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在整个公元12世纪，欧洲人在探索知识方面的活力和勇气又重新迸发了，人们萌生了向早期希腊人学习进行科学的研究和理性的探索的想法，同时又打算像意大利人卢克莱修一样继续沉思。引起这种理性的复兴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比如，对私斗的管制，十字军东征结束后人们获得了较为安宁和舒适的生活，十字军多次远征对欧洲人思想的刺激等，都是促成这次复兴的极为重要的前提因素。而且这一时期，欧洲各地商业贸易越来越繁荣，城市又恢复到以前那种闲适、安逸的状态，教会中的教育水准也在提高，而且这种教育还惠及普通民众。

到了公元13世纪和14世纪时期，那些已经独立的或半独立的城市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例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里斯本、巴黎、布鲁日、伦敦、安特卫普、汉堡、纽伦堡、诺夫哥罗、维斯比以及卑尔根等。这些城市是贸易城市，往来的旅行者很多，人们到这里旅行，在这里交易，在这里进行思考和讨论。对于教皇和王侯之间的相互倾轧、教会对异教徒的迫害行为，人们都极为痛恨，开始质疑教会的权威，同时也对一些根本性问题提出质疑，并进行探讨。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谈到，阿拉伯人是如何让欧洲人重新重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是如何让冥顽不灵的欧洲人对阿拉伯哲学与科学发生兴趣的。事实上，对人们思想触动最大的是犹太人，而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教皇权威最好的质疑。除此之外，由于冶金术士那种神秘的、充满诱惑的研究的广泛传播，使得人们也加入到那种细微隐秘而效果显著的实验科学研究行列。

此时，精神出现觉醒的，不只有那些独立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还包括普通人——这种现象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 。虽然有教士的迫害与压制，但是所有基督教教义传播到的地方，都能引起人们精神上的骚动，它直接联系着个人的良知与正直的上帝。如此一来，只要有必要，人们就有对信条、高级教士和王侯提出自己见解的勇气。

早在11世纪，欧洲再次进行有关哲学的讨论。牛津、巴黎、博洛尼亚以及其他中心城市都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发展迅速的大学。在这些大学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崛起，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某些概念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并对此展开讨论，而这就是为了迎接马上就要到来的澄清思想的科学时代而进行的奠基。这一时期，以独特的天才傲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罗杰·培根（约1210年—1293年）。罗杰·培根是牛津大学方济各派的修士，被后人誉为“近代实验科学之父”。在人类历史上，培根的地位仅次于亚里士多德。

罗杰·培根在其著作中，言辞激烈地抨击了那些无知的人、无知的行为，并大胆提出时代的无知——这在当时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现在，我们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言论，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是庄严的，也可以说它是愚蠢的，可以说这个世界的各种方法都是幼稚的、拙劣的，或者说所有的教条都是幼稚的假设，但无论如何都不会招致死亡威胁。然而，生活于中世纪的人们，只要没有被饿死、染上瘟疫而死、遭屠杀，他们都会极为虔诚地相信自己的信仰，认为它是完美无缺的，而且还对质疑其信仰的人表现出极大的仇视。所以，罗杰·培根的著作就好像是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不仅抨击了当时的各种愚昧思想，还为丰富人类的知识提供启示。他提出了一个主张，即人类必须具有知识积累的意识以及进行科学实验的热情，从中我们仿佛看到亚里士多德的精神又复活了。罗杰·培根，始终坚持的便是：实验，实验！

但是，罗杰·培根并不迷信权威，他甚至敢去冒犯亚里士多德。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人们不敢面对现实，只是一味地在家研究亚里士多德作品的拉丁文译本——这种译本极为拙劣，但却是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版本。罗杰·培根用极为苛刻的言辞写道：“如果给我权力，那我就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全都烧光，因为阅读它们根本就是浪费时间，制造谬论，增加无知。”如果亚里士多德能够复活，他一定会发现人们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崇拜他的文章，并且所使用的还是像罗杰·培根所指出的最不靠谱的译文，或许亚里士多德也会赞成罗杰·培根的说法。

为了免于被囚禁甚至更糟糕的事情发生，罗杰·培根不得不进行一些伪装，尽量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在表面上装作和正统派持有一样的观点。但是在其著作中，他始终对人们大声疾呼：“清醒地看待这个世界吧，不要再受权威、教条的控制了。”他对引起人类无知的根源进行了揭示和谴责，指出过分尊崇权威、墨守成规、无知百姓的想法和虚伪傲慢又不肯接受教育的人类劣根性是无知的四大来源，必须撇除。只要人类能够克服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将迎来一个充满力量的世界——“未来可能会出现不用划手推动的航海机器，只需一个人便能驾驶着它遨游海洋，而且它要比挤满了划手的船速度更快。另外，人们也能够造出不用畜力拉动而靠无限的动力来推动的车子，就像古人用于战争的上面装有镰刀的战车一样。将来还可能出现一种在空中飞翔的机器，一个人坐在飞翔机器中操控着某个机关，飞行器的人工翅膀便能像飞鸟的翅膀一样在空中自由飞翔。”

虽然罗杰·培根在13世纪就已经做了这样的描述，但人们真正去进行某种系统性的尝试、去探索与开启那些被人类的纷杂事务所掩藏的巨大能量和利益，已经是三个世纪之后的事儿了，但罗杰·培根对此却早有清晰的认识了。

但是，阿拉伯人为基督教世界带来的不止众多哲学家及冶金术士所引发的精神激励，还有造纸术。可以说，纸的广泛使用是欧洲理性复活的重要前提。纸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大概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开始使用纸张了。后来，阿拉伯人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了这种造纸的技术。9世纪以来的一些阿拉伯人的纸质手稿，现在还保留着。

造纸术传入基督教国家，或是通过希腊，或是通过西班牙——基督教徒在收复西班牙时，缴获的战利品中或许就有造纸作坊。然而，在西班牙基督教徒的管理下，造纸技术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而且纸的质量还下降了。直到13世纪末期，欧洲的基督教世界才造出了质量较好的纸张。后来，意大利的造纸技术不断提升，世界闻名。造纸技术传到德意志，已经是14世纪时候的事儿了。至14世纪末期，因为纸张的价格低廉而品质较高，这才让印刷书籍变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业。印刷术很自然地也得到了发展。自此之后，人类的知识生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加有生命力的阶段。这时的知识已经成了滚滚洪流，可以同时传播给大众，而不再是从一个头脑流向另一个头脑的涓涓细流了。

印刷术这一成就直接导致了两个显著后果：其一，《圣经》在世界上的大量普及；其二，学校的教科书便宜了。大量书籍的出现，让知识可以迅速地传播开来。实际上，书籍不仅在数量上增多了，而且书籍的内容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阅读起来更加清楚，理解起来也更加容易了。这个时期，读者不用再将时间浪费在研究那些模糊难辨的字迹及推敲其含义上，他们的阅读往往畅通无阻，还能在阅读的时候思考。当阅读变成越来越方便的事，读者也自然逐日增多，书籍不再是华丽的装饰物品，也不再是学者们的私藏珍品，而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学者们开始为普通读者写书了，他们也不再使用拉丁文了，而改用通俗的语言。到了14世纪，欧洲文学开始萌芽。

截至目前，我们只谈到了阿拉伯人对欧洲的复兴所做的贡献。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蒙古人的侵略行为对欧洲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蒙古人刺激了欧洲人在地理方面的想象力。有一段时间，在大汗的统治下，亚洲和西欧一度可以公开来往，道路畅通，各国使臣纷纷来到喀喇昆仑的宫廷。由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恩怨而造成的亚欧之间的屏障逐渐减少了。罗马教廷于是产生了一种要让蒙古人皈依基督教的想法，但直到目前为止，蒙古人唯一的宗教还是原始的萨满教。一时间，教皇的使者，印度的佛教僧人，波斯和印度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意大利、巴黎和中国的技工，拜占庭与亚美尼亚的商人，阿拉伯官员，这些人纷纷来到蒙古人的宫廷中。

历史上，人们大多忽视了蒙古人对学问的好奇与探求，人们听到有关他们的话题大多是他们的征讨和杀戮。或许蒙古人称不上是具有创造力的民族，但他们却是知识和方法的传播者，对世界影响极大。从成吉思汗与忽必烈那隐隐约约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人格上可以看出，他们至少和自负浮夸的亚历山大大帝，或是政治幽灵的招魂者、精力旺盛却又目不识丁的神学家查理曼大帝一样，都是具有极高悟性和创造力的君主。

蒙古宫廷迎来了四面八方的异国人士，而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便是其中最有趣的一位。后来，他还将自己的故事写成了书。大约是在公元1272年，马可·波罗跟着父亲和叔叔来到中国。这已经不是马可·波罗的两位长辈第一次来到中国了，其实他们此前就已经到过中国，并给大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那是大汗第一次见到“拉丁人”。随后，大汗请他们回到欧洲，并拜托他们邀请学识渊博的人和教师一起来中国，向自己介绍基督教，并能一一介绍那些令他十分好奇的欧洲物品。这次他们带马可·波罗来拜谒，是他们第二次见到大汗。

之前他们是取道克里米亚来到中国的，而这一次他们则是借道巴勒斯坦来的。他们的这一次旅行，由于大汗的金牌及其他证物保驾护航，所以旅途中多多多少获得了不少便利。因为大汗曾说过他想要一些耶路撒冷城市中的灯油，所以他们便先去了耶路撒冷，然后取道西里西亚到达亚美尼亚。他们之所以向北走了那么远的路，是因为当时古埃及苏丹正在入侵伊尔汗国。接着，他们又从亚美尼亚出发，经由美索不达米亚抵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似乎准备走水路。在霍尔木兹，他们碰到了一些印度商人。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他们最终没有坐上船，而是继续向北走，穿过波斯沙漠到达巴尔克，又翻过帕米尔抵达喀什噶尔，然后经过和田、罗布泊到了黄河流域，最终抵达北京。在北京，他们受到了大汗的盛情款待。

马可·波罗聪明伶俐，精通鞑靼语，忽必烈很喜欢他。忽必烈授予其官职，还多次派他到中国的西南部处理事务。马可·波罗向人们介绍了这个繁华稳定的国度，“一路上到处都有供旅客休息的豪华旅店”，“优美的葡萄园、花园和田野”，佛教僧人们居住的“众多寺庙”，“首尾相接的市镇”以及“各种精美的塔夫绸和织锦”等等。对于他的这些介绍，欧洲人最初的时候是深表怀疑的，然后又激起整个欧洲的想象力。

马可·波罗还谈到了缅甸，讲述缅甸是怎样用数百头大象组成特殊军队的，而这支军队又是如何被蒙古人的弓箭打败的；讲述了勃固是如何被蒙古人征服的。除此以外，他还介绍了日本，不过他对日本的黄金储藏量进行了极其夸张的夸大。马可·波罗曾被任命为宣慰使，在扬州城生活了三年。对中国人而言，他并不比鞑靼人更像外国人。他还很可能曾被派往印度。中国的历史资料上曾有过这样的记载：1277年，有一个名叫波罗的人曾任职中书省。这是一个很好的佐证，证明马可·波罗的故事是真实可信的。

后来，根据马可·波罗的口述而写成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在欧洲出版了，这又大大刺激了大家更丰富的想象力。欧洲的文学，特别是15世纪的欧洲传奇小说中经常出现契丹（中国北方）、汗八里（北京）等，而它们均源自马可·波罗的故事。

两个世纪以后，一位热爱《马可·波罗游记》的热那亚水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萌生了向西航行环游世界到达中国的念头。在塞维利亚，存有一本哥伦布做了注解的《马可·波罗游记》。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之所以萌生这样的念头，其实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在1453年以前，君士坦丁堡还没被土耳其人占领时，一直是一个连接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商贸中心，热那亚人允许在那进行自由贸易，但自从拉丁系威尼斯人的盟友土耳其人占据了君士坦丁堡后，热那亚商人就受到了不友善的对待。当时，热那亚人与拉丁系威尼斯人是彼此最大的竞争对手，而后者后来与土耳其人结成联盟共同抵抗希腊人，所以当土耳其人得势之后，热那亚商人便遭到了打压。其次，被人遗忘了很久的地圆说又逐渐在人们的脑海中被想起，人们相信，从欧洲一直向西航行最终一定能够到达中国。而且，还有两个有利因素使这个想法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其一，航海指南针已经被发明并使用，海上航行的人们大可不必在夜里寻找方向，也不用再靠求助星星来决定正确的航线；其二，诺曼人、塔罗尼亚人、葡萄牙人以及热那亚人都曾经远航大西洋，到过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和卡那利群岛。

在克服了各种苦难之后，哥伦布终于获得了实现梦想的船只。他一一游说欧洲各国王室，终于在刚脱离摩尔人统治的格林纳达得到了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资助，然后他便带领着三艘船驶向未知的海洋。经过两个月零九天的航行后，他自以为抵达了印度，可等到上了岸后他才发现，这里其实是一片新大陆。在此之前，旧大陆的人们都还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块新陆地。哥伦布回到了西班牙，并且还带回了黄金、棉花、珍禽异兽以及两个目光犀利的打算受洗的印第安人。这两个人之所以被称为印第安人，是因为哥伦布至死都以为登陆的地方是印度。直到几年后，人们才知道这块美洲新大陆是地球的另一个部分。

哥伦布的成功，极大地促进了海外事业的发展，各国迅速发展航海事业。公元1497年，葡萄牙人绕行非洲来到印度；公元1515年，葡萄牙人的船只到达爪哇岛；公元1519年，葡萄牙海员麦哲伦受西班牙国王之托，带领五艘船从塞维利亚起航，然后一直向西航行。公元1522年，麦哲伦船队中的“维多利亚”号回到了塞维利亚，而这艘“维多利亚”号正是世界上第一艘成功完成环绕地球航行的船。他们共有280人一起出发，但活着回来的仅有31人，而麦哲伦则在菲律宾群岛上被当地人所杀。

突然之间，各种新鲜事物纷纷涌入欧洲人的头脑中，如纸质印刷书籍的出现、陌生的大陆、奇特的动植物、环游世界的实现以及各种风土人情。而那些尘封已久的古希腊经典著作，又被重新印刷和研究，使得人们的思想附着了柏拉图的梦想、共和时代的自由与尊严的色彩。另外，西方人第一次产生秩序和法律意识，是源于罗马的统治，后来拉丁教会又让这些意识得以恢复。然而，在天主教和异教的统治下，求知欲与创新精神往往遭到宗教组织的约束和压制。而此时，拉丁思想的统治时代已经结束。公元13世纪至16世纪，欧洲的雅利安人在闪米特人、蒙古人以及再次发现的古希腊经典的共同作用下，终于突破了拉丁传统，再次复兴，成为引领人类科学和物质发展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