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川边藏区土司制的前世今生

到此,有必要回顾一下四川康区各土司分据的历史由来。

明代已经在藏区初步实行土司制度,清人入关后,便沿袭了这种羁縻重于治理的制度。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就做出决定:“各处土司,原应世守地方,不得轻听叛逆招诱,自外王化。凡未经归顺,今来投诚者,开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与照旧袭封;有擒执叛逆来献者,仍厚加升赏;已归顺土司官,曾立功绩及未经授职者……论功升授。”

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清廷派四川提督率兵到打箭炉和周围地区,镇抚大小部落,置明正土司,辖地包括今天甘孜州康定、九龙、道孚、雅江、丹巴、泸定等县全部或一部,辖民六千余户。

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准噶尔蒙古入侵西藏,清廷派军入藏平乱,名将岳钟琪进藏途中,到达里塘、巴塘。藏方派驻里塘营官与里塘长青春科尔寺堪布,阻止清军进藏。岳钟琪将营官革职,堪布就地处决。并在里塘、巴塘等地建立驿站,设兵镇守,转运军需,开辟自打箭炉至拉萨的川藏大道,同时在平伏的各藏族部落地设置里塘正副土司,辖地为今甘孜州理塘、乡城、稻城、雅江和新龙几县的全境或一部。往西再置巴塘正副土司,辖有今甘孜州巴塘、德荣、白玉、今西藏自治区盐井和今云南维西、德钦、中甸全境或一部。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德格归附,置从四品衔的德格宣抚司。1773年,因德格土兵从征有功,升德格为从三品宣慰司。辖有今甘孜州德格、白玉、石渠、甘孜等县及今西藏境内江达等县全境或一部,和今青海境内玉树地区一部。

同年,今甘孜、炉霍和道孚县境内的霍尔孔萨、霍尔麻书、霍尔咱、霍尔朱倭、霍尔章谷等几大部落投顺清朝,被授从四品安抚司职衔,并颁布印信号纸。这几个土司都在瞻对北境,也就是前文中常说的霍尔五土司。甘孜州本地学者洛吾志麦和丹增泽翁所撰《霍尔章谷土司史》说:霍尔五土司为同一个祖先。元初,成吉思汗之孙西凉王阔端,与萨迦法王凉州会盟后,派他的护卫军进入康区,打败当地信奉藏族原始宗教本教的白利王,又令人护送萨迦派高僧八思巴入康区传教。霍尔五土司之祖,就是那时护送八思巴入康后留在当地的蒙古贵族。后来,子孙繁衍,成为各部落首领,并与当地藏文化融为一体,是为霍尔五土司来源。

所有受封土司,都颁给印信号纸。印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号纸,其实就是由清朝中央下达给某某新任土司的一纸批文。

受封的土司,要编造户口清册,以此为基础,确定向清廷缴纳贡赋的数目。土司给朝廷的贡赋一般都是地方特产。这地方出名马,则贡马;出珍贵药材,则贡赋药材。数量不大,象征性的。也就是说,送点东西,多少不论,朝廷要的,就是个俯首称臣的意思。后来,因收受实物贡赋麻烦,就折成银两。以本书的主角瞻对为例。雍正六年,上瞻对土司所辖户数428,纳赋额折银16两。乾隆年间,中瞻对土司因户数稀少,不纳贡赋,也颁给印信号纸。

里塘土司辖地广阔,户口众多,雍正年间勘定其辖有百姓6500余户,纳赋折银“3362两4钱7厘9毫8丝”。还不用全上,因为地处川藏大道之上,官差甚多,朝廷还要颁给土司养廉银、口粮银443两,“准由在赋粮折银中自行扣除”。

土司社会内部,除德格等地面广大、人口众多的土司有稍微复杂成熟的管理体制外,大多数土司管理都很简单。大土司是大豪酋,大豪酋下面还有很多小豪酋。大豪酋当了土司,各村寨小豪酋就是隶属土司的大小头人。这些大小头人,有一部分也受到清廷册封,是为比土司层级更低的土百户、土千户,仍受所在地域的土司管辖。

土司辖下百姓,主要的负担是各种无偿的兵役与劳役。因为生产还停留在粗放的自给自足阶段,即便有商业贸易,也为寺院或土司头人垄断,农牧民除了农牧生产的原始产品,并无其他收入。所以,对土司头人的贡赋,也是呈缴粮食或畜产品等实物。

土司们被隔绝了,在一块块不规则的,犬牙交错的领地上。

他们作为至高无上的王被隔绝。

实物税,无偿差役,对几千口子人生杀予夺的特权。

而这时,哥伦布们开启的大航海时代以后的世界正在越来越快地前行,越来越多地发生着联系。但土司们仍然被拘束在一块小小的土地上,不知今世何世。每天升起的太阳和五百年的这一天升起的一模一样。每天,土司脑子里冒出的念头和几辈之前,坐在这个位置上的那位土司的念头一模一样。无论是忧虑还是欢乐,都一模一样。

他们是贵族?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的。贵族是精英阶级,但他们只是权贵阶级,而不是精英。不要说精神生活,即便是物质生活也粗粝而贫乏。在精神领域,他们也只是跟属下的所有百姓一样,被喇嘛们引导到宗教世界。那个世界,非关现世,遥远而又晦暗不明。能期望这样的贵族阶层所领导的社会有所进步?没有丝毫指望。

在瞻对,贡布郎加统治期间,百姓负担主要是兵役与劳役,除了出兵打仗,还要服无偿劳役替其耕种土地。此外,有土地的自耕农民每户每年向贡布郎加家族交纳烤酒用青稞四批。批,藏式计量单位,相当于二市斤,由各村寨头人收齐上缴。牧民每年以所养牛群一天的产奶量,制成酥油、干酪经头人上交。如果不是长年对外用兵,瞻对地方这样的负担还可以承受。但一旦战争发动,每户都要出人、出马、出枪,自带口粮,远离家乡四出征战,因而负担沉重,以致破产逃亡。

藏军占据瞻对后,由拉萨派来的官员,并不顾瞻对经过十几年战争,当地人口,尤其是丁壮人口锐减,民生凋敝的现实,一面在现新龙县城所在地新修官衙和寺庙,都由当地百姓支应劳役,一面摊派各种苛捐杂税,将所得银两,押解西藏。既然“清大人”的皇上不给银子,拿瞻对地面充抵军费,那他自然要想尽办法,把花掉的军费加倍收回。

当年,驻藏大臣和川藏大道上塘汛粮台等费用,每年六万两白银由四川省拨付。所以朝廷要四川再出藏军征瞻军费,自是很不情愿。中央不愿拿或拿不出这笔银钱,便将瞻对地面“赏给达赖喇嘛”,噶厦政府在这里征收各种捐税,用以抵还兵费。问题是,瞻对地面到底能有多少捐税,并无统计。藏军该占据瞻对多久,也就难有确切期限。我看到的资料,多说是三十年,也有一说是十年。

有资料说,以当时瞻对地面的人口与生产情形,每年可收的银子不过万两。

藏军大兵撤退后,还留下小部队镇守瞻对,并迅速派出官员管理地方事务。对当地百姓来说,无非是新换一个土司,基层社会结构并未有触动。藏官到任后,也未谋划生产方式与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原来各村寨有势力的家族,摇身一变,又成为噶厦政府的基层官员。对百姓来说,变化的只是捐税一项。过去只要一些实物上纳土司,现在则必须真金白银,自是苦不堪言。加上噶厦政府和所有封建集权的政治一样腐败无度,送礼纳贿,都是公开行为。

这个腐败政府委派的官员,在瞻对这个深入川属土司,远离西藏的飞地上,天高皇帝远,手握对百姓生杀予夺的重权,便是得了一块宝地。除了完成应上缴拉萨的指标外,自己为官一方宦囊也得装得满满当当,自然更加需索无度。当地百姓一旦不能满足其贪欲,或者表露不满,驻瞻对藏官便滥用刑罚。瞻对地面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这样的情形一下子就持续了二十多年。只要地方豪强不犯上作乱,百姓生活如何,无论清廷中央还是噶厦政府都无人关心。于是,当地百姓忍无可忍,最后只得起而反抗了。

阶级斗争观念盛行的年代,贡布郎加作乱一方,被视为农奴起义的领导者。在我看来,这一回瞻对人起事才称得上真正的农奴起义。

这时,距西藏边界终归失败的隆吐山之战硝烟散尽不到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