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色诺芬，雅典人，生于埃尔希亚（ErchIa）村社的一个富裕之家，父亲名叫格里卢斯（Gryllus）。关于他的生卒年代，现无当时确切记载。

据他本人在《长征记》中屡次自称年轻的情况来看，公元前401年时他约三十岁，故其生年约在公元前430年左右。他所着《雅典的收入》一文，约写于公元前355年至354年间，故其卒年当在公元前354年或以后，而不能更早。斯特拉波（St-rabo）在《地理学》（Ⅸ，2，7）中写到德琉姆（DelInm）地方时，曾顺便说到雅典人在这里打过一仗（公元前424年，对方是底比斯人），色诺芬于战争中落马堕地，幸赖苏格拉底之救，得以不死。有人据此推算，色诺芬约生于公元前444年，因为他既参加德琉姆战役，当时年龄当不低于二十岁。可是色诺芬本人未曾说这件事。狄奥根尼·拉尔修（DIogenesLaertIus）在《着名哲人传》（Ⅱ，48）中谈到了苏格拉底与色诺芬之间的一点早年轶事，但也未说到这件事。斯特拉波所记传闻，在年代上与色诺芬自己的说法出入甚大（如按斯特拉波说，色诺芬参加“长征”时已四十余岁），因此学者们大都已不信此说。

色诺芬早年曾受教于苏格拉底，可能曾在雅典骑兵部队服役。公元前401—400年，他参加本书所说的“长征”。公元前399 年，色诺芬离开这一支希腊雇佣军队伍。同年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在雅典被判处死刑。随后雅典也宣布了对色诺芬的放逐令。其理由大概是，色诺芬投靠过小居鲁士，而小居鲁士正是支持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打败了雅典的人。公元前396年，斯巴达王阿格西劳（AgesIlaus）在小亚细亚对波斯作战，色诺芬投身于阿格西劳幕下。公元前394年，色诺芬随阿格西劳回到希腊，在斯巴达与其妻子和两个儿子相会。斯巴达政府在奥林披亚附近的斯奇卢斯（ScIllus）地方给了色诺芬一所房屋和一项地产。他自己也以在雇佣军中的积蓄买了一些地产。斯巴达人还把一些战俘送给他作奴隶。色诺芬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余年，日以着书、狩猎、宴享朋友为事（见狄奥根尼。拉尔修，Ⅱ，52—53）。公元前371年，伊利斯人从斯巴达手中夺回了斯奇卢斯。色诺芬父子逃往科林斯。公元前369年，雅典转而支持斯巴达。色诺芬将两个儿子送回雅典，在雅典骑兵中服役。大约同时，雅典也废除了对色诺芬的放逐令。色诺芬可能不时回雅典去看一看，但一直在科林斯终老。

色诺芬是古代希腊的多产作家之一，着述内容涉及的方面亦广。除本书以外，他的着作主要有《希腊史》（写公元前411年至362年希腊历史，具有偏袒斯巴达的明显倾向）、《师门回忆录》、《苏格拉底的辩护》（记苏格拉底的言行，实多色诺芬的拟作）、《拉西第梦的政制》、《阿格西劳传》（多有对斯巴达制度和阿格西劳的隘美之辞）、《居鲁士的教育》（假托对波斯开国君主居鲁士所受的教育和他的作为的描述，阐发自己的以斯巴达制度为模型的理想）、《经济论》、《雅典的收入》（表述色诺芬的经济和财政方面的思想和主张）等等。

在色诺芬的着作中，《长征记》是名声最高、影响最大的一种。色诺芬以卓越的文才，在这部书里缕述亲身经历的事情，自然引人人胜。尤其重要的是，色诺芬在书中以事实揭示了波斯帝国的腐朽性，对以后马其顿、希腊人的东侵起了巨大的启发和鼓舞的作用。马其顿亚历山大在东侵过程中，在与波斯王大流士三世在伊苏斯会战的前夕，对部下作动员，其中就谈到了色诺芬和万人雇佣军的远征，以此提高部下官兵的士气（见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Ⅱ，7，8）。色诺芬的这部着作对不久以后的历史竟然起了这样重大的作用，人们对于此书的普遍重视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色诺芬的这一部书常被人们用来作为西方优于东方的偏见的“根据”。关于这一点，看来有必要作一些分析和说明。

色诺芬在本书中的确用了许多事例说明波斯帝国的软弱，而且还说小居鲁士就说过希腊人多么勇敢而波斯人又多么可怜（见本书卷一，Ⅶ）。小居鲁士是否真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无法确证。不过，色诺芬本人还保有希腊人做视“野蛮人”的传统思想情绪，这倒是不言而喻的。应该指出的是，波斯帝国的软弱，具体表现在帝国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广大人民的离心这两个基本方面。波斯人民不愿为波斯国王效死，表现出帝国的软弱，而非反映人民的软弱。例如，希腊雇佣军在经过卡杜客亚人地区的时候就遇到了极大的打击，色诺芬本人曾说，在卡杜客亚人土地上行军七无所受的苦，比受波斯国王和蒂萨弗尼斯的苦加在一起还多（见本书卷四，Ⅲ，2）。他们在行经亚美尼亚地区的时候，也遇到了极其英勇的抵抗（见本书卷四，Ⅶ，13）。所以，腐朽软弱的只是波斯帝国，而非波斯帝国内的广大的各族东方人民。而且，就波斯帝国的统治阶级来说，他们也并非从一开始就生性是腐朽无能的。色诺芬本人在《居鲁士的教育》（Ⅷ，8）中就明确承认，波斯统治者是在居鲁士以后逐渐腐化没落下来的。我们对于波斯帝国的腐朽无能应有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和认识。一切因波斯帝国腐朽而蔑视东方人民的见解，都是没有根据的民族偏见，都是不能接受的。

色诺芬在本书中以不少事例说明了希腊人的爱好自由的传统，同时也大体上记载了这一支雇佣军其他方面的种种表现。有些学者片面夸张希腊雇佣军的优点，说他们表现了希腊民族的性格等等（见本书英译本序言，又格罗特：《希腊史》，人人丛书本，第九卷，第252页等）。这就难以符合历史的基本事实。对于这一万左右的希腊人来说，什么是他们的基本的历史事实呢？很简单，他们首先是雇佣军，必然具备雇佣军的基本性格。他们千里营营，为利而来，有什么仁爱可言？有多少理性可说？他们随小居鲁士进军的途中就开始抢劫，在撤退中更是一路以抢劫人民为生。这样事例很多，色诺芬记载时丝毫不以为耻，也没有什么隐讳。色诺芬本人就认为，雇佣军靠从市场购买给养是难以为继的，主要要靠掠夺（见本书卷三，Ⅱ，21），还认为要保持力量，有力量便有机会夺取弱者所有（见本书卷五，Ⅵ，32）。谁都知道，这些都是雇佣军的基本习性，色诺芬也就不以为异、不以为耻了。

至于希腊民族性格，这在雇佣军的身上倒是很难说了。这支队伍是由几个希腊人拿了小居鲁士的钱去招募起来的，它的开始组成就与希腊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终于跟小居鲁士去打波斯国王，也没有想到过什么希腊利益，而只是因为雇主给他们加了饷并给了更多的许诺。小居鲁士死后，波斯国王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他们中有人已想转而受雇于波斯国王，只是他考虑到放下武器有生命危险，才没有这样做。他们抗拒波斯国王，不是为了维持什么希腊人的自由或民族气节，更不是为了对小居鲁士的忠贞，而是出于自己切身利害的考虑。色诺芬在雇佣军将领被波斯人诱杀以后对同伴们作了一次鼓励性的讲话。他说，希腊人的祖先打败了波斯的入侵，保卫了希腊的自由，现在要继承祖先的传统。他又说，雇佣军已经显示过自己的勇气，不过那是为了帮小居鲁士争夺王位；而现在是为了大家自身的生存，所以更应该拿出勇气来了（见本书卷三，Ⅱ）。他的话的确很能说明问题：过去的希腊人抵抗波斯，是为了保卫希腊的自由和城邦的自主；而现在这一班雇佣军所保卫的只是他们的自身。须知构成雇佣军的都是从希腊各城邦中游离出来的分子。他们在自己的母邦已经失去了一切权利，相应地对母邦也不再尽任何义务。他们是衰朽中的希腊城邦母亲所遗弃的孤儿，投奔谁呢？只好“有奶便是娘”

了。我们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色诺芬对小居鲁士高度赞美之辞，他甚至说小居鲁士比任何希腊人和非希腊人都受到了更多的人的爱戴（见本书卷一，Ⅸ）。可是，正是这个小居鲁士，他支持斯已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打败了色诺芬的母邦雅典，几乎使雅典陷于灭亡之灾。对于这一点，色诺芬似乎全都遗忘了，而所难忘的却是小居鲁士的有劳必报的豁然大度。这也可以说是雇佣军的性格在色诺芬身上的一点体现。我们还不能忘记，在以后亚历山大东侵的时候，也曾有希腊雇佣军站在波斯方面对马其顿希腊人进行坚决的抵抗（见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I，16）。因此，我们也可以说，雇佣军的一个基本性格就是缺乏民族性格。希腊雇佣军既已成雇佣军，其缺乏民族性格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在这里，我们对于希腊雇佣军的一切缺点同样要作阶级和历史的分析，认识那都是希腊城邦矛盾发展的产物。如果把希腊雇佣军的一切缺点都简单地归之于希腊民族性格，那将同样是一种不可取的民族偏见。

刘家和

198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