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西藏的琦善

清朝皇帝,嘉庆过后是道光。

道光年间的大清朝,王气已经一天紧似一天。境内少数民族地方依然变乱不断,汉人地区则教乱蜂起,这是从清代开国就一直此起彼伏的老问题。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是,外国人也打上门来了,而且一来就把大清国的军队打得一败涂地。一场为禁止鸦片贸易而起的战争打败了,简单的历史教科书中只说主战派首领林则徐如何被革职流放,却不说被作为投降派代表人物的琦善也没有好果子吃,“革职锁拏,查抄家产”。这说明,强敌当前,皇帝也不晓得该战还是该和。只是战和均告失败时,自己不用负责,用主办大臣代过罢了。

皇帝对此自然也心知肚明,所以过些年,又重新起用了琦善。于是,琦善出现在拉萨,出任驻藏大臣,这是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的。史籍上说,琦善在任上“依然恭敬勤勉”。他到任后,就大力整肃西藏地方政府吏治,查处噶厦主要官员贪赎营私案件。时在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距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四年。

前面说过,乾隆年间,西藏郡王勾结准噶尔蒙古作乱,傅清诛杀该郡王,自己也被乱兵所杀,死于任上。乾隆皇帝派军队入藏弹压。平乱后,制定西藏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永远废除郡王制,结束了当时世俗贵族掌握政治权力,达赖喇嘛掌握宗教权力的政教分离的局面,将过去由郡王所掌握的世俗权力也归于达赖喇嘛。从此,达赖喇嘛作为西藏宗教领袖同时掌握西藏地方政府行政大权,影响近现代西藏以致整个藏区治乱的政教合一制度正式形成。虽然驻藏大臣的设置对政教权力集于一身的达赖喇嘛有所节制,但琦善到西藏任职时,随着清朝国势衰弱,驻藏大臣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影响力严重下降。噶厦政府官员保守颟顸,不知世界大势,弄权贪腐,结党内斗,内部统治糜烂不堪。琦善面对这样的情形,还思对藏政有所振作,筹划对藏政进行改革,推出《酌拟裁禁商上积弊二十八条》。“商上”,原是达赖喇嘛个人的一个管理机构,达赖喇嘛全面掌握西藏政教大权后,渐渐也成为噶厦政府的代称。琦善改革的重点,着意重申驻藏大臣地位与达赖、班禅平等,强调西藏地方外事交涉权由驻藏大臣掌管。

琦善又查办了因达赖喇嘛年幼不能亲政,控制噶厦政府实权达二十六年之久的摄政王策墨林二世,将其革职,并查抄家产。

接下来,他又着手整顿驻藏清军。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琦善上奏:“西藏驻防弁兵原系三年一换,例准雇佣番妇代司缝纫樵汲。”也就是说,驻扎的清兵可以雇请当地藏民妇女缝补衣服,砍柴背水。但后来,三年一换的制度也不能正常实行了,“迨后留防过多,更换日少,该弁兵奸生之子在营食粮者,现已十居二三”。你老不换防,这些兵就跟当地“番妇”有了“奸生之子”。而且,这些兵二代一天天长大,只好就在军营中张口吃饭,那兵营就很不像兵营了,“且恐在营弁兵渐成唐古特族类矣”。担心长此以往,驻藏清军官兵都藏化了。

再解释一个名词“唐古特”,清代时,对于青藏高原的世居民族,尚没有统一的“藏族”这个称呼。有些人被称为唐古特,有些人被称为“番”,比如瞻对人,在以前我们所见的奏文中,就都被称为“番”。而征金川前,当地人又有另外的称谓“苗蛮”。

皇帝当然同意琦善的措施:“嗣后遇换防之期,即行照例更换,少准留防。”

但能不能实行,就不知道了。因这些兵长留驻地,一则是无兵来换,二则是因为被拖欠军饷,拿不到工资,就只好赖在兵营等待欠薪发放。

同年同月,琦善又上奏:“前藏应存火药、铅子等项因滥行借支不敷操演。”滥行借支造成军火库的亏空数目不小,奏折中有具体数字:“火药四千一百六十斤,火绳一千六百盘,铅子三万三千粒,炮子二百颗。”怎么办呢?“将前历任驻藏大臣交部议处”,办了一干大员。但体制弊坏,大小官员贪腐,从来是前赴后继,远比战场上的士兵勇敢。

川藏道上,还有专管转运和储备军粮的官员叫“粮员”。琦善又奏报皇帝,好多粮员卸职回川时,也不搞离任审计,以致“交款未清,请饬来藏质算”。皇帝下旨,便有两位粮员回川做了知县的,被勒令回藏“质算明确”。

事有凑巧,当琦善在西藏任上大事整顿时,道光二十六年,鸦片战争中因主战被流放伊犁的林则徐也被重新起用,署陕甘总督。但他离开新疆还没有到任所,又遇青海一带番人“作乱”,便先派他去“搜捕番贼”,“以三品顶戴署陕甘总督林则徐为陕西巡抚,命筹办番务竣事再赴新任”。

道光二十六年,琦善到西藏刚两年,所办藏事刚有些眉目,又接到新任,“赏驻藏办事大臣琦善二品顶戴,为四川总督”。

新总督没到任,琦善只好在西藏继续办事,等新总督到了。琦善才欣然束装就道,那已是一年多后的道光二十八年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