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任何一位当代人欲写作20世纪历史，都与他或她处理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不同。不为别的，单单就因为我们身在其中，自然不可能像研究过去的时期一般，可以（而且必须）由外向内观察，经由该时期的二手（甚至三手）资料，或依后代的史家撰述为凭。作为本书作者，本人一生的经历，恰与本书讨论的大部分时期重叠。其中多数时候，从青少年岁月开始，一直迄今，我对公共事务均极敏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以一个当代人的身分，而非以学者角色，聚积了个人对世事的观感与偏见。也正是因为这种缘故，这一辈子作为学史之人的学术生涯之中，多数时间，我始终避免将亲身所处的从1914年以来的时代当作研究题目。不过我倒不回避以其他身份，对这个时代发表见解。“本人的研究专期”——借用史学界的术语来说——乃是19世纪。但在此刻，我却觉得已经可以从某种历史角度，对1914年以来到苏维埃年代结束之间的“短促二十世纪”（ShortTwentieth Century），进行一番观察。有关这段时期的学术文献及档案史料，历来已经在人数同样盛大的本世纪历史学者努力之下堆积如山。但是作者对这个时期的认识，除了极少处偶尔引用之外，却不是根据这些纸上来源。

关于目前这个世纪的史料如此浩瀚，绝非任何一己之力所可窥其全貌，甚至仅限一种语言也不可能。我们对这段史实熟悉的程度，绝对不可能如同——比方说——研究古典文物制度或古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的史学家们，对那漫长年月里写下的片纸只字，以及一切有关那漫长年月的著作论述所认识得那般深厚。然而即使有此作为借口，本人对这个时代的认识，若以当代史学界的博学功力判断，也实在有失零星片断。我所能做的最大努力，只有向那些特别尖锐、最有争议的题目之中深入挖掘——比方冷战史实或30年代历史——以满足我自己的要求为止；也就是说本书所陈列的观点，都能在专家研究的明察秋毫之下站得住脚。当然，我的企图不可能完全成功。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一定暴露了我的无知，以及某些具有争议的论点。

因此，本书的立足基点，看起来自然有几分奇特不平衡。它的资料来源，除了多年来广泛芜杂的多方阅读之外，并有本人在“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执教时，在研究生课堂上讲授20世纪史所必须涉猎的各种著作。除此，我也以一个亲身经历“短促二十世纪”者的身份，累积了许多个人对当代的知识、回忆及意见，亦即扮演社会人种学家所谓的“参与性观察者”的角色，或者索性归之于一名周游过许多国家、并且随时张大眼睛四下观看的旅行者身份，也就是我的祖先称之为“好管闲事之人”吧。这一类经验的历史价值，其可贵并不在我身历其境、亲临重大的历史现场；也不在于我知晓、甚或亲眼见过创造历史的大人物或政治家。事实上，根据本人偶尔在这一国或那一国（主要以拉丁美洲为主）扮演新闻工作者四下打听的经验发现，与总统或决策人士进行交谈，往往无甚收获。原因很简单，这些人物多是为公开记录发言。真正能带来启示光亮者，是那些可以、或愿意自在谈话，并最好对国家大事没有负担责任之人。不过，能够亲自认识人、地、物，虽然难免有主观误导之嫌，却也使人获益匪浅。也许单单是30年的光阴过去，亲眼看见同一个城市今昔之比——不论是西班牙的瓦伦西亚（Valencia）或西西里的巴勒莫（Palermo）——就足以使人惊觉本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之中，社会变迁之迅速与巨大。又或许是几句多年前的对话，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却深藏在记忆之中，以备将来不时之需所用。如果作为一名史家，能够将这个世纪整理出一点意义，多半归因于本人时时观察聆听的结果。希望以此所得的一点心得，可以经由本书传送给读者一点信息。

本书写作的来源，当然也少不了我的诸位同事、学生，以及其他在本书写作之际，被我强行打扰的任何一位。在某些方面，欠下的人情自然很多。有关科学的篇章，承蒙我的朋友艾伦·梦凯（Alan Mackay FRS）及约翰·梦达克斯（JohnMaddox）的校正，艾伦不但是一位结晶学的权威，而且更如百科全书般博闻强记。经济发展方面的部分文字，有我在“新学院”的同仁，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兰斯·泰勒（Lance Taylor）亲自校读。更多的地方，则有赖大量阅读论文、聆听讨论，并在“联合国大学世界开发经济研究协会”（World Institute for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 of the UN University，UNU/WIDER）举办的多项总体经济问题研讨会上，仔细竖耳倾听获得的心得。这个位于赫尔辛基（Helsinki）的研究机构，在贾亚瓦德纳博士（Dr．Laljayawardena）的领导之下，已成为国际一大主要研讨重地。整体而言，本人以麦克唐纳·道格拉斯（McDonell Douglas）访问学者的身份，在这家令人仰慕的学术机构停留的那几年夏天中，所获裨益实在匪浅。这个协会以其接近苏联的地理之便，兼以其对苏联最后几年事务的学术关心，让我得到直接感受的良机。对于我所请教的人士的建议，虽然在此并未一一采纳；如在我笔下呈现谬误，也是作者一人之过。从同仁之间的研讨会上，我也受惠良多，学术中人在这类场合会面，主要是为了彼此挖掘知识。但是本人正式或非正式请教过的同仁如此之多，不可能一一在此致谢。甚至从我有幸执教的新学院各国弟子之中，也随带获得了许多真实资料，在此也无法分别列出。不过其中我要特别感谢厄古特（Ferdan Ergut）及朱尔卡（Alex Julca）交呈的学期报告，大大扩展了我对土耳其革命及第三世界移民与社会流动的视野。我也要感谢学生吉塞克（Margarita Giesecke）所作《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党（APRA）及1932年秘鲁真理城（Trujillo）叛乱》的博士论文。

随着时间愈接近现在，20世纪史家的工作愈得求助于两项资料来源：一是报刊，一是统计调查报告。前者包括每天的日报或定期刊物，后者包括由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搜集举办的各项经济及多方调查统计。伦敦的《卫报》（Guardian）、《财经时报》（Financial Times）、以及《纽约时报》（New YorkTimes）自然是我要感谢的三家大报。至于联合国及其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出版的各种刊物，也为我提供了无数宝贵资料，谨在书目中一一敬列。而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League ofNations）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视。虽然在实际活动中它全然失败，但是国联在经济事物调查分析上所做的无价贡献，尤以其首创的堪称为最高峰的《工业化与世界贸易》（Industrializationand World Trade，1945），却值得我深致感谢。上述一切都是着手进行任何有关本世纪经济、社会、文化等变迁的讨论时，不可或缺的参考来源。

本书所叙各项内容，除了明显属于作者个人的判断观点之处，其余便只有恳请读者包涵，完全以信任作为原则了。作者认为，实在没有必要在这样一本书中引经据典，或显露任何卖弄学问之嫌。下笔之际，我尽量将参照引用的地方，局限于实际原文以及各项统计量化数据的原始出处——有时候来源不同，数字亦有差异——偶尔也引用一些出典，以佐证某些可能会令读者觉得不比寻常、意想不到、或不甚熟悉的陈述文字；或作者本人某些具有争议性的看法，也需要一点其他的意见参考。这一类的参考出处，在文中都用括号注明；其篇章全名，则在书末列出。但是这份书目不过是一张书单，仅用以详列本书中直接引述或提及的文字来源，其目的并不在提供一份进一步系统化研读的指南。有关进一步阅读的指南，本书后面另外有一份推荐书单。总而言之，以上所言的参考来源和书中页下附列的注脚，其用意并不相同，后者纯粹是为正文提供解说定义而作。

不过，在此作者依然应该点出某几部特别值得致意，或仰赖尤重的大作，以免原作者误会本人不知感谢。总的来说，我欠两位友人的研究成果尤深：一位是勤于搜集量化数据，孜孜不倦的经济史家贝罗赫（Paul Bairoch）；另一位是曾担任“匈牙利科学院”（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院长的贝伦德（Lvan Berend）。作者之所以有“短促二十世纪”的概念，原始构想即来自这两位友人。至于二次大战后的世界政治通史方面，卡佛柯瑞西（P．Galvocoressi）所著的《1945年以来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Since 1945），为我提供了最翔实可靠，有时却辛辣锋利——此情自可体会——的指南向导。有关二次大战的题目，米瓦德（Alan Milward）的精彩杰作《战争、经济、社会：1939－1945》（War，Economy and Society1939－1945），令我获益尤多。而1945年的经济事务，作者发现魏氏（Herman Van der Wee）所著的《繁荣与变乱：1945- 1980》（Prosperity and Upheaval The World Economy 1945- 1980），以及阿姆斯特朗、格兰、哈里逊（Philip Armstrong，Andrew Glyn，John Harrison）三位合著的《1945年以来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Since 1945）所提供的内容最为有用。此外，毕克（Martin Walker）的《冷战》（Cold War）一书，其分量实际上远比一般书评的评价高得多，值得我们看重。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左派的消长，本人要特别感谢伦敦大学玛丽皇后暨威斯特费德学院（Queen Mary and Westfield College，University of London）的萨松博士（Dr．Donald Sassoon），他慨然将其这方面的未完巨著，借与我先行阅读。苏联方面的历史，我要特别感谢列文（Moshe Lewin）、诺夫（Alec Nove）、戴维斯（R．W．Davies）、费兹派区克（Sheila Fitzpatrick）几位的研究成果；中国方面，要感谢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舒朗（Stuart Sehram）；伊斯兰世界，要感谢拉比达斯（lraLapidus）、凯迪（Nikki Keddie）。书中有关艺术的论点，则得益于威列特（John Willet）论魏玛文化方面的著作（加上他本人的谈话），并要感谢赫斯凯（Francis Haskell）。至于本书第六章得助于格拉佛拉（Lynn Garafola）所著的《佳吉列夫》（Diaghilev），自是明显不过。

我还要特别向以下实际参与本书制作过程的多位人士，表示深深谢忱。首先，是我的两位研究助理：伦敦的贝德福（Joanna Bedford）以及纽约的葛兰德（Lise Grande）两位女士。在此，我要特别强调对葛兰德小姐深致谢意。若无她的杰出表现与无尽付出，本人在学识认知上出现的巨大疏漏，势将永远无法填补；许多半记半忘的事迹及出处，也不可能予以一一查证。我也要特地感谢为我打字誊稿的西尔斯（Ruth Syers）以及马伦尼·霍布斯邦（Marlene Hobsbawm）。后者系以一名对现代世界持极大兴趣，却非学术身份的读者的观点，预读书中篇章。本书的写作，就是以马伦尼这样的读者为对象的。

前面，作者已经表明对新学院诸弟子的无尽谢意，有他们耐心聆听我在台上讲授，种种观念与阐释方能在其中逐渐成形，在此，我将本书敬献给他们。

1993-1994年写于伦敦-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