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战俘好久都没有露面，在外面等待的战斗小组十分焦灼，有人认为他不是重返日军阵营，就是被洞里的人给杀了。

结果出乎意料，小战俘一共领了九个日本兵走出岩洞，向美军举手投降。

陆战一师师部的警卫营长汉金斯上校特别喜欢这名小战俘，专门把他要到自己身边，平时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两个人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几天后，汉金斯不幸死于日军狙击手的枪下。小战俘哭得稀里哗啦，坚持要求由他来为汉金斯挖掘坟墓。

在“血鼻岭”，这样的佳话毕竟少之又少，更多的时候，喊话和发传单一样，得到的都是石头一样的沉默，岩洞里的日本兵甚至不愿意射击，以免暴露他们的位置。

不一巴掌全部拍死，中川和他的部众就绝不会善罢甘休。一个洞一个洞地继续打下去，成了陆战七团的唯一选择。

峡谷一段是“血鼻岭”最崎岖、最险要的位置，攻击难度非常之大，当美军好不容易获得一个重要的立足点时，却常常发现自己已经是死伤枕藉，连防守都成了问题，结果又不得不马上退回，补充兵力后第二天重新来过。

到了这个时候，作战地图上的战线分布已没法进行精确划分，因为敌我双方的阵地进入了胶着状态，随时都在发生变化。美军在战场上也根本没有一条连贯的攻击线，七团的每个连甚至每个排，都在朝四面八方进攻，相互之间存在着不小的缺口。当后方有人要求到前线去时，前线指挥官只能告诉他去往哪个点，或是去往这位指挥官知道还有部下的地方。

七团的伤亡数字开始快速接近一团，终于，五团也接到命令：“好了，小伙子们，准备领取口粮和弹药，我们要去增援山里的陆战七团了。”

五团入山增援之后，仍未能完全缓解七团的兵员危机。陆战一师把所有能用的人员都调了上来，连师部警卫营的兵也抽尽了。

师部的战斗兵抽完之后，便抽非战斗兵，文书、炊事兵、通信兵、驾驶兵都上了一线。这些人上了战场后照样一个顶一个用，一名战地新闻记者端着机枪独当一面，因此还负了伤，另一名炊事兵更是神勇，居然获得了一枚普通战斗兵梦寐以求的银星勋章。

士兵在一线成了稀缺资源，陆战七团的军官们想尽一切办法为自己的部队补充兵员。

后方人员中有一些人喜欢在战斗间歇来到步兵连，到处闲逛，搜罗能带走的日军装备，前线步兵称他们为“纪念品猎手”。与莱基所说的“战利品狂人”不同，步兵最讨厌这种“纪念品猎手”，因为在他们看来，“战利品狂人”是一道出生入死、刀口舔血的战友，收集战利品理所应当。后方人员算什么？他们流过血，挨过子弹没有？居然也顶着陆战队员的帽子，拿着战利品到外面夸耀，要点儿脸不？

可是突然间，陆战七团对“纪念品猎手”大开绿灯：想不想到前线去捡点儿好东西？去吧，我们保护你。

一去之后，“纪念品猎手”就被扣留下来，当补充兵用。在这方面做得最起劲的是七团兵器连连长布克里少校，这位少校只要发现在他的“领地”里有“纪念品猎手”，便如同走在街上捡到了钞票——“纪念品猎手”并不难认出，因为他们的外表和步兵差异很大，典型的步兵一定是胡子拉碴，眼睛血红，而“纪念品猎手”则是整洁，干净，面孔陌生。

你是“纪念品猎手”？好，太好了！不管是护航舰队的船员、海军工程营的工兵，还是机场的地勤人员，也不管事先有没有向原单位请假，一律抓起来，一人发一把枪，然后领到已占领的岩洞担任防守任务。

有人就这样在前线待了一个多星期，以致原单位都以为他失踪了。

奔向前线的后方人员中，并不都是“误入尘网中”的“纪念品猎手”。比如野战仓库的黑人士兵，当一名军官征求他们的意见，问谁自愿为前线效力时，所有人都举起了手。

五团和七团忍受着一团曾经忍受过的一切。10月3日，两团联合发起攻势，七团进攻峡谷北面和东面的几座目标山头，五团进攻南面的五姐妹山。

五姐妹山，顾名思义，就是由五个陡峭小山包组成的山头。它是当时美军在“血鼻岭”遇到的最为恐怖的一处地形，山头上全是绝壁和断崖，几乎没有可以攀爬的支点。五团在五姐妹山陷入了苦战，伤亡已成为一个时间问题，似乎任何人早晚都无法逃脱这条常规。

伤员必须转运，由于山路崎岖，地势陡峭，需要四个人才能将一副担架抬下来。K连的每个人差不多每天都要轮流当一次担架员，作为迫击炮手的斯莱奇也不例外。

这不仅是一个能把人的腰累断的苦差事，还包含着极大的风险。具备超一流水准的日军狙击手会尽可能快地向担架员射击，于是担架员也变成了伤员或者死者。

恐惧和疲劳让担架员们的心脏怦怦直跳，一把伤员送出险境，众人就会立刻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

不丢下任何一个伤员和同伴，无论付出多大代价，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始终坚持的信条。战争结束后，斯莱奇曾在回家路上碰到一个步321团的机枪手，这名机枪手跟他握手并表示感谢。经过询问才知道，这名士兵曾在“血鼻岭”被日军炮火击中，他的陆军同伴抛弃了他，是陆战队员冒着生命危险摸上来，将他运到了安全地带。从此他便发誓，只要见到陆战一师的任何一个老兵，他都要予以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