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李德，项英顾不上彻夜未眠的困倦，便立即到中央医院探望陈毅。

陈毅是8月28日在兴国高兴圩战役中坐骨中弹负伤的，他当时任红军西方军总指挥和江西军区司令员。起初陈毅认为自己的伤情无关紧要，便在前方野战医院治疗。不几天伤势骤然恶化，几乎不能下地，由担架抬到了瑞金梅坑中央总医院。那儿住的，全是从前线下来的省军级高级干部。

转到中央医院，虽说比野战医院强多了，但当时战争环境，条件很差，医院虽有X光机，但没有发电机，照样开不了刀。陈毅住在中央医院个把月，但一直未能动手术，弹片在体内，伤势总不见好转。

中央医院离中共中央机关仅两百米，陈毅住院这么久，始终都未见中央主要负责人来看望过。在博古眼里，陈毅是毛泽东路线的人。

陈毅跟随毛泽东可谓久矣。1928年3月，他与朱德领导湘南暴动上了井冈山。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二师师长。在红四军中，陈毅的地位仅次于朱毛。1929年1月，他与毛泽东、朱德向赣南闽西进军，创建中央根据地，含辛茹苦，功勋卓著。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陈毅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陈毅成了毛泽东忠实的战友和毛泽东路线的坚定执行者。

红军主力“大转移”，博古、李德把陈毅留下来，借口很简单，负了伤，行动不便。但同时还有一种考虑，项英政治上领导，军事上毕竟有些欠缺。

陈毅虽身负重伤，但打仗有一套，在苏区很有影响。他留下来，有一定的号召力，也可稳定人心。博古、李德对陈毅也有顾忌：他毕竟与中央路线不合拍，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他不放心。所以，中革军委离开了，成立了中央军区，统帅留守的所有红军及地方武装，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未能挂职。

“大转移”前夕，陈毅就有所察觉，因为总医院也动起来了，医疗设备开始装包打捆，不远处的中央机关的东西搬进搬出，忙个不亦乐乎。

陈毅对病友们说：“可能有大动作。”

陈毅正式得知“大转移”的消息，是10月10日，即中央机关撤出梅坑往于都进发的当天。代表中央来看望陈毅并通知他的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

周恩来对陈毅说：“中央决定自下你坚持斗争。你斗争经验丰富，特别是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和苏区几次反‘围剿’的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

周恩来还告诉了陈毅中央的决定：中央和军委撤出后，在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委员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

项英在送走李德后，便急匆匆地赶往医院去看陈毅，他知道陈毅是员战将，想看看陈毅对今后有些什么想法。

项英对陈毅很热情，问长问短，亲自端水送药，十分关切陈毅病情，并嘱咐院长用最好的药。项英对陈毅说：“你的病好了以后，我们一同大干一场。”

陈毅第二天就被项英派人用担架接到了中央分局机关。

然而，项英没有料到，陈毅对时局的估计与他相去甚远。

当天晚上，项英在中央分局会上传达中央的部署和讨论今后斗争问题时，就与陈毅发生了意见分歧。

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有第二十四师和独立三、七、十一团；江西军区一、二、三、四团；赣南军区六团；闽西军区三个团；杨、赣军分区十三团以及登贤独立团和各县独立营共一万六千余人。

项英热衷于大兵团作战，他主张“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还提出“准备配合红军主力进行反攻”。在项英的计划中，除了扩充队伍，大摆摊子外，还打算搞军事学校，搞兵工厂，一切如同过去，企望再搞起一个大的根据地。

他不愿意把得力的干部分配给地方，不愿把比较像样的武器装备分配给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相反，他主张把地方游击队改编成独立团，将勉强出院的伤病员，都充实到红二十四师主力部队。项英说：“我们有主力二十四师，再加上独立团，这十多个团可以消灭敌人一个师。”

项英希望打硬仗，打大仗。他说了很多，谈得很乐观，似乎看见了不远的胜利。

与其相反，陈毅倒把困难想得很多，把局势看得较严峻。

陈毅提出要改变旧的斗争方式。“过去是大规模的根据地，扩大红军，突击征粮，从上面布置，贴标语口号，出版报纸，发布新闻，大兵团正规作战，地图上作业；设医院兵站，积草囤粮；政府摊开办公，门房收发，签字收据，文件抄得清清楚楚、印刷出来，一印好多本发下去；开会要一个星期、十天，一个负责人报告要三天三夜，从国际形势谈起……这一切都不行了，全要收起来。大家全部脱下军装，穿上便衣，背起快枪，打游击去，让敌人找不到目标。地委、县委就是指挥官、游击队长。三三两两，七个八个，搞他几百支、几千支游击队，看你怎么抓得完？我们打麻雀战。麻雀几十群、几百群，你能消灭一群，不能消灭几十群、几百群。”

陈毅对野战军胜利班师不抱希望，他认为野战军到湘南站不住脚，到湘西也站不住脚，到贵州也站不住脚，到云南到四川甚至更远的地方都不行。

根本不要打算依靠主力，联系不上的，只能依靠我们自己。敌人几十万大军紧紧盯住野战军，能够不被消灭就算好了。他们管他们，我们管我们。

陈毅还提出，把第二十四师和独立团分散到各县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不能打游击的党的高级干部转移出苏区。

陈毅的一番话，令项英很不高兴，认为完全是“失败情绪”。作为第五次反“围剿”前期作战的主要指导者之一，项英当然惧怕别人说“失败”两字，他责备陈毅说：“你情绪不好，悲观失望。”

陈毅不服气，说：“我对革命从不悲观失望！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

见陈毅这么说，项英问道：“你想走吗，离开中央苏区？”

“我现在不作这个打算。”陈毅说，“我只希望伤口好起来，反正中央苏区搞垮也不是一两天的事，起码也要两三个月。我的伤好了，能走路，能跑，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陈毅又说：“我不走，中央有任务我要留下来，总能起到一些号召作用。中央苏区留下了一万多名伤兵员，我也是其中一个，我留下来，伤员们也就没话说了，我毕竟是高级司令员呀。”

显然，陈毅的观点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央赋予中央分局的“训令”使命，项英不敢贸然表态。

党的纪律是下级服从上级。项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分局书记，陈毅只是中央分局成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中央苏区的决策权由项英说了算。

1934年10月20日，项英在《红色中华》第243期上发表题为《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文章，号召苏区军民“全体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加入游击小组，发展最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胜利地保卫我们中央苏区”。

就在中央红军主力突破粤军信丰、安远及王母渡封锁线的第二天，项英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正式成立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

龚楚，广东河源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湘南起义和井冈山的斗争。1931年底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红七军代理军长，红独立二师师长，粤赣军区司令员，赣南军区参谋长、司令员。后于1935年9月叛变投敌，率国民党军偷袭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制造“北山事件”。全国解放前夕逃离大陆赴香港等地从事反共活动，晚年从香港返回广东老家定居。

天如人愿，陈毅在动过手术后好得很快。几天后他就能拄着拐棍到处走。

陈毅主持召开了中央政府办事处会议，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参加了。各苏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因战事紧迫来不及赶到瑞金的云石山。因此，与会者仅有原中央政府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和瑞金、西江县主要负责人。

时任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邱进桂回忆说：“陈毅同志对我们大家说：五次‘围剿’，敌人改变了战术，用乌龟壳战术对付我们。我们现在没有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军主力要转移，要到外线去打击敌人。大部队走了，但苏区还在，省、县、区的党组织还在，苏维埃政府也还在。敌人要进攻我们的，瑞金将会由福建的敌人来占领。将来苏区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如果野战军出动后，敌人将主要兵力对付野战军，我们苏区的压力就小一点，这就可能存在苏区。敌人来了，我们就要同敌人进行游击战争。陈毅同志告诉我们：我们苏区还有四个军区，还有一万四千枝枪，有一个独立二十四师，江西省、福建省、闽赣省、赣南省都有独立团，各县有独立营。我们完全能坚持同敌人进行斗争。陈毅同志鼓励我们这些留在中央苏区斗争的同志，要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的，敌人是一定会被我们打败的。这次会开得很简短，大约只有个把钟头。开会的时间是10月下旬。这时野战军己出动，这次会议的第二天，中央政府办事处就迁到了于都县宽田的龙泉迳。”

陈毅对局势有种不祥的预感，他对中央政府军事工业局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赖绍尧说：“老赖，你还是在军事工业局负责，但是不要像过去那样搞厂子喽，必要时兵工厂还要毁掉。机器可是要保留喽！”

遵照陈毅的指示，赖绍尧将兵工厂、被服厂、卫生材料厂、印刷厂的许多机器陆续埋在于都宽田一带，工人也得到疏散安置。陈毅回忆说：“晓得中央苏区要被敌人占领，就抬着机器跑几十里，到山里挖个窟窿埋起来，还要动员，不要泄露。我还亲自指挥把钨砂埋在水田里。那时已是11月，已经割了稻子，把稻根拔掉，把钨砂包起来埋进去。还对老百姓说，无论如何不要讲，这是革命的财产。”

军事工业局不久自行解体。赖绍尧从中央局级干部被调到瑞金、会昌边独立营担任营长兼政委。这个独立营1935年春奉中央分局指令坚守瑞金铜钵山区。赖绍尧回忆说：“实际上，这时形势已经很紧张了。瑞金县城已经失守，铜钵山被四面围困。按照实际情况，这时独立营应该突围到敌后去活动，开展游击战争。但是，我作为独立营长，机械地执行中央分局的命令，结果独立营很快被敌人打垮，铜钵山也失守了。我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同兄弟部队也失去了联系。后来我转移到崇义、上犹县一带去寻找组织，但没有找到。”

赖绍尧，湖南汝城人，1926年参加革命。曾任湖南汝城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中共湘粤赣边特委书记、崇义县委书记、南康和信丰赤卫队总队长、红四军十三师团长、团政委、红军残废医院院长兼政委、中华苏维埃邮电总局局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热河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建国后曾任江西省财政厅、交通厅厅长、省经委党组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1992年于南昌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