令人悲愤的事啊!叔衡同志的肉体被消灭了,他的精神不死,现在有几十万、几百万的人踏着他的血迹前进纪念着他。他个人死了,他在千万人的心坎上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