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的军事与政事 小站练兵的风波

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事业的起点。虽然说,袁世凯在朝鲜已经崭露头角,显示出他居于乱世的才华。但如果没有小站练兵,袁世凯以后能混成什么模样,还真不好说。尽管他是个贵公子,世家子弟。但像他这个档次的世家子弟,晚清有的是。混成富家儿,不是问题,混个不大不小的官做做,也容易。要想做出后来那么大事来,似乎不大可能。小站练兵,不仅练出了一支他的军人班底,而且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北洋系。这个北洋系,不止有晚清到民国之间最现代化、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一系列新式军事教育体系,还有当时最优秀的文武人才,以及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

小站练兵,也是中国陆军现代化的开始。虽然说,自打淮军起,中国军队就开始使用洋枪洋炮,用洋操训练,立正、稍息、向右看齐都是英语。但是,用一个刻毒的日本人的话来说,淮军的现代化,只是教会了士兵扣扳机而已。实情也确实差不多,中国的陆军士兵,也就是学会了扣扳机,放枪。甲午战争,陆军从平壤跟日军战到山海关,每战都拼命放枪,子弹消耗了不少,但却没打死几个日本人。中国陆军正经八百能打一打了,还就是经过小站练兵之后。当然,真正打得像个样子,还是得等到这支北洋军的班底,经过十几年内战,练出来以后的事。可是当初,袁世凯小站练兵,尽管作为甲午战争后的救急措施,还是历经坎坷,命运多舛。

小站练兵,严格地说,不是起于袁世凯。发起这事的是李鸿章的幕僚,甲午战争办粮台(后勤)的胡燏棻,练新军这事,是在甲午战争紧急关头,作为甲午战争中的应急措施被推出的。意思是,赶紧练出比淮军更洋一点的兵,没准可以救急。可惜,这位翰林出身的胡老爷,说说容易,真格的操练起来,未免玩不转。跟李鸿章的老朋友,作为总教练的德国人汉纳根,怎么也弄不明白,刚开了头,就弄不下去了。于是,第二年,在《马关条约》签了之后,这差事,连同刚练了几天洋操的十营定武军,就落到了袁世凯手上。这事,居然就是胡燏棻本人大力举荐的,也许,胡大人急于甩掉这烫手的山芋,自己已经觅了修铁路的好差事。

客观地说,当时的清朝,袁世凯无疑是最明白、也最有用的人。这支新军落到他手里,的确很有起色,从定武军,摇身一变,成了新建陆军。人也多了,枪也多了,步、马、炮队七千人马。一色普鲁士陆军军服,整齐,精神,很是扎眼,唯一麻烦的是脑袋后面的辫子,要塞进帽子里,害得人人帽子都鼓个大包。新建陆军定了严格的军纪,特别高的军饷(士兵每月四两五钱银子)。当然,招兵的尺度,也特别严。年龄,二十到二十五岁,身高四尺八寸,力气要能平托一百斤,走路要一小时走二十里。还不能有任何恶习,连吸食洋烟都不行。所有的士兵,都是老实巴交的乡农,由当地乡绅和乡老具保,城里人和过去当过兵的兵油子,一律挡驾。每日里,袁世凯亲自跟着摸爬滚打,立正稍息,举枪射击。更为难得的是,袁世凯一改淮军现代化练兵不练官的旧做派,成立了随营军官学校,狠抓军官的训练。后来,还由此发展成北洋系成系统的军事学校。可是,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御史的弹章到了。1896年5月,河南道监察御史胡景桂,上奏弹劾袁世凯,说他小站练兵,有五大罪状。其一,不该用洋人服制,“改我朝服色”;其二,克扣军饷;其三,对北洋大臣王文韶无礼;其四,建造营房,强占民田;其五,擅自杀了一个买菜的农民。

说实在的,这样的弹劾,除了杀菜农还算回事,其他的所谓“罪状”,实在是无事生非,没事找事。小站练兵,在那个时候,用的还是旧营房,抢占民田,根本谈不上。再说,练新军,要的就是穿洋军服,用洋人军队的编制,否则叫什么建陆军。至于克扣军饷,这罪名扣在清朝任何一支军队头上,都没错,唯独不能扣在袁世凯头上。袁世凯练兵,首先着意克服的就是旧军吃空额,克扣军饷的积习。开始的时候,每逢发饷,他都亲自到场点验。士兵的饷银,一部分要扣下来,派官员会同地方官,限定时间,直接发给其家属,免得士兵乱花掉。其清廉干练,让外国军人看了都竖大拇指的。

购枪舞弊

法事行成之后,各省筹备海防不遗余力。有山西候补知府董某具禀醇邸,称有俄商密尔司处买办陈怡恭由俄购到新式必波地火枪三千杆、铅子三百万颗,自甘照本出售,以明报效之忱,并具甘结,内开每杆价银九两、铅子每颗二分,云云。醇邸见禀中言词肫挚,遂委前曾出洋之蔡别驾察验样枪,以定去取。嗣据别驾复称:此枪灵捷可用,价亦甚廉。乃发给委札护照,饬赴申迎提。嗣接出使日本徐星使来文言:横滨领事官咨称,据美商米利敦言,有俄商密尔司偕华人陈怡恭持神机营执照来此购办洋枪,但此枪已经糟朽,且须修理,其价每杆不过值洋五六元。醇邸知受奸商诳,因急发电止之,勿与交易。一面饬传董陈二人到京候讯,以凭核办。夫军械何事也,乃罔上行私至于如此,诛之不胜诛矣。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异类之无良,不足责,其如汉奸何?

清朝的规矩,凡有弹章,就得派员彻查,除非皇帝特意照顾。显然,即使有了甲午之败,西太后对于跟洋务沾边的事,还是习惯多盯着点。于是,西太后的亲信、袁世凯的顶头上司荣禄和一个滑头官僚陈夔龙,被派到天津查案来了。查的结果,据陈夔龙后来回忆,还是查出点东西了的,但是被荣禄压住不让如实汇报。这种说法,显然不真实,因为,鼎革之后,陈变成了遗老,对袁世凯很有看法。这样说,有成见的因素。而据荣禄的奏报,御史所奏,除了穿洋服,一件都落不到实处。连所谓擅杀菜农,都子虚乌有(这事,到现在也是个谜,不知道袁部士兵或者军官真的干过这事,后来拿钱摆平了呢,还是压根就没这事),因为,当地地方官那里,根本没人报案。而穿洋军装这事,原本就是新建陆军的应有之意,朝廷知道的。荣禄在奏折里,把袁世凯着实夸了一通,说他血性耐劳,勇于任事,督练洋操,选拔精锐,尚能不遗余力,于将领中实为不可多得之员。

风波平息了,袁世凯得以继续练他的兵。但事情本身说明,即使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国人要想办点改革的事,即使没有碰到根本制度,也是那么的难,总有人说三道四(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一直处于被人品头论足的境地,弹章屡上)。反过来,对于什么事都不做的太平官,大家都能容忍,一任他们无灾无害到公卿。只是,这样的官儿,在历史上什么痕迹也留不下。一个胡燏棻,如果不是小站练兵,有谁会知道他呢?小站练兵如果没有练出名堂,充其量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泡沫,更不会让胡燏棻跟着出名。看来,你可以说是袁世凯因胡燏棻出了名,也可以说是胡燏棻沾了袁世凯的光。所以,能够有作为的官员,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否有作为,关键看他图的是什么。单就小站风波而论,一向为史家诟病的荣禄,看来不那么简单。没错,此人是个不想冒险的太平官儿,但不见得就没有见识。显然,不能因为他戊戌变法时站在西太后一边,就一定是个食古不化的顽固派。戊戌政变当口,李鸿章通过他,保下了变法的核心人物徐致靖。后来西太后犯混支持义和团胡闹,荣禄虽然没有出面反对,但也暗中做了些抵制性的工作。至少,在当时的满员中,还算是一个难得的明白人。只是,这个明白人,大权在握,除了顺势成全过袁世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却不敢冒险出头,做中流砥柱,不能支持维新,但至少应该挡一挡后来顽固派的疯狂倒车。如果他能出面,西太后的错误也许犯得不会那么大。当然,后世对他的评价,也会很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