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新形势下的族与国

有清一代,川属土司所辖藏区或安定或动荡,一直是主政四川的地方大员工作重心所在。乾隆朝前后,大清国力强盛,土司叛服不定,都是内乱,期间清廷出重兵镇压瞻对土司班滚,和大小金川土司等战事,在皇帝看来,主要还是关系“国家体面”,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意味。但鸦片战争后,情势巨变之下,少数民族地区的动荡便渐渐带上了别样的色彩。

当时,不只海疆在洋人的坚船利炮下大门洞开,本不平静的内陆地区此时就更加动荡。无论西藏、新疆、蒙古,本来就是“化外之地”,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不时起而反抗朝廷,当此之时,更有英、俄、法等列强环伺,从南、从西、从北各个方面,要求通商,要求传教,要求游历,进而要求割地,影响甚至煽动边疆民族与中央王朝间渐生离心,造成乱局后又恃强插手干预清朝中央和少数民族间各种纠纷冲突,使得边疆地带的问题日益复杂化。

藏区的情形也是如此。

1875年,英国一支小部队从缅甸侵入云南,被当地民兵阻击,打死了军中一名英国驻京使馆的翻译马嘉理。这么一个小小事件,却导致中英间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的《烟台条约》,条约主要内容是开放云南和一些新的通商口岸。同时,《烟台条约》正文之外,还附有一个专门的涉藏条款。该条款规定,英国人为了探访印度和西藏间的道路,可以派员自北京出发,遍历甘肃、青海等地的藏族地方,也可由内地四川等处自由出入西藏。

丁宝桢到了四川总督任上刚刚两个月,经川藏大道去西藏“游历”的英国人就到了。《烟台条约》规定他们是探求印度到西藏的道路,那么,四川藏区便只是他们的途经之地,但各地汉、土官员纷纷来报,发现这些人沿途绘制地图,“遍访要隘”,不像是一般游客的简单路过。

这个时期,一向作为西藏屏障的哲孟雄(锡金)和不丹等与英属印度相邻的小国,已相继被英国人控制。英国人又进而试图越过西藏和哲孟雄的边界隆吐山修筑道路驿站。在此之前,西藏地方与哲孟雄及不丹等邻国间并不曾设立边防。西藏噶厦政府面对如此情形,于1886年在隆吐山建立关卡。这样一件事情,却引起英国驻北京公使的抗议,说藏军设卡之地是哲孟雄地界,意在阻止通商,要清廷制止西藏噶厦政府这一捍卫领土的举措。

清廷又一位新任的驻藏大臣文硕,人还在川藏大道上的里塘就接到命令,要他赶紧赴藏处理这一事件。上面的意思是要他答应英国人的要求:“英国正议边界通商,而藏众反设卡禁绝通商之路,是显与定约背驰。”所以“飞咨”文硕,要他“传齐各番官,将此旨严切宣示,饬令迅将卡兵撤回,慎毋再有违延,自贻罪悔”。

文硕却不是个唯命是从之徒,到拉萨后召集汉藏官员弄清情况后上奏朝廷:“查藏番并无越界戍守,隆吐山卡兵碍难撤回。”

“地为藏地,民为藏民,退无可退。”

他还把藏南地形绘图寄往京城,以证明噶厦政府是在自己领土上设置营垒关卡。

文硕在奏报中指出,如果朝廷强要藏军弃卡撤退,会使藏人觉得被清廷出卖,因而对中央政府生出背离之心。应该说,文硕这个分析是有预见性的,此后英国人步步进逼,噶厦政府动兵抵抗。但这时,却不是雍正乾隆年间,他们抵御外侮的战争再也不能得到清朝中央的支持。以至于一致仇外的西藏僧俗内部渐渐生出对英国人强力的倾慕之心,加上中央朝廷一路走弱。到上世纪初,一部分上层人士的亲英倾向最终演变为谋求“藏独”的思想与实践。

自然,此是后话。

对于此点,英国人也看得明白。后来于1904年率英军一路攻击打到拉萨的英国人荣赫鹏所著《印度与西藏》(中文译本名《英国侵略西藏史》)中就说:“……条约已证明毫无效用,西藏人民从未承认之,而中国当局又完全无力强制藏人也。”

“中国当局自认为无力控御藏人。藏人既不听命,彼等亦未敢命令之。中国之统治西藏,仅拥虚名……盖中国当局尽可同意于任何建议,然不能代藏人负责承诺,如向藏方交涉,则或一切诿之中国当局,或称未奉拉萨训令,彼等不敢擅自承诺,只能转达一切云尔。”

你有空子,就被人看见。被人看见,而自己看不见,或者看见了却未能弥补,这空子就要被人大钻特钻了。

自然,这也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