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罗马政府发挥相当的政治技巧，由民选国王、贵族会议和人民大会组成。最高行政首长行使战争和宗教的权利，只有他能提出法案，送交元老院进行辩论，最后由城市的30个区部以多数决的方式给予批准或否定。罗慕路斯、努马和塞维乌斯·图利乌斯是最古老的立法者，他们受到全民的敬仰，在罗马法的体系中各自提出特定的主张，呈三足鼎立之势。植根于自然的习惯所衍生的婚姻关系、儿童教育和亲权建立，都出于罗慕路斯纯朴的智慧；有关民族和宗教仪式的法律来自努马的建议，是他从与山林女神伊吉丽亚在夜间谈话中所获得的观念；公民法应归功于塞维乌斯的经验，他把市民分为七个等级，使权利和财产得到平衡，同时用50条新设立的规定，以确保契约得到遵守以及犯罪得到惩处。他倾向于让城邦走向民主政治，却被最后的塔昆文国王改变成没有法纪的专制政体；等到国王的职位被废除，贵族阶层又垄断了自由所带来的利益。大家憎恶并废止皇室的法律，这些神秘的遗留物很安静地保存在祭司和贵族手中，过了60年以后，罗马市民仍在抱怨，认为官员用武断的判决对他们进行控制。早年设置国王制度的城市，在实质上还是将君主与公私事务全部掺和在一起。至于古老法律体系所留存的残余资料，有些是由勤奋的古物学者编纂而成，其中有20多段使用拉丁地区佩拉斯吉的粗鲁方言。

我无须重复叙述十人委员会众所周知的故事：他们因将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刻在铜板、木板或象牙板上而知名于世。原来他们想要通过法律表现出贵族政体严苛而猜忌的精神，最后基于形势只有勉强屈从人民的需要。十二个表的内容适应城市的状况，罗马人能从文明的邻国学习和沿用他们的制度，就不再算是野蛮的民族。有一位聪明的以弗所人名叫赫摩多鲁斯，因引起统治者的猜忌而被放逐，在他到达拉丁姆海岸前，已观察到人性及社会制度的各种形式。他把知识灌输给罗马的立法者，后来人们在广场上设立他的雕像，表达对他永久的怀念。

早期的城邦将铜钱作为唯一的货币，所运用的名称和币值都源于多里安人。罗马人的农业生产经常受到战争和党派倾轧的干扰，要靠坎帕尼亚和西西里的谷物来解决人民的需要。等到建立通商和贸易以后，代理人从台伯河起航前往各地，可能带着政治智慧这种更宝贵的货物一起归来。

泛希腊主义的殖民地传来并发扬光大祖国的技艺，库米、雷吉乌姆、克罗托纳、他林敦、阿格里真托和叙拉古都是当时最繁荣的城市。毕达哥拉斯的门徒拿哲学作为施政之用；沙隆达斯未用文字记载的法律，受到韵文和音乐的影响；扎琉库斯设计出洛克里亚共和国的架构，坚持不变达200年之久。同样出于民族自尊的动机，李维和狄奥尼修斯都宁愿相信，在伯里克利极为明智而光辉的统治时期，罗马曾派代表团前去访问雅典，将梭伦的法条原封不动搬到《十二铜表法》中。要是雅典真正接受“西方之国”蛮族的使者，那么罗马的名字在亚历山大统治之前就已经为希腊人所熟悉。后续的时代要是维持这种求知的精神，即使只能找出很少的证据，还是值得大力表扬。但雅典人本身并没有保存相关的资料，而且要说罗马的贵族经历长远而危险的航程，前来模仿最纯粹的民主体制，实在很难令人相信。比较梭伦和十人委员会的条文，可以发现若干地方非常类似：有些规定是自然形成的而且合于理性，是每个社会必然产生的状况；还有一些源于埃及或腓尼基，可以证明是世代相传的共同现象。但是在公法和私法所有最主要的条文之中，罗马和雅典的立法者似乎彼此陌生，或者相互对立。

不管《十二铜表法》的渊源或优点何在，从罗马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国家的律师都对他们的城市制度怀着盲目而偏袒的崇拜心理。西塞罗鼓励大家要多多研究，认为可以寓教于乐：“《十二铜表法》的记忆和描述，使我们对古人的言行能够心领神会，何况它还谆谆教诲政治和伦理最正确的原则。我可以很肯定地说，十人委员会拟出的简短条文，比起长篇大论的希腊哲学更有价值。”西塞罗带着真正或假装出来的偏见继续说道：

这一切都要感激我们的祖先有过人的智慧，要是我们不耻下问参阅德拉古、梭伦和莱喀古士的法学体系，就会发现他们是何等粗俗而荒谬。所以只有我们才是民权的先导，我们所占的优势真是无比卓越。

《十二铜表法》要使年轻人能够背诵，老年人要多加沉思，唯有勤勉努力地学习，才能了解其内容并予以发扬光大。这些条文过去逃过高卢人的战火，继续保存到查士丁尼的时代，随后又佚失，现代学者的努力仍旧无法将其完全恢复。虽然这些古老年代的纪念品，曾被作为权利的规范和公正的基础，但是各种新法的类型和数量，已经完全超越了原有的规模，使它失去了最初能发挥的作用。经过500年的岁月，订立的新法完全变成公众的负担，比城市的邪恶更令人难以忍受。元老院和人民的法案一共有3000块铜板，全部存放在卡皮托神庙。有些法案像是防止勒索的《朱利安法》，内容超过100章。十人委员会忽略引进扎琉库斯的制裁方案，这方案使他的共和国维持长久的清廉正直。须知每一个洛克里亚人提出新法案，颈脖上就会套着绳索站在人民大会的前面，要是法案没有通过，他立刻就被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