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5月书记处会议后不久，项英便知道主力红军将实行“大转移”。但什么时候走，谁去谁留，他不得而知。是年7月下旬，项英以中央代表身份，赴闽赣前线巡视。此前，张闻天曾在闽赣巡视，项英此行是接替张到闽赣巡视，帮助工作。与项英同赴闽赣巡视的还有毛泽东的胞弟、中华苏维埃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毛泽民的主要任务是督促征粮、扩军工作。

9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项英忽然接到中央电报，要他速回。他策马疾驰，星夜兼程，赶到瑞金梅坑中共中央所在地。

博古单独找项英谈话。“项英同志，前方情况怎么样？”

出乎博古的意料，项英的回答及表现的神色竟然是那么乐观。“前线将士很英勇顽强，誓死保卫苏区的决心很大。”

“是的，很好。”博古感到一丝慰藉。

停顿少许，博古把话题一转，把这次谈话的中心意思说了出来：“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保卫苏区，近期主力红军将离开中央苏区，寻求外线作战。中央决定，留下一部分部队牵制敌人，保卫苏区，同时决定你留下来，领导苏区的斗争。”

项英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因为中央高层领导谁去谁留的问题，博古没有提到政治局会上讨论，也未征过他本人的意见，这两个月以来，他一直在前线巡视。项英为之一怔，的确感到突然。从博古郑重的语气中，他感到这已不可能改变。

博古望着项英，等待着表态。

双方目光凝视，一阵沉默。

“我没有意见，服从党的决定。”项英坚定地表示。项英的回答，令博古由衷地欣慰。他握住项英的手，信任地说：“项英同志，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呵！”

在博古和李德看来，中央政治局成员中，项英是留下来主持工作的最佳人选。

1937年4月，继埃德加·斯诺之后，斯诺的妻子尼姆·威尔斯也到陕北采访，她后来写成了一本《续西行漫记》。她未能见到项英，但在陕北的项英的战友们向她介绍了这位传奇式的领袖人物。

尼姆·威尔斯是这样描述项英的：项英，从前一个武汉工人领袖，据说是共产党中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作为一个兼具军事和政治才能的人，是跟毛泽东并肩的。有人告诉我，“他在共产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

现在四十出头的项英，是最早的无产阶级共产党之一。他的父亲在他孩子时便死了，把孀妇遗落在极端的贫穷之中。她试当裁缝来养活她的孩子们，儿女到山中去采集干草和柴当燃料出卖。

项英十五岁做典当学徒，几年后地位升高了些，学会稍能读书。他敏锐地自觉到自己是穷人却帮助富有的重利盘剥者去剥削别的穷人的这一种矛盾；大半便是这一种对于重利盘剥的不平的洞鉴，使他后来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平汉铁路罢工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他即辞去典当伙计，离开湖北黄吱县他出生的乡村，以便把全部时间贡献给党的工作。

虽然他据说外貌并不动人，可他有一种有力的个性，懂得怎样获取社会一切下层阶级的信任和援助。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他是在各种工会里的党的组织者，一九二六年是战斗的湖北总工会秘书，这工会支配武汉区的工人运动。虽然向忠发那时是个工会的主席，据说工会的所有计划和政策，都是项英所草拟的，他以“向忠发的灵魂”而出名。一九二六年末上海工人运动极度高涨的时期中，项英当上上海总工会书记，并是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之一。那以后，他一向是中国同业协会运动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做过支配这个运动到一九三一年的李立三信任的副手。

项英进苏区时，他做政治局的委员，在苏维埃政府中占着负责的地位，在红军主力于一九三四年离开南方去“长征”之后，项英留在后面，指挥一切余下的苏维埃活动……

在中央政治局成员中，除了毛泽东、朱德，就数项英在中央苏区的时间长。眼下，数十万大军如乌云压顶，人心思动。

在这种情形下，谁愿意留？

谁不想走？留下来，意味着死亡！

然而，项英却危难受命留了下来。

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组成，项英任书记。

与此同时，中革军委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林彪、彭德怀、董振堂、周昆、罗炳辉所属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先后撤出前线阵地，向瑞金、会昌、于都等地集结。周建屏、杨英第二十四师和独立第三、第七、第十一团等部，接替了主力的防务。

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发布“大转移”命令。

命令指出：“兹将军委总司令部及其宜属队伍组织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同时行动，即以叶剑英同志任纵队司令员。”

第一纵队下辖彭雪枫、罗彬、武亭、陈赓和宋任穷领导的四个梯队。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都编在这个纵队，邓颖超、康克清以及电台、干部团也编在这个纵队。

与此同时，又编了军委第二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李维汉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

第一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第二纵队代号“红章纵队。”

10月10日下午5时，“红星”纵队第一、第四梯队率先由梅坑、九堡等地向于都进发。

前所未有的长征开始了！

“三人团”中，李德走得最迟。他还应项英之约留了下来，作了一次深深的长谈。

谈话只有三个人：项英、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李德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中央纵队从瑞金附近的禁区出发时，项英约我进行一次个人谈话。因此护送我的人员就落在后面了，第二天才赶上了纵队。中央纵队像所有的长征队伍一样，也只是在夜里、在黑暗的笼罩之下行军。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

项英显得非常乐观，虽然蒋介石这时已经开始了新的“围剿”，并且于我们的独立部队在各处只能与敌人进行周旋，粤军此时在南昌也同样加紧向前推进，兵临会昌城下，他仍然认为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并非不利。未被敌人占领的连成一片的苏区还有两万五千至三万平方公里，另外还有一些是被敌人或多或少截断还存在的苏维埃地方政权的“岛屿”。把这些地区都算在内，留下的居民仍有二三百万人。当然也应该估计到，这个数字会相当快地减少下来，因为可以肯定地说，进攻的敌人不仅会占领和“清洗”少数还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县城和所有比较大的村镇，而且也会把沿途的村庄和这个地区中心的富庶平原扫荡一空。然而，项英并不气馁。一、两个星期以来，所有危险地区的撤退工作已经在进行。民政机构、干部和储备物资都转移进了难以通行的山区。自愿跟随他们撤退的还有老百姓中最有觉悟，特别是参加了地方自己组织的那部分人。当然，项英对迟早会来的经济困难，也感到颇伤脑筋。

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顾及到我们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因此他在谈话中选词是十分谨慎的，他特别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惜。

无疑，项英的“乐观”是不切合实际的。后来，项英在反省这段历史时这样说：当时我们接受党中央给予的训今，执行保卫苏区的任务，可是没有明确的、深刻的对当时的环境情况和整个斗争的前途有一个正确的估计，以为野战军出动在湘西建立了新的苏区，必然使中央苏区的周围环境有个大的变化，进攻的敌人便大部被吸引到湖南去，这样便于我们战胜敌人的进攻。我们估计敌人只能占领大的圩场和城市。最低限度我们可保持许多不相联系而偏于乡村的苏区，准备在适当条件下配合野战军举行反攻，恢复被敌占领的城市和己失的苏区。因为这样的估计和认识，自然不能正确地决定我们整个方针。

因为对斗争形势估计有了错误，就不能迅速转变我们在军事上群众斗争上应有的转变，以迎接新的斗争，必然照旧继续过去大规模的作战方式来反对敌人的新的进攻。游击战争的口号虽然叫得很响，但真的游击战斗没有在各地广泛发动起来，这样在敌人新的进攻之下就遭受了不断的打击和损失。

在军事上，正因为对斗争形势的估计有了错误，必然使游击战争不能正确地实际地开展起来，对于群众的游击战争的领导和发动更是差得很。虽然我们己放弃了阵地防御战转变为运动战，放弃了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转为游击战术，但是在总的方面仍然是采取大兵团的作战的方针，实际上是消极的防御。

1937年11月7日，项英到达延安。12月7日，他向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报告详细地汇报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过程，并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严于律已的精神，总结了经验和教训。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对于南方区游击工作的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贵的胜利。

决议还强调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