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诺芬所着《长征记》①叙述了小居鲁士②为了要夺取波斯王位，对他哥哥波斯王阿尔塔译西斯二世进行远征；居鲁士死后，他属下的希腊“万人大军”退军攸克星海；最后他们回到小亚细亚西部的故事。

居鲁士发动这次结局不祥的征战是在纪元前401年。在那以前，他在希腊历史上已经是相当突出的重要人物。纪元前431年到404年间，雅典和斯巴达为争霸而发生的被称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将近结束时，斯巴达人已经同吕底亚和爱奥尼亚的波斯总督、小亚细亚西部波斯军司令官蒂萨弗尼斯结成同盟。蒂萨弗尼斯希望借助斯巴达人的力量恢复对亚细亚海岸原属波斯统辖而现在归属了雅典帝国的希腊城市的统治；而斯巴达人则将得到他的资助以维持其舰队。但蒂萨弗尼斯生性是一个两面派人物，而且他听信了雅典人阿尔西比底斯的话，认为使希腊敌对双方都不得胜，疲于久战、并趋衰竭才对波斯有利。因而不久他便削减、并且最后完全停止了原订对斯巴达人所许诺的金钱支持。当斯巴达人对这种背信行为向当时在位的波斯王大流士二世提出抗议时，大流士委派其次子居鲁士出任吕底亚、大弗里吉亚及卡帕德西亚总督兼全部小亚细亚西部军事司令官。这样一来，实际上居鲁士便顶替了蒂萨弗尼斯，解除了他的军权，只剩下他原来辖区的小部分——爱奥尼亚。

居鲁士于纪元前407年就任了各项要职，当时他年仅十七岁。他秉承大流士意旨，全心全力地支持当时好象时运最为乖厄的斯巴达。在执行这项任务中，他表现精干、热忱而直爽。他所给予斯巴达人的援助无疑是使他们最后战胜雅典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也许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前不久，在纪元前405年，居鲁士奉召离开小亚细亚职位来守候在垂危的父玉床边。由于参与战事，他有机会了解到希腊士兵和希腊战术远优于波斯士兵和波斯战术，并与伯罗奔尼撒军队中好多军官建立了友谊关系。此外，在这场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争于纪元前404年结束时，成千上万的士兵解除了军职。他们别无专长，不愿转入和平行业。这些情况说明何以居鲁士不但愿意，而且能够征集希腊人来进行不久以后他所从事的巨大事业，企图夺取他哥哥阿尔塔泽西斯的王位。

在大流士死后，阿尔塔泽西斯继承了王位（纪元前405年）。他听信了蒂萨弗尼斯的谗言，认为居鲁士阴谋反对他，便把他予以拘捕。居鲁士受辱、怀怨，这便是色诺芬在他的《长征记》中所提供的唯一要长征去夺权的原因。

从其它资料我们得知，居鲁土本来指望大流士会指定他为王位继承人。一来因为他是皇后的宠儿，而更多地是因为他是“皇荫贵生”，即大流士即位后所生，阿尔塔泽西斯则否。事实上，八十年前的泽尔士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而被选定为波斯国王，排除了他的一位兄长。

色诺芬是他在《长征记》中所描述的事件的亲身参加者和目击者。他参加这次长征，“不是作为将官或队长或士兵，”而是应居鲁士帐下一名希腊将军、他的朋友普罗克西努斯的极力邀请。那时节色诺芬大概还不到三十岁

① 《长征记》这一书名的原文词义是由海岸往年陆较高地方的行程，特指着名的由希腊小亚细亚海岸至波斯都城苏萨的行程。实际上此词只适合于色诺芬叙事的前部。——英译者注

② 一般这样称呼以别于波斯帝国创建人居鲁士大帝。——英译者注

光景；虽然他比较年轻，而且是一支伯罗奔尼撒军队中的雅典人①，然而在这场着名的万人大军退师当中，他确实扮演了主要角色。他的描述是直接、爽快、谦详和自然的。

关于《长征记》的编写年代一直有争论。但几乎不容置疑，这部记事着作是根据色诺芬在行军中按事件进行过程所做的详细记载写成的。内在的证据，即表明《长征记》是色诺芬的一部早期作品的文体特征，证实了这个自然的假定：即它的定稿是在这些事件在作者和国人的思想上记忆犹新的时候。另一方面，第五卷里一段个人身世的插叙可能是晚至纪元前370年写的。

还有一点，色诺芬在约于纪元前380年写的《希腊史》中有一段提到居鲁士长征时，他请读者参阅“叙拉古人提米司托格尼斯”所着的关于这次长征的历史。这就显然意味着那时他自己的《长征记》还没有问世。把这些相互矛盾诸点做一番合理的调和，得出如下见解：色诺芬的《长征记》是作者在纪元前394年从亚洲回到希腊后不久，便以差不多接近现在这个形式写成的，但直到约纪元前370年才发表。据认为，很可能是色诺芬想让一部突出表现了他自身的作品推迟到晚年才予以发表。

万人希腊大军从萨尔迪斯进军到巴比伦门户，再由此回师到攸克星海的希腊沿岸，这是历史上一件极为重大的事件。轻而易举地击败比他们多好几倍的波斯军，尽管阿尔塔泽西斯极力阻截，他们仍得以安全回师。这向所有的人表明，这个炫赫一时、颇为人所畏惧的波斯大帝国是全然软弱无力的。

希腊政治家和军事要员很快便得到启发。正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说①：“这位年轻的学者、哲学家[色诺芬]，在所有的首领于谈判中被背信弃义地杀害之后，率领这支陆上万人大军穿过广阔王土心脏地带，安全地从巴比伦回到希腊。此事震惊了世界，并鼓舞了后来希腊人入侵波斯王土。正如以后塞萨利人约森所拟议，斯巴达的阿基西罗斯所企图的，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完成的大业，所有这些都是在这位年轻学者的行动感召下进行的。”

一方面万人大军的长征向希腊人显示了波斯的软弱，而色诺芬对此举的叙述却向我们极为清楚地显示了这些追名逐利的希腊雇佣军的优良品质——他们勇敢而坚忍，虔诚而仁爱，自主而理智。作为不畏艰险的真正军人，他们仍然是酷爱自由的希腊人。对他们只能得其同意而治之，在共同关心的事业上必须听取他们的意见，共同协商。他们被名符其实地称为“行进的民主”，“游动的共和”，“深思熟虑而行动；一面战斗，一面表决；一幅行动在亚细亚中央的雅典缩影。”其“雇佣”军且是这样的人物，即此便足以说明这个民族的力量、性格和脾性。

《长征记》之所以可贵还在于它提供了希腊人的战争艺术知识，对军事科学做出了切实贡献。色诺芬是，或者可以说在退军过程中成为一名非常有才干的战略家和战术家。对每一个问题都以学者和思想家的精神进行探讨，而后把他的深思熟虑的决断体现为兵法。永远足智多谋，以新的战术应付新的情况，从来不落于常规的羁绊。他的独创和发明的天才对后来希腊兵法影响深远。这种影响一直传留到现代。一位现代军事科学研究者①写道：“在亚

① 居鲁士以前的交往联合只限于伯罗奔尼撒人。——英译者注

① 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英国哲学家。这段话见其所着（TheAdvancemcntofLearnIng）（《崇学论》）IvII30。——译者

① 西奥多·阿·道奇上校所着《亚历山大》第101面以下。——英译者注

历山大以前，对我们最有教益的军人毫无疑问地是色诺芬……。是他向世人指出退师的战术应该是怎样的，怎样指挥一支后卫部队。《长征记》所给予我们的战术独创性胜过若干部其它任何书籍……。经过了二十三个世纪，还没有比《长征记》更好的军事教程。”

最后，色诺芬对史实的叙述简洁而典雅，引人而生动，使它在旅游、探奇记叙说部当中占有极高的地位。泰恩②在谈到《长征记》时甚至说，“其文体风格之美妙赛过其故事情节之动人。”的确，色诺芬作为文人的盛名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赖于《长征记》这部书的。

② 泰恩（HIppolyteAdolpheTaIIIe）：法国文艺评论家和史学家（1828—1893）——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