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的格局大同小异，也是许多方格子的集合体，只不过宫城和皇城偏于西北一角，街道和坊也不如长安多。两相比较，长安显然更像帝都。

如此规划，用心何在？

意图在长安那里看得更为明显：皇帝坐北朝南，通过中央政府君临天下。士农工商等子民，则众星捧月般围绕在领袖和最高权力的周边，有如天上的星星参北斗。统一的规划和布局，则意味着统一的国家要有统一的意志和管理。中央集权大帝国的政治理念，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一目了然。

这种规划甚至也体现着混血王朝的风格。那棋盘般的格局让人想起西周的井田制，一个个自成系统的坊又让人联想到胡人的部落。我们不能肯定宇文恺是不是这样想的，但如果当真，那可就是将井田和部落城市化了。

无疑，这需要才华横溢，也需要气度恢宏。

才华属于宇文恺，气度则属于李世民。他在政权尚待稳固的贞观初年就让投降的突厥入住长安近万户，可不是只看城市容量就能够作出的决定。以后的皇帝财大气粗，就更不在乎。据统计，盛唐时期鸿胪寺的国宾馆里竟然住了几十个国家和民族的使节或代表，有的一住就是几十年，使命完成了也不回国，所有的开销都由鸿胪寺大包大揽。

呵呵，有钱就是任性。

但是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吃不消了。于是宰相李泌（读如必）下令停止供应，使节们则一状告到了政府。敢作敢为的李泌却不吃那一套，他把这些人召集起来训斥说：天底下哪有你们这样的外交官？要么取道回纥或者海路回国，想留下来就得为大唐效劳，干活领俸禄。你们看着办吧！

没有一个人愿意走，李泌便把他们编入神策军。结果是皇家添了壮丁，鸿胪寺则每年省下五十万招待费。

拍手叫好的，还有东西两市的商人。

东西两市是长安的商业区。大体上说，东市是国内贸易中心，西市是国际贸易中心。从奇珍异宝到针头线脑，一应商品不是买于东市，就是买于西市。久而久之，购物就变成了“买东西”。也许“东西”就是这个意思——从东西两市买来的就是东西，否则就不是东西。

但，使节和代表被收编，商贩们为什么高兴？

因为这些“外宾”常常打白条，店铺老板碍于“外交关系”又不便催要。其实使节和代表们赊账，是由于国家财政吃紧，鸿胪寺的补贴不能按时发放。大唐拖欠外宾，外宾就拖欠店铺，店铺却不能拖欠国家，岂能不叫苦连天？

不过，这只是动乱之后的乱象，盛唐时的长安可是风花雪月一片繁华。有个故事说，唐玄宗天宝九载（750），一个名叫郑六的人在逛街时邂逅一位绝色美女，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共度良宵。直到第二天早晨，他在坊门跟卖饼的胡人说起，才知道自己爱上的是狐狸精。

这位美丽善良的狐狸精，是胡姬的艺术形象吧？

其实，有狐狸精的又岂止长安，其他许多城邑也是国际化的都市，比如洛阳，比如扬州，还有河西走廊的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沙州（敦煌）。在那些西北的城市中，佛法是伴随着驼铃，用印度语、波斯语、粟特语、突厥语和吐蕃语，由不同民族广为传播的。

最典型的还是广州。

广州从孙权的时代开始就是我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到唐代更是胡商云集。仅鉴真法师所见，就有波斯、印度、斯里兰卡和南海、东南亚各国商船。萨珊王朝灭亡后，阿拉伯人就更多。不过，阿拉伯船只仍然被叫做波斯舶，印度洋通用的也是波斯语，正如陆路通用粟特语。

各国的船只，停满了广州港。

大唐给予的则是尊重、保护和优惠政策。胡商们单独居住在蕃坊之中，通过蕃坊的负责人来接受官府管理。他们被允许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甚至被授予一定的自治权，以便裁决内部的纠纷。于是，就连建筑风格也都是阿拉伯的。南国风光再加异国情调，真是分外妖娆。

唐太宗“爱之如一”的主张得到了充分体现，客居广州的侨民则把大唐看作了自己的国家。因此，当黄巢的军队打进来时，他们很自然地就站在了广州保卫战的第一线。结果是十二万侨民被杀，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

信仰之争暂时搁置了。此刻，他们都是唐人。

扬州则是另一番景象。靠着京杭大运河富庶繁荣起来的扬州，最鲜明的标志是诗人、美女和波斯客。后者在萨珊王朝灭亡之后流寓中华，却无不腰缠万贯，以至于冒牌货被叫作“穷波斯”，意思是波斯人中没有穷的。是啊，囊中羞涩岂能“烟花三月下扬州”，商埠之夜注定纸醉金迷。

于是杜牧有了他十年一觉的扬州梦，争当第一的徐凝和张祜也竞相开屏。张祜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边，月明桥上看神仙。徐凝则说：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这一回，张祜似乎又落了下风。

其实多彩多姿的还有盛产蜀锦的益州（成都），作为中转站和集散地的洪州（南昌），等等等等。这些城市当然也都风采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满街都是胡人。

那么，究竟是什么，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商人、银行家或高利贷者、外交官、书生、探险家和传教士呢？该不会只是丝绸、茶叶和善解人意的青楼女子吧？

当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