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心情，也可想而知。

知道了这些史实，也许就不难理解两宋理学家为什么比任何时候任何人都重视气节。因此，尽管我们坚决反对寡妇守节之类惨无人道的变态主张，却仍不妨对理学派表示历史之同情。是啊，没有气节，他们又怎么能坚持下来。

气节是一种精神力量，而这种力量是能让滥用公权力者胆寒的。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朱熹去世，四面八方的理学信徒纷纷决定前来为他送葬。这个消息立即让当局惊慌失措，下令地方官严加约束，以防学人聚众闹事，或者趁机妄谈国是，谬议朝廷。结果，葬礼上便只有寥寥几人。

谁的心灵强大，谁又色厉内荏，岂非一目了然！

那么，朱熹的影响力为什么这样大？

原因之一在书院。

书院唐代就有了，北宋也有。但与理学紧密相连，并且成为文化现象，则在南宋。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朱熹。淳熙六年（1179），朱熹上书朝廷，请求修复白鹿洞书院，理由是太宗皇帝曾经给赐经书，应该作为名胜古迹予以保护。谁知此议一出舆论哗然，奏请也被驳回。于是朱熹又提出：现在佛寺道观遍地开花，书院却寥寥无几。那么请问：三纲五常之教与无君无父之说，哪个有利，哪个有害？

这下子朝廷无话可说，只好同意。

万事开头难。白鹿洞书院修复后，全国各地和其他学者纷纷效仿，理学也终于有了传播思想的阵地。比如陆九渊在江西贵溪的象山书院开坛布道，学生结庐其旁；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在朱熹和张栻主持讲学期间，生徒竟多达千人。

这种盛况也不难想象得出。毕竟，无论民办公助或官建民理，白鹿洞或象山之类的书院总是具有私学性质，生徒也都是慕名而来，受教而去。讲师的思想和人格魅力，对书院的兴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反过来也一样。当学生心悦诚服其观念主张时，他们的学说也就能够得到广泛传播。

传播的途径有口碑和书籍，而宋代恰恰是印刷和出版业兴旺发达的时期。朱熹把握了这个历史机遇，甚至身体力行亲自开办出版公司，以至于陆九渊的学生也要到朱熹的书店印厂来买书。不过，朱熹刻印得多，盗版更多，害得老先生为此伤透脑筋，甚至为了防止谬种流传误人子弟，不得不将那些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盗印书版买下销毁。

朱熹影响力大，这是原因之二。

原因之三是他的学说平易近人。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朱熹都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出来。比如他教学生读书，就是这样说的：看文字，须大段着精彩看。耸起精神，树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

这样的话，目不识丁的也听得懂。

四大书院

1998年10月，国家邮政局发行“四大书院”特种邮票。从左至右依次是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书院。

朱熹有这种风格也不奇怪。前面说过，理学是要跟佛教争夺思想文化阵地的；而禅宗和净土宗之所以得人心，原因之一便是简单明了，不故作高深。这就值得借鉴学习，也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何况理学讲义理之辨，当然要说得明白；讲正心诚意，当然要直指人心。

现在看，朱熹真是懂教育，懂传播。

后来承继大统的赵昀（读如匀）也懂朱熹。这位因崇尚理学而被尊为“理宗”的皇帝，在朱熹去世二十四年之后由朱熹政敌的政敌拥戴即位。他敏感地意识到，只有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学，才是巩固皇权和维持统治之最为有利的思想武器，于是下令特赠朱熹太师衔，册封为国公，又将他和北宋四位理学家的牌位供在孔庙。这当然尊贵之极，尽管由于政敌被暗杀，朱熹在宁宗后期已经恢复名誉，他注释的《论语》和《孟子》也成了官办大学的通用教材。

曾经的伪学和妖术，现在变成官方哲学。

此后理学的地位扶摇直上，无人能及。从元仁宗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为科举考试教材，到明太祖规定四书五经为儒生必读，再到康熙帝极力拔高朱熹地位，三个不同民族建立之政权，观点居然惊人地一致，程朱理学统治中国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时间便长达七百年之久。

各个学派轮流坐庄的事，再也没有。

《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撰，明嘉靖文峰堂刊本，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那时，皇权是受到制约的。宰相们可以对皇帝的决策表示反对，实在不行还可以辞官不做。明清两代可没有这等好事，皇帝的权威和圣明跟朱子学一样不容置疑。也许，正是为了保证自己至高无上专制独裁，才要把朱熹哄抬到吓人的地步吧？

理学和皇权，一齐成了天理。

可惜，失去制约的同时也失去了帮衬。当唯我独尊的皇帝决心乾纲独断时，身边就只剩下马屁精和哈巴狗，以及戴着王炎午面具的留梦炎。最后，真正成为孤家寡人的崇祯皇帝也只好走上煤山，将自己和自己的帝国一并了断。

请问，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事实上，从江湖走向庙堂，或许是朱熹们的幸运，却是我们民族的不幸。问题不在于程朱理学是对是错，而在思想和思想家一旦被公权力神圣化，就会变得死气沉沉。朱熹有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那么请问，程朱理学被奉若神明之后，还能见到并接受些许清泉吗？

泥菩萨是不会过江的。

与此同时，程朱理学中的恶开始沉渣泛起，比如对个体生命的冷漠。这些恶原本就是胎毒，现在则有了温床。得到滋养的癌细胞渐渐向全身扩散，就连肌体中某些合理的部分也开始变得不合理，最后终于变得邪恶而血腥。

这一点都不奇怪。实际上从杀害岳飞那天起，共治天下就成为过去，为了巩固皇权可以牺牲任何人的生命反倒成为帝国的潜意识。只不过有了程朱理学，洗脑变得更加方便并得心应手。岳飞可以死，文天祥必须死，王玉辉的女儿岂非更该自己去死？她母亲就算哭天抢地，又顶什么用？

当然，程颐和朱熹都没说寡妇非死不可，但自会有人替他们说，因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是天理，主辱臣死和尽忠守节是道德，实行起来就只会层层加码。何况程朱理学已经是官方哲学，道学先生便有了要求别人的权力和理由。结果是什么呢？是调门越来越高，高到根本做不到。做不到又硬被逼着去做，便只好装。

伪君子和变态狂，就是这样产生的。

当然，事情弄得不可收拾，要到明清以后。在中华文明走到历史岔路口的此时此刻，尽管北国已是铁血，南宋却兀自风流，理宗一朝甚至出现了所谓中兴气象，尽管这很快就成为过眼烟云。但不管怎么说，两宋文化的繁荣精致都登峰造极。尤其是那余音绕梁三日，让人回味无穷的词，绝不会随着宋的灭亡而消亡，反倒会流传千古，历久弥新。

那好，现在就去读读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