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分局会议之后，中央分局只留项英、陈毅、贺昌三人保持领导，分局其他成员和办事处成员，均分赴各地领导斗争。

陈毅草拟的指示信已晚，局势恶化太快。中央分局下辖的各省委已失去联系。闽浙赣省方志敏的电台不通了，闽北分区委的电台也不通了。

项英情绪十分低落。

中央分局只能与附近的赣南省委联系。

陈毅把瑞金县委的负责人钟得胜找来，和他进行了长谈，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大山头搞小组，分散打埋伏，到群众中去夺自首队的领导权。地主回来了，你乖乖地在这里，我们不动你，给你粮食，还可以利用地主作掩护；如果他们不安分，就抓，要坚决把老窝搞掉。你们一定要躲到山里，在山里睡觉，风餐露宿，不要下山。地主靠不住，有些自首的靠不住，无论如何不要脱离武装，不要脱离高山大岭。”

张鼎丞、邓子恢根据中央分局会议决定，前往闽西。临行前，陈毅对他们说：“你们的老根据地在闽西，对那里地形熟，在群众中影响大，要尽量坚持闽西的游击战争，使江西方面的压力减轻一点。”

张鼎丞等走得早，在敌尚未合拢之前就已转移出江西，安全抵达闽西，并在闽西地区坚持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被派出去的干部还有：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调任闽赣任省委书记，阮啸仙从中央分局调任赣南省委书记。成立中共瑞西特委，将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调回任特委书记，并成立瑞西独立营；派土地部长胡海回东固地区，任中共公（略）万（安）兴（国）特委书记，派李鹤鸣到胜利县负责；中共赣南省委组织部长罗孟文到杨赣特委任书记，还从红二十四师和独立团抽调一些军事干部，派到地方武装加强领导。

主力红军转移时，中央苏区留下了近一万名伤病员。到1934年底，尚未出院的还有六千余人。在敌人包围圈日益缩小的情况下，数千伤员集中在一起是很危险的。中央分局决定，将伤员全部疏散安置。

红军主力长征后，苏区成立了中央军区卫生部。王立中任部长兼政治委员，张凯任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张凯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

张凯在回忆中写道：这批伤员共六千余人，多数是重伤员，少数是轻伤员。他们分布在中央苏区的于都、瑞金、博生（宁都）、西江、石城、宁化、长汀和后来成立的瑞西等县的红军医院中。后来，这些医院陆续向于都、瑞西、瑞金等县集中，因此大部分伤员也集中到了这些地方。

11月和12月初，也还较平静，到了12月底，敌人开始分区“清剿”。

这时，形势就紧张了。我们预计到了这个情况，为了保护伤员，决定将所有重伤病员都分散到老百姓家中休养、隐蔽，轻伤员则动员归队。

我们将安置到老百姓家中的伤病员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都派有医护人员，他们也住在老百姓家中。同时，发给每个伤病员三个月的钱、粮和一部分常用药品，并向伤病员宣布了纪律。

当时，我和陈毅同志一起到一个医院对伤病员进行动员。陈毅同志自己是个伤员，这时伤已快好了，离开了医院，到了中央政府办事处。

到了1935年1月上旬，所有的伤员都已分散到了于都、瑞金、瑞西以及长汀、宁都等县（主要是于都、瑞金两县）老百姓家中。

红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袁血卒也负责了一些伤病员的安置，他在回忆录中说：我负责动员的医院，驻在一个三合大院的龙王庙里，有四五百个床位，几百名伤员在这里治疗休养。为了配合动员疏散，工农剧社的同志也来了。

演出之前，我传达了疏散政治动员报告。不一会，伤病员们转给政治部的意见就有几百个，有毛笔写的，有钢笔写的，大部分是铅笔写的。有的简单介绍了战斗经历，有的在一张纸上写着“立即上前线，保卫苏维埃政权！”

两行大字，下面签上许多名，盖上手印。连躺在床上的重伤员也表示死也不离开部队！这许多意见，表达了一个共同意志：为红色政权战斗到底！

可是，这个神圣的意志，与残废的、不健康的身体相矛盾，与严重的客观形势相矛盾，也与我来医院的任务直接矛盾。我想这些伤病员都是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只要把道理说清，是能够做通工作的。于是，我首先找到周副团长，把政治部决定的疏散名单给他看，疏散名单包括医院院长和政委，周副团长排在第三。我动员他带头服从党的决定，并一起说服别的同志。经过反复动员，周副团长思想通了。这样，整个医院的伤病员迅速疏散到了老百姓家中，有些则动员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家乡。

陈毅自己也是伤员。他拄着拐棍到医院做动员，对前来帮助转移疏散伤员的乡亲们说：“这些红军战士都很年轻，是革命的宝贵财富。你们把这些同志抬回去，藏起来，掩护好，治好伤，给你们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们的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的人。”

伤员们大多不愿分散，说挂彩也要跟部队上山打游击。陈毅对他们说：“野战军出征了，中央苏区的局势今后会很紧张，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回家种地也好，打游击也好，在老乡家养伤也好，一定要生存下去，也许野战军回来，苏区发展了，你们再回来。”

苏维埃政府和苏区群众对红军伤病员的转移疏散和安置治疗做了大量工作。保存至今的一份文件——《瑞西县委给各区乡的一封信——关于保护和安置伤病员事》这样写道：

县苏维埃为保护伤病员在群众家里安全休养及解决目前寒冻一切需要，使其伤病迅速痊愈和恢复他们的身体健康，参加游击工作，更活跃指挥战争，胜利地消灭敌人的“清剿”，保障与巩固苏维埃政权，并保护工农群众的土地财产，生命及自由等……特别是砂星区的工农群众更了解伤病员在前线牺牲奋斗的精神，所以该区的群众很周到照顾伤员，竞赛搞鸡子与米果烹与他吃，好似待遇生客一样。盼望各区把这个精神提出会议上安置具体讨论，并经常检查，发动群众必须很好地保护和安置伤病员，特有如下指示：

（一）每个伤病员都要有一个火笼；

（二）每个人要有一床棉被，无棉被的以蓑衣单被代替；

（三）每五天洗衣一次，无换衣服的借衣裳给他穿；

（四）每三天洗汤（澡）一次，生疮的每天一次或两次；

（五）经常热茶热饭招待；

（六）过年发动群众慰劳；

（七）每十天发动妇女儿童团慰问，支部书记参加；

（八）每个休养员要有一副单架，准备四个人无论任何环境不能使伤病员受危险；

（九）十天召集组长联席会一次检查工作。

上述保护休养员几点工作，望各区乡接此指示后，立即遵照执行为盼。

项英和妻子张亮住在一位名叫谢招娣的农妇家中。中央分局机关也设在这里。

谢招娣回忆中这样记述：当时，项英住在我们新屋大厅右正房，有个女同志同他住一起，后来我们才知她是项英的老婆，姓张，当时大家都称她张指导员。张指导员会抽烟。她有一个女孩子。

过春节时，我家做了一些黄元米果，大年初一，我请项英夫妇吃米果，喝茶，扯家常。我们扯得很亲热。为了答谢，张指导员送了一件上海买的毛衣给我穿，还送我一件旧夹衫，项英同志则将一顶棉纱蚊帐和一床绸子被面送给另一个房东钟正予家。大厅由于是中央分局办公的地方，平时不许我们进去。过春节的这一天，我们要求到大厅里杀牲口敬祖宗，结果被允许了。

项英同志笑话过我们。

正月初八日和初九日，他们离开我们这里，往白鹅梓坑方向撤走了。撤走时，项英的老婆对我说：“同志嫂，这个女孩子送给你带，以后我会寄钱给你的。”我说，“哎呀，我自己现在也有一个小女孩，怕带不了。”我没有接受，这个小女孩后来不知寄放在什么地方了。

何叔衡和毛泽覃住在一个名叫谢带发的农民家中。谢回忆：何叔衡同志年纪较大，快六十了，满口长髯。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何老子”。毛泽覃同志很年轻，身材高大，很喜欢和别人开玩笑。他喜欢骑马，每天下午都要跑一趟马。有一次，他刚跨上马，一个调皮的小孩就在马屁股上用力抽了一鞭子。那匹马跑得飞快，毛泽覃却没有摔下来。

大概是元宵节那天，毛泽覃又带了近百人从白鹅到井塘。还在白鹅的时候，他就给我寄信，要我们做好中午饭等他们回来，毛泽覃来后，很客气地对我说：“同志嫂，搞碗子某来吃。”我给他煮了碗菜干，还放了些辣椒。

他很高兴地给我五角红军票子。我不接，他就说：“你不要钱，我就不要菜。”没办法，我只好将钱收下来。吃完饭后还剩下一些菜干，我说：“这点菜还有辣椒，你喜欢吃，带去路上吃吧。”

午饭后，他带着那些红军战士往小密方向走去。他们是向福建突围转移的。

井塘村是干部南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只有三十来户人家。中央分局迁到此，与外界联系更加困难了。项英、陈毅和贺昌对外界情况的了解，大都是通过无线电台。

还在瑞金时，陈毅就曾建议，要把瞿秋白、何叔衡、陈正人（江西省苏副主席）、周以粟（《红色中华》主笔）等高级干部和一些身体不好的年高体弱者转移到白区去，当时项英未能同意。如今，这些人随中央分局转至井塘村，陈毅再次向项英建议，说应让他们尽快走。项英考虑再三，终于同意了。

随同中央分局一起转移的，还有谢然之，他是中央政府秘书长。项英和陈毅决定，让他突围前往上海找党组织。

临走前，陈毅对谢然之说：“你去打埋伏，要立场稳，要准备牺牲，无论如何不要投降。革命对你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是牺牲自己，你是中央政府的秘书长，又是我们办事处的秘书长，情况你都知道。”

然而，谢然之被敌人抓住就叛变了。他对敌人说：“项英眼睛近视，夜晚不能走路；陈毅重伤，不能起床。你们只要进得快一点，这两个人就能抓住。”

敌军的飞机撒下传单：“你们的秘书长现已投诚，国军给他很好的待遇。现在项英不能走夜路，陈毅受重伤。你们要抓到项英、陈毅，赏大洋五万。”

项英气愤地说：“应该把他抓到枪毙！”陈毅则劝他：“不要。反正他要投降就投降，要叛变就叛变，不要管他。枪毙也枪毙不了这么多。共产党枪毙反革命也枪毙不完，反革命枪毙共产党也枪毙不完。我的脚还能跑两步，他能把我抓到？共产党员怕死还能干革命？共产党员只要不怕死就有办法。你要怕死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开除了！”

谢然之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后来，他当上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抗战期间，国民党败退到重庆时，他是三青团书记。在重庆，他摆了酒宴请共产党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吃酒，但是被清的人没有一个人去。解放前夕，他跑到了台湾。

主力红军大转移后，一路上被动挨打，没有丝毫喘息之机，湘江战役更是元气大伤，出师八万，突破这道封锁后，兵马仅剩三万。在这种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自然无暇顾及中央苏区的问题。1935年春节过后，国民党军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红军的“清剿”，局势更加恶化。项英欲改变中央赋予中央分局训令任务，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请示报告中央，但均未见回答。

陈毅见中央总不复电，便劝项英不要再打电报，还是自己做主，但项英听不进。

就在项英2月5日又一次给中央发出电报后的深夜，一直守候在电台旁的中央军区情报科科长严重，突然惊呼起来：“信号，中央的电台信号！”

项英和陈毅都未睡着，听见严重激动的喊声，不约而同奔进机房。

严重一个字一个字地将电码译出：

（万万火急）项转中央分局：

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认为：

（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

（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斗争方式与组织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

（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

中央书记处之后，中央陆续给中央分局发出指示。

2月28日，中央书记处致电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项英领导的中央军区，正式传达遵义会议决议。远在中央苏区腹地、危在旦夕的项英、陈毅等才得知博古、李德下台，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

中共中央的电报全文如下：

（一）政治局扩大会议大意如下：五次“围剿”中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固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二）敌人五次“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材，紧缩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

（三）然而我们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红军受到部分的损失，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四）单纯防御路线企图从各方面抵御进攻敌人，而结果一方面也不能防御，给敌以各方面击破的机会。怕敌人占领每一地区与城市，而结果却不能不放弃整个苏区。决战防御的目的首先是在寻找有利时机与敌决战以转入反攻与进攻。在不利的情形下，应该拒绝决战，主力应退却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翼侧后方隐蔽集结，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发生过失与弱点，使我们在决战中取得胜利。为了寻求有利时机，就是放弃一部分或甚至大部分苏区的土地也是应该的。只要决战胜利，“围剿”粉碎，那不但放弃的苏区可以恢复，而且还可扩大。

（五）为了要从各方面抵御敌人，所以单纯防御路线经常分散兵力，同样的也拒绝运动战。这种分兵主义主要的一、三军团的分散，使五次战争中失去了许多胜利的机会。华夫同志短促突击的理论实际上取消了运动战。这种阵地战只对于敌人有利，对于红军是不利的。强攻敌人堡垒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是应该拒绝的。五次战争中轻易的强攻敌人堡垒，只是消耗了红军的有生力量。

（六）粉碎堡垒主义，在目前技术条件下，只有依靠运动战，这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单纯防御路线取消运动战，就无法粉碎堡垒主义，甚至产生在堡垒主义下我们只能取得小的战术上的胜利的理论，这无异于向堡垒主义投降。

（七）对付敌人持久战的方法，是在有利条件下坚决的迅速的勇敢的向敌，人反攻与进攻，以粉碎“围剿”。在不利条件下则可以以战略上的退却避免战斗以保持红军的实力，等待与争取新的反攻与进攻的有利时机。有着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暂时受到损失也可恢复，而且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新苏区。同时为了进行连续的战斗，必须经常给红军以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单纯防御路线一方面不能粉碎“围剿”，一方面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正是敌人的持久战所要求的。

（八）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是红军粉碎“围剿”的重要条件之一。十九路军事变给了我们粉碎“围剿”的有利条件，但我们在军事上却完全不去利用。

（九）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在决定退出苏区后，依然无目的地在苏区内同敌人拚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的行动，在于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部队变成掩护队。特别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必要的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原则上，而使自己处处处于被动地位，遭受敌人打击，使原定目的不能达到，红军大量减员。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拚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

（十）决议更说到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所造成的不正常现象。指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过去书记处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是不够的，最大的力量都放在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给养以及其他后方工作方面，而很少注意战略战术的直接领导，没有清楚了解战争的指挥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化为乌有。但这一错误主要的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同时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博古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

（十一）决议最后说到日前的环境依然有利于我们创造新苏区的。几个苏区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苏革前途表示张惶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中国苏革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以及全国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革正在前进中。同时在全党前面提出了严重的任务，指出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目前最中心的问题是用一切力量战胜云贵川滇以及蒋介石的部队。加强红军，扩大红军，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瓦解白军，坚持中央苏区、湘赣苏区等游击区域的游击战争。正确的灵活的艺术的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目前争取胜利的战斗任务。我们相信，这些任务是能够完成的。因此我们必然胜利。

书记处项英回电，表示拥护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

然而，围绕遵义会议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所定性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错误的问题，陈毅与项英的看法分歧甚大。

争论归争论，但当此危急时刻迫在眉睫的是突围，立即突出重围，两人已达成了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