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指责中央北上——中央举行俄界会议——毛泽东陈述北上方针——《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央红军缩编为陕甘支队——中央再次争取张国焘——右路军南下

当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和红三军团乘着夜色急速北进时，驻在俄界的红一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得不到右路军总部的消息，心里着急，打电报询问情况：

徐、陈、周：

一师本日在磨牙，二师及军直属队在俄格。目前整个行动方针及右路军行动方针究竟如何？盼即告，以便准备及适当调整部队编制。

林、聂9日20时

徐、陈没有回电，因为他们正忙于追赶中央和填补三军团走后留下的空虚阵地。9月10日17时，彭德怀他们经历了李特带来的一场冲击后，收拾队伍准备出发，临行前才抽空给一军团发去电报：

林、聂：

（一）张国焘违背战略方针令右路军南退，中央已去电申斥（不得下达）。

（二）中央今日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开抵拿界，明日到俄界。

（三）拿界到俄界里程沿途情况给养条件如何？望立复。并请准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宿营地。

彭、李

林彪、聂荣臻接到电报，感到事态严重。这天，他们还收到了张国焘的电报。为了保持一军团的稳定，他们向1师、2师的政治委员刘亚楼、黄下达指示：

刘、黄：

朱、张10日4时电除你们亲阅外，不许有任何泄漏。目前党内争论以后面告。

林、聂11日7时

9月10日下午，张国焘收到徐、陈发来的急电，汇报了中央机关在夜间秘密北上的情况。张国焘闻讯，暴跳如雷。认定“只有毛泽东会玩这一套，现在看来，两军会合后，他所玩的尽是权术。死硬的幼稚的教条主义者，不过是供他利用而已”。

张国焘立即把朱德找来，对他大喊大叫地说：“他们（中央）走了！他们这样搞法，使革命受到损失，何以对先烈于地下！”说完竟流着眼泪痛哭了起来。朱德这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此之前，张国焘自作主张，独断专行，与中央的电报往来，都瞒着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面对张国焘的哭闹，朱德表现得十分冷静，回来后立即向刘伯承通报了这些情况，刘伯承说：“可千万不要信他。”从这时起，他们就已经做好了应付一切不测的准备。

9月11日，到达俄界的党中央致电张国焘：

国焘同志：

一、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二、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此时此刻，张国焘已经完全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了。毛泽东不过带走了一、三军团万把人，单独北上能成什么气候？而他现在不仅掌管着八万红四方面军，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也在这里。他不仅没有损失，反而加强了实力，他更可以为所欲为了。张国焘以“这个电报既未告诉我们他们今后行动的步骤，也未告诉我们北面一带的敌情，因而我们不能据以行动”。并怒气冲冲地发去一封斥责中央的电报：

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

一、据徐、陈报告：3军撤去脚丈寺、班佑警戒，乘夜秘密开走，次日胡敌及番反占班佑，30团开班佑，在途与敌遭遇，团长负伤，伤亡百余。贯彻战略方针岂应如此？！

二、红大已分裂，剑英、尚昆等均负逃，兄等未留一人在徐、陈处，用意安在？

三、兄等走后，次晨胡敌即知彭德怀部北窜，请注意反动乘机告密，党中央无论有何争论，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

四、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

五、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严重关头，只须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诸兄其何以至此，反造分裂重反团结？敬候明教。

国焘亲笔

9月12日10时

同时，张国焘还给一、三军团领导人单独发了一封招抚电报：

林、聂、彭、李：

（甲）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

（乙）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丙）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请诸兄其细思吾言。

9月12日

毛泽东知道，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已是不可调和。12日上午11时，中央在俄界（今甘肃省迭部县高吉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的问题和下一步行动方针。出席会议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

军委纵队负责人叶剑英、蔡树藩、林伯渠、罗迈（李维汉）、杨尚昆以及李德。

一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

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

周恩来因病，未能出席会议。

会议首先由毛泽东作报告。他的神情十分严肃，革命向何处去？中央红军向何处去？又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们面临的考验，不亚于遵义会议的前夕。任何犹豫不决，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以前与张国焘的斗争，都是在政治局范围内进行的，现在是揭开两条路线斗争内幕的时候了。他语气沉重地讲道：

今天的议事日程是今后的行动方针。

向北行动问题，政治局已有决定。我们在两河口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就有了决议，现在中央坚持这个方针。有的同志反对，有他机会主义的方针，这方针的代表是张国焘。中央过去用许多办法争取他。派代表谈判、让步等等，但终于分裂了。中央与他们进行了许多斗争，但至今未能达到目的。四方面军起初是按兵不动，7月中旬，党中央指示红军集中，结果由于张国焘的阻挠未能实现。张到芦花，政治局决定他为总政委，张国焘才把四方面军调动。但未到毛儿盖即动摇，到毛儿盖又完全推翻这一决定，而把主力走阿坝，右路军走班佑。张到阿坝后，便不愿意北上，要右路军南下。政治局七个同志（包括徐、陈在内）在周副主席处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打电报给张国焘，要他北上。徐、陈当时表示，要他们再回头走草地是不好，但张国焘坚决要他们回去，他们便主张回去。

张国焘抵制中央决议是不对的。我们现在不能在这里等他北上，现在不能依靠他们共同向北，而应该单独北上。

向南向北的前途，我们应该考虑清楚。向南最后是没有出路的。地形上不好，少数民族地区给养无法解决，红军只有减少没有补充，战略退路也没有。南下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让一、三军团去走绝路，而变更北进的方针。

我们坚持向北发展的基本方针，向黄河以东发展。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变成瓮中之鳖，我们能够到达目的地，只要我们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些任务，我们需要团结。这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要以超出寻常的工作来完成任务。

毛泽东最后说：今天看来，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将来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是否马上下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作者注）？不应该的。我们现在还有两个军，还有很多干部在那里。我们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们，我们还要打电报叫他们来，用各种名义（林聂、彭李、李德）打电报。我估计他们还有来的可能。

毛泽东报告后，彭德怀接着做关于军队组织问题的报告。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机关人员过多，部队中战斗人员太少，他建议对现有的部队进行整编。精简机关人员，充实到部队中去。同时，部队编制要缩小，以利于指挥。他提出一个缩编方案，请大家讨论。

在讨论中，邓发、李富春、李德、李维汉（罗迈）、王稼祥、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等相继发言，他们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发言，坚决支持北上的方针。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他们揭露了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的军阀主义统治，为四方面军南下的命运而担忧。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大家也说了一些情绪冲动的话，贬低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和工作。

张闻天发言说：这次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张国焘路线。无论在任何方面，张国焘都充分表现出军阀主义倾向。以后他们必然要组织第二党。但是我们还有朱总司令和两个军，有很多干部在那里。经过我们做工作，还有争取的可能。中央企图争取张国焘是失败了，但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

张闻天指出：目前的战略方针，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更大规模地进行国内战争。在行动中要尽量求得休息补充，扩大队伍。我们的干部要更加团结，坚信我们是唯一正确的。我们虽然身体削弱了，但政治上加强了。最后，他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报告，缩小部队编制。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代表中央作结论。他说：今天对四方面军的问题作了总结，这次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张国焘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将来可能发展到背叛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目前战略方针，川陕甘计划有些变更。因为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了，张国焘的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但我们不是走向低落，而是走向大张旗鼓。我们在天水、岷州间长久活动是不可能的。甘肃东北、陕北是我们必经之地。

俄界会议开了半天就结束了。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因为时间紧迫，该决定在俄界会议上只是原则通过。北上到达哈达铺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在9月20日的会议上委托张闻天起草《决议》的文字。直到1935年12月，才在中央委员范围内公布，在红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作了口头传达。中央这样做是为了挽救张国焘，争取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因而将斗争控制在极有限的范围内。据彭德怀回忆，在会上“有人建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主席不同意。说，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在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时，又有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主席也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之后，政治局同意已经采取的步骤及今后的战略方针。并指出：

（甲）四方面军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同志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更从对于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及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出发，而夸大敌人的力量，首先是蒋介石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必须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于胜利的粉碎了四川敌人对于通南巴苏区的进攻之后，自动放弃通南巴苏区时已经开始形成。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

（乙）造成张国焘同志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张国焘同志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因此他不注意去加强红军中党的与政治的工作，不去确立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以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相反的，他以非共产党的无原则的办法去团结干部。他在红军中保存着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以打骂的方式去凌驾地方党的政权的与群众的组织，并造成红军与群众间的恶劣关系。此外，他以大汉族主义去对待弱小民族。这种军阀主义倾向是中国军阀制度在红军中的反映。这种倾向使英勇善战的年青的红四方面军，在其向前发展上受着莫大的障碍。

（丙）由于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所以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前面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

政治局认为张国焘同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是有着他长期的历史根源的。张国焘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内，犯过很多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过不少派别的斗争。四中全会后一个短时期内，他虽是对于当时改造了的中央表示服从与忠实，但他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并没有彻底了解的。因此他在远离中央，并在长时期内脱离中央的领导之后，又产生了新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很明显的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1935年9月12日在俄界

（这一决定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

现在，中央只带走了不足万人的部队。而张国焘不仅没有受到损失，还控制着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张国焘藐视中央，拉走了绝大多数红军，让他回心转意的可能性极小。从长征以来，居然出现这样的局面，实在出人意料之外。现在中央处于危难之中，南下不可能，向荒凉的西北少数民族区去更是死路一条，现在只能向北，或许有出路。但是以目前的疲惫之师，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胜算不大。陕北荒山僻野，如何生存，都是问题。现在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不能退缩和犹豫。最现实的是带领红军北上，寻找一个休养生息的地方。中央机关没必要再保留那么多机构，应该尽量精简。红军也没必要保留空架子，要缩编以便指挥作战。俄界会议同意了彭德怀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意见，决定：

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

二、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中央红军的领导核心。

三、成立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负责部队的编制工作。

一方面军孤军北上，形势相当严峻。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队的封堵，任何耽搁都是不允许的。俄界会议结束后，9月13日，中央就率领一、三军团继续北上了。14日他们到了麻牙寺，在沿途经过的桥梁道口，仍然留下了少量的哨兵担任警戒，等待四方面军跟上来。这天，中央给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发去一封电报，做最后的努力争取。

国焘、向前、昌浩三同志：

（一）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的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辞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

（二）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卅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担负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

（三）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

（四）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布署左路军与四军、卅军之继续北进。

（五）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中央

9月14日

张国焘没有回电，此时，他正在阿坝召集左路军干部大会，声讨中央呢。刘伯承和朱德已经成了阿坝会议上围攻的对象，处境艰难。徐向前、陈昌浩也没有答复中央，他们曾收到一军团发来的一份电报，通知在俄界以北途中有一座悬崖险桥。一军团留下一个连驻守，要徐、陈派部队来接防。徐、陈阅后，相对苦笑；此桥远在200里外，去接防谈何容易。况且地图已被叶剑英带走，他们如何北上呢？徐、陈只能将情况报告张国焘，如此而已。

右路军总部所在的巴西，这些天一片沉闷。中央和一、三军团的离去，使四方面军干部的情绪大受打击。他们根本不了解高层的斗争，当然不理解眼前发生的这一切。30军政委李先念来找徐向前，两个人在村外的荒野中闷闷地坐着，眼中一片渺茫。李先念记得，包座之战结束后，他们把缴获的战利品挑最好的送到中央驻地。博古看到送来的牦牛和饼干、罐头，连声感谢；毛泽东见到送来的香烟，乐得合不拢嘴。当时的感情是何等融洽，这些天的变化，简直如同一场噩梦。叫他怎么对部下解释？他对徐向前倾诉心中的苦闷，徐向前半天才说了一句话：“我就不懂，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

几天来，徐向前的内心一直受着痛苦和矛盾的折磨。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还从未遇到过如此艰难的选择。一方面是中央，另一方面是自己的部队和领导，张国焘和中央闹翻了，徐向前被夹在中间，他必须作出抉择，是跟中央走，还是跟张国焘走。在回忆录中他叙述自己当时的思想：“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几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徐向前写道：“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毛泽东带领中央和一、三军团北上了，徐向前、陈昌浩几天后带领4、30军南下，再过草地与左路军会合。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命运，当时谁也无法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