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开始大声唱起军歌，各个分队开始应合。这是我们中队夜袭作战中的成例，用这种办法可以最快地在夜暗中明白各自为战的各个分队的位置。这样做也有缺点，虽然我最快地了解到各分队突袭的准备是否成熟，但也暴露了目标。当时，我正单膝下跪，观察敌方的火力点，一发迫击炮炮弹忽然在我右后方爆炸。炮弹的碎片击中我的后脑，使我翻滚仰天栽倒，当即失去知觉。

“看到这一场景，长崎小队长大声叫起来，‘中队长阁下阵亡了！为中队长复仇，我们冲啊！’

“在这一声号令下，中队的所有成员一起发起了冲锋，但小队长也因为暴露目标，脸部被敌军的手榴弹炸中倒下了。这时，敌军的一挺捷克式机枪对我军猛烈开火，第一分队长小林军曹投出一枚反坦克手雷，火光一闪中，可以看到那挺机枪连枪带射手都被掀飞。

“这一夜的敌军，与以往在中国战场遇到的很是不同，他们顽强地用自动火器和手榴弹与我军突入部队死战，中队的很多成员接连被击倒。尽管如此，我军越过战友的尸体仍然抢占了阵地。冲在前面的小林军曹，就在一挺敌机枪的正前方触手可及处被击中，下腹部中弹，他带伤伸手掀起了枪架。而此时大约十名中国兵从机枪后面跳出来，双方的肉搏战开始了，小林军曹与一名中国兵抱成一团，两人滚入战壕，随着一声手榴弹的爆炸同归于尽。

“在小林军曹身后的几名士兵冲进了敌阵地，夺取了阵地一角，敌军终于退却了。一鼓作气，剩余的士兵向反斜面的后方阵地扑去，亦将其夺取，但是没有受伤的士兵，也仅仅剩下了区区四名。这四名士兵尚不忘向空中射出一枚蓝色信号弹，报告大队夺回阵地的消息。”

战斗结束后，村田的勤务兵赶到战场，试图把中队长的尸体拖回去，不小心将其腹部撞在石头上，听到他呻吟，才发现中队长村田仍有气息。村田被送到战地医院，到8月才重返战场。

对于这段描述中，远征军依然在使用捷克式机枪，我感到有些疑惑。捷克式机枪，即ZB-26轻机枪，曾大量装备中国军队，性能极佳，是抗战中日军评价中国军队的三大杀器之一。因为这种机枪故障率低，射击准确，日军缴获到捷克式机枪也往往拿来使用，认为远胜自己的歪把子轻机枪。但是，远征军驻印部队全部装备已经美式化，使用的多为美制布伦式轻机枪，而不是捷克式轻机枪。

但是，战场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抗美援朝后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已经全部苏式化，依然有一些基层指挥员顽固地使用德式大镜面驳壳枪，这也是有历史记录的。考虑到第一次远征军入缅作战时，新22师曾广泛装备捷克式机枪，也许有一些退入印度的新22师老兵仍在使用这种自己用惯的武器。而中国军队守卫阵地时广泛使用的“自动武器和手榴弹”，应该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近战兵器组合——“冲锋枪加手榴弹，打近战金不换。”不过，美式装备的新编第一军肉搏战能力不强，冲锋枪即使上了刺刀恐怕也不是三八大盖的对手，所以打成近战后暂时放弃阵地或为一种比较正确的战术。事实上根据村田记载，第二天远征军就在优势炮火掩护下再次夺回“晓”高地。为了解决肉搏能力不足这一问题，孙立人后来下令前线官兵每人带一口砍刀，既可以开路，又可以肉搏。

晓高地之战中，可以看到孟关之战外围战斗的惨烈。这一战，双方都打出了以死相拼的气势。

2009年8月，在北京遇到《松山1944战地笔记》的作者余戈，他给我展示了一条日军当时使用的“千人针”。千人针是日军官兵的随身之物和精神寄托。

这条护身符类的东西十分精致，上面有一千名日本女子用丝线绣出的一头老虎。余戈的这份千人针是中国军队的战利品，上面一些黑色的斑点，应该是血迹。

血点细小，倒未必是战场的痕迹。

第18师团出征的时候，日本街头到处是该师团官兵的亲属，拿着各式各样的千人针，请求过路的女子缝上一针，直到凑齐一千个人的祝福为止。据说日军出征前夕，有的日本妇女，出门一趟会把手指磨破，以至于一些“千人针”上血迹斑斑。

流血的不只是日本的女性。

美国飞虎队飞行员斯科特上校回忆，常德会战中，中国陆军第57师弹尽粮绝仍冒死奋战，坚守常德孤城。守将余程万将军在电报中痛求空军空投弹药。由于常德守军被围阵地已经十分狭小，用降落伞空投多半会落在日军阵地上，中国空军名将高又新想出了编织纺锤形的竹篓，内装弹药进行精确空投的办法。有弹性的竹篓使弹药不会在落地时损坏，而竹篓不会随风飘移，依靠中美飞行员优异的飞行技术，又可以准确地投掷在守军的防卫点上。

在衡阳机场指挥空投的斯科特上校看到一幕令他难以忘怀的景象——每当一架飞机落地，中国地勤人员就会“发疯一样”地推着装满了子弹的竹篓迎上去，用最快的速度为飞机完成加油和挂装，于是飞机又飞向常德。斯科特注意到这些竹篓上凝结着斑斑的血迹，令他十分惊异。

为前线编织竹篓的是当地女子中学的学生们，锋利的竹片把她们柔嫩的双手割得鲜血淋漓，而她们依然彻夜不停地编织着下一个竹篓，以至于每一架飞机降落的时候，新的满载着弹药的竹篓都已经在等待着他们送到前线。

斯科特看到的，就是这些中国女孩子们在竹篓上留下的血迹。

飞行员们回忆，弹药投下后常德守军把帽子抛上半空，欢声雷动。这一战，史称“八千虎贲死守常德”。

虎，是中日文化共同的符号，代表着勇猛和坚毅。而日军千人针上的猛虎图案还有一个含义——“虎行千里必还家”。日军的亲属们期待他们的亲人能够平安度过战场，回到家中。

对于在缅甸的第18师团大部分官兵来说，这只是个不能实现的目标，他们中间的大多数，都被送进了靖国神社。

根据日军记载，在缅甸战场和中国军队战斗最为激烈的两个主力师团——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都遭到了堪称灭顶的损失。包括补充兵员，第18师团投入战斗的日军共计31444人，战死20394人；第56师团参战兵员两万余人，战死17000人。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第33军总部，第2师团、第49师团、第53师团、独混第24旅团各部，他们也都曾和中国远征军展开过激烈的战斗。

日军18师团第15军军部人员合影。前排左起依次为第33师团师团长柳田元三中将，第18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中将、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第56师团师团长松山佑三中将，第31师团师团长佐滕幸德中将。

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远征军可谓靖国神社的超级供货商。

不过，孟关确实堪称虎穴，第18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的指挥部，就设在这个缅甸小镇上，意图在这里死死挡住中国军队回家的脚步。

在整个胡康谷地，日军共设有四处堪称虎穴的要塞，自西向东，分别是孟关、瓦鲁班、加迈和孟拱。胡康，缅语中是死亡和魔鬼居住的地方之意。所谓胡康谷地，实际包括两大部分，即西段的胡康河谷与东段的孟拱河谷，是野人山中唯一有可能修出一条公路的地域。西段的胡康河谷中，位于西部的孟关是18师团重点设防阵地，位于其东方丛林中的瓦鲁班则是孟关守敌的后方支持基地。

如果说拉加苏和新平洋的战斗，属于和第18师团这头老虎伸出的爪牙碰了一碰，现在攻打孟关就算是真正钻进了老虎洞。中国军队攻占每一个阵地几乎都要经过反复的争夺。

日军如此顽强，自有其道理。

尽管在于邦吃了苦头，但是日军更多地把失利归结于参谋出身的田中新一将军犯了错误，他把补给线拉得太长，以至于前线日军无法充分发挥战斗力。日军攻占缅甸之后，英军也曾经在南方阿吉普方面发动过两次反攻，都被日军击退，但这次中国远征军的反攻显然与之不同。驻印远征军的攻击声势浩大而且装备精良，第18师团节节败退，前线部队要求重新估算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与此同时，根据日军情报，驻扎在云南的中国新军正在加紧训练，似有从滇西方面发动对缅北日军进行夹击的企图。中国军队的目的显然是打通中印公路，而打通中印公路后会有多少个师的中国军队得到重新武装，是日军不愿意计算的，那肯定是一个噩梦。

随着前线不断前推，中印公路在原始丛林中向胡康河谷延伸。

一切都表明缅北上空战云凝结，怎样应对中国军队的反攻，成了日军的头号课题。驻缅甸总军的军事会议上，日军决定了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围魏救赵”。

牟田口廉也中将会率领三个师团和鲍斯指挥的印度国民军进攻印度境内的英帕尔，从背后威胁远征军在印度的基地雷多，与此同时，日军考虑统一缅北部队的指挥，将胡康河谷的第18师团和滇西的第56师团整合为一个军，以使指挥更加顺畅。由于部门整配的问题，这个军到1944年4月才成立，即日本陆军第33军。鉴于远征军表现出的战斗力，日军料定缅北两个师团的兵力不足以发动战略攻势，因此给他们补充了足够的兵员后，令其全力迟滞中国军队的攻势。其中第56师团重点阻击中国国内出师的第二期远征军，而第18师团则重点阻击史迪威指挥的远征军驻印部队新一军。阻击新一军的第一道防线，就设在孟关。

孟关可不是于邦，这里的日军由于是在内线作战，基本无须担心补给问题。从瓦鲁班到孟关的公路畅通，而且隐藏在丛林深处，酷似后来让美军头痛万分的胡志明小道，从空中摧毁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此期间，第18师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充，第18师团首席军医松永中佐成了凶神恶煞的代名词。此人从仰光返回胡康途中，见到有治愈的伤兵就上前搭讪，尔后重新拉到第18师团作战。这样一来，他竟然拉到有经验的战斗兵员两千余人，统统送上了胡康前线。有了充足的兵力，孟关周围各要点日军筑有坚固的工事，在中国军队面前打阵地战，日军仍然有较强的信心。

公路修通的地段，美国产大卡车成为中国军队补给线上最受欢迎的车辆。

中美的工业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当远征军战士看到美国人连推土机都可以用飞机运的时候目瞪口呆。

而中国军队的攻势出人意料地积极凶猛——打不开胡康谷地，中印公路的开通只能是一个童话，而更重要的是，这是这支军队回家的必经之路。

对于军史学家来说，1946年至1949年的国共之战一直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对于装备上拥有更多优势的国民党军为何战败，有着各种各样的论点。笔者有一个看法是：国民党军战败的原因之一是，普通士兵在战场上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以解放战争而言，解放军的战士也未必都精通马列主义，但是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土改了，分了田，有了地，不打老蒋他会收回去。为了保卫刚刚获得的土地，解放军的普通战士们可以爆发出比职业军人还要完美的勇气和智慧。相反，国民党普通士兵缺乏这样明确的目标，三民主义是一个没有完全落到实处的概念，因此即便是柏杨这样的利口来做政训官员，也没法让士兵们清楚地回答——我们为谁而战。

生命是宝贵的。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让士兵去流血牺牲，显然是比较不容易接受的事情。事实上，除了北伐和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大多缺乏进取精神，或许与此也有关系。国民党训练出来的士兵，甚至会为了那个明确的目标跑到共产党军中去，并为之英勇奋战，成为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观。

但是，从印度杀回缅北的远征军官兵，没有这个问题，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回家！消灭日本鬼子，打开中印公路，山的那一边就是父老故乡。

在这样的一种信念支撑下，这支远征军焕发出了与解放军相似的战斗精神，令史迪威等外国将领对中国士兵的战斗力深表震惊。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内战中远征军部队的表现远没有抗日战争中那样出色。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也不再有这个信念来支撑自己了。

在这样的心态下，中国远征军只有比日军更加凶悍。

新38师师长孙立人因此发下了一个誓言：不打下孟关，不剃胡须。

所有的日军狙击手都错过了这个绝好的目标，他们手中拿的目标照片上，孙立人有着一副清秀的面孔，而绝不是一个大胡子。

新38师反攻缅北，胡康河谷之战，孙立人将军立愿不拿下孟关绝不剃须，结果留下此张蓄须照。有趣的是日军狙击兵很多带有孙立人的照片，却都是没有胡子的，自然没法找到目标。

新22师师长廖耀湘有更好的理由和日军拼一个你死我活。孟关一带，正是当年他随着远征军副总司令、第5军军长杜聿明将军所走过最痛苦的行程，这里是野人山的核心地域。1942年，第一次远征军兵败缅甸，被迫穿越野人山后撤。那个惨烈的时间里，疲惫、饥饿，被丛林中的恶疾折磨着的中国远征军战士像一片片伐倒的树林般倒下。仅仅走过孟关几天，杜聿明和廖耀湘就和从印度来的新38师部队取得了联系。熟悉的地名和中国官兵的尸骨，时刻提醒着这位刚烈的将军——此仇不报枉为人。

此战之后，新22师得到了一个新的绰号——“中国虎师”。新22师在孟关之战中，打得最狠，损失也最大。这一战，廖耀湘用义无反顾的进攻精神洗雪了两年前的痛苦与屈辱。

孟关之战的精彩之处，在于迂回。

当双方在孟关外围打成胶着的时候，中日将领都在绞尽脑汁思索对策。对于中国远征军来说，双方打成顶牛，也就意味着无法取得较大战果，胡康之战有陷入持久战的可能，这不是中国远征军所想要的，也不是史迪威所想要的。中国远征军希望找到一个可以给日军以致命性打击的机会。对于日军来说，中国军队每天都有进展，而且进展速度超过自己所期，也必须寻找一个机会，一举扭转战局。不愧都是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双方高级将领的目光同时投向了孟关侧面的丛林地带。

2月底，日军第18师团，调动刚刚补充完毕的精锐第55联队（第一大队不含），令其穿越孟关侧面的丛林，绕到远征军进攻部队的身后，力争在炮兵的掩护下打出一记侧钩拳，瓦解远征军的攻势。

无独有偶，同样时间段，中国远征军调动部队，穿越孟关侧面丛林，意图绕到日军后方发动攻势。这一次，史迪威没有表示反对，相反，这位善于观察的将军还把手中仅有的美军“梅支队”投入一线作战，随同中国军队发动对日军背后的袭击。

同样富有眼光的中日两国将领没有想到，对方也在采取同样的战术。3月1日，双方的迂回部队在丛林中猝然相遇，带着同样的惊讶开始了战斗。

这次遭遇战很像解放战争中的潘塘之战。

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黄百韬的第7兵团被解放军团团围困在碾庄。为了救援黄百韬，杜聿明率领两个兵团东进救援，与赶来阻击的解放军展开了激战。混战中，双方同时选择了向对方背后迂回的招数，两军的夜袭部队在无名小镇潘塘遭遇。本来以为对方是小股游击部队，双方在最初都不想改变各自的原定计划，只想把这支“游击队”吓跑了事。然而，遭遇的交火很快蔓延开来，双方都发现对方毫无退却的意思，而且队伍长得不像话。

潘塘之战就此展开。电视连续剧《亮剑》中，李云龙和楚云飞那次两败俱伤的生死之战，背景就是这一段历史。

潘塘之战最后打成了一个胶着的局面，双方均宣布自己取胜，但是都没有达成作战目标。

史迪威、孙立人、廖耀湘在缅北前线。

孟关之战并没有打成胶着，因为中国远征军比日军多了一张王牌。在印度兰姆伽训练的远征军战车部队终于在此战投入战斗。这次奇袭孟关的远征军部队，打先锋的就是布朗上校和赵振华上校共同指挥的远征军战车第一营。

这是一个装备M3A3斯图亚特式坦克的中美混合战车部队，M3A3坦克可以压倒所有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现役坦克。而且远征军还派出了L3联络飞机在空中协调坦克部队的进攻，装甲推土机在地面为坦克在丛林中开路。这个阵容，可比日军阔气多了。

日军第18师团是一个山地战师团，虽然炮兵力量得到最大的加强，但只有师团部直属一支主力为九五式、九七式轻型坦克的装甲部队。这次出击的日军主力第55联队参战的第二、第三大队，完全是一支步兵部队。

尽管如此，开始的战斗对中国军队并不有利。日军由于侦察更为出色，他们首先发现了远征军部队的行踪。震惊于中国军队兵力强大之余的日军第55联队，将炮兵和步兵摆开了一个埋伏的阵容。中国远征军的部队一头撞入了日军的伏击圈。M3A3式坦克虽然可以击败任何日军战车，但在日军装备的一式75毫米反战车炮面前并非无敌，一开战就被日军打掉两辆，均翻覆入一边的河中，乘员非死即伤。

不过中国装甲部队的战士堪称训练有素，在混战中很快冷静下来。他们几乎都是第一次参加真实的战车作战，但是充分表现出了中国战士坚韧顽强的特点。在布朗上校的指挥下，战车第一营的部队摆开了一个标准的防御阵容，并通过电台呼唤伴随的新22师步兵向自己靠拢。战车和步兵共同构成的防御阵容，浑如一个钢铁的刺猬。

日军几乎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对这个铁刺猬的突袭，却在密集的弹雨面前吃了大亏，一千余人的第二、第三两大队几乎全军覆没，连两个大队长都送掉了性命。日本陆军依靠刺刀去拼坦克这种蛮干的做法，在此显示了恶果。

对于中国战车部队在缅北反攻中的首次战斗，中国方面的记录很多，有的坦克手回忆战斗打响时还以为是在演习，直到战斗结束，看到履带上沾满的日军血肉，才明白自己真的和日军打了一仗。

日军的记录，则以井上咸大尉的回忆文章最为真实准确。他在《孟关平原的突袭——冈田大队长的战死》（发表于《丸》杂志1988年别册第10号）一文中详述了第三大队这一战的经过：

孟关这一面的地形，是茅草覆盖的开阔地，附近的河水已经干涸，土地质地松软，易于挖掘战壕。面对发现敌军装甲部队伴随的突击军团，大队长试图组织一次正面伏击作战。

冈田大队担任迂回作战中的右地区队，出发前曾在参谋的直接指导下进行过艰苦的步兵—炮兵协同演练，可以熟练地进行炮火掩护下的突袭。大队长选择的设伏地区在干涸的坦盖河河畔，那里简易公路穿过一片茂密的竹林横越河川。在道路附近，可以看到满是赤锈的炮车和卡车残骸，星星点点，那是两年前，遭到日军追击的中英军败退时丢下的装备。

连续几次被敌人追着屁股打，终于可以对敌设伏，主动出击，部队的求战情绪高涨。战斗在3月1日黄昏打响，随着敌军出现的报告，山炮部队开始猛烈开火，两翼各中队的官兵组成一条横线，跃出战壕向中国军发起冲锋，大队总部也不例外。

战斗中被击毙的日军。战斗记录这名日军狙击兵试图跳河逃跑，他几乎成功了，但中国士兵的子弹追上了他。

意料不到的是遭到袭击的中国军队毫不慌乱，就地开始用火炮还击。刚刚冲出数步，我们周围已经接连落下了多枚炮弹，其中一发正在我身边爆炸。就在我身后几步的冈田大队长，“啊”地一声大叫，仰天倒下。硝烟中，我还记得看到有一个只有一条腿的军官在疯狂地蹦跳。事后，我发现这是炮兵派来协同的联络官天野中尉。

在和敌军短兵相接的状况下，作为副官，如果大队长被敌人抢去……我的脑子中只有这一个意识，几乎是本能地扛起满是鲜血的大队长开始向后奔跑，一跑就是几百米。冈田大队长是个大个子，那种背负的感觉今天提起来，还能感到当时肩头仿佛被烧伤一样的痛。

冈田大队长在后送中死亡。

这时，大队部遭到敌军集中射击，高级军医官大石少佐负致命伤，随即死亡。大久保辅助军医官、我、突击尖刀中队指挥官岛田中尉等均负伤，一时整个第三大队失去了指挥，没有负伤的军官几乎没有。冲出阵地的部队全靠军曹一级进行指挥，整个突袭陷入失败。

这次突击前的夜晚，冈田大队长的勤务兵完成到东京送阵亡官兵的骨灰任务，带着家书返回部队。那天夜里，冈田大队长和新婚不久的大石军医在蜡烛下读家信的情景，我至今无法忘记。

我所负的伤幸好不重，当时我左手握着军刀向前冲锋，一块迫击炮炮弹弹片击中刀锷又反弹击中腿部，形成一个盲贯。深夜，整个战线都崩溃了，部队开始向出发阵地奔跑退却。敌军打出的炮弹密集如雨，红色和黄色的曳光弹远远看去仿佛烟花大会。

敌军发射的迫击炮弹，间杂使用瞬发引信和延时引信，后者可以钻进战壕内部爆炸。日军无论躲在壕沟里，还是冲出来突袭，都难以避开它的杀伤，在反击中，第二大队管尾大队长也战死了。

两个大队长的战死严重伤害了士气，第三大队的官兵丧失了斗志，开始纷纷自行脱离战场，继任的代理大队长木村大尉拼命收容，才将部队稳定下来。

孟关平原的会战，尽管师团对迂回作战赋予很大希望，仍然以失败而告终。主要失败的原因，是没有想到敌军强大的装甲部队会越过丛林来发动攻势，而且其火力之强大超出预料，我军全力突袭依然无法完成任务。这一战失败以后，中国军队暂时消失了踪影，当他们再次出现时，却是在师团的后方基地瓦鲁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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