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赋的才华与理性最不能自行运作，眼睛无法看清的地方可以用灵魂去考量，然而我们的思想甚至于感觉所获得的结果，就一个良知良能的人类而言，“一个意志”最为重要也是行为的唯一原则。当赫拉克利乌斯从波斯战争班师以后，正统基督教的英雄询问他的主教，他所敬拜的基督是一个人身但是具备两种性质，那么到底是受到单一还是双重意志的驱使。他们的回答是单一意志，皇帝获得很大的鼓励，希望埃及和叙利亚的雅各派，可以通过一种无害而真实的教义的调和而彼此和解，因为连聂斯托利派本身也如此教导。这个尝试没有效果，面对精明而又大胆的敌人，怯懦而暴烈的正统教会在表面的退缩下还是予以谴责。坚持正统教义的派系（占有优势的地位）对于言辞、辩论和解释想出新的模式：他们认为不论基督是哪一种性质，应该毫无疑问可以运用一种适当而明确的能量，但是只要承认人的意志和神的意志完全相同而且不变，其间的差异就再也无法识别。疾病会伴随着常见的症状，希腊的僧侣却像是已经厌烦“道成肉身”没完没了的争论，就将一种治疗的办法灌输给君王和人民。他们宣称自己是一志论者（明确表达基督有单一的意志），然而他们赋予这个字眼新的意义，认为问题多此一举，建议运用宗教的沉默，这种处理方式最合于福音的审慎和仁慈。赫拉克利乌斯的“阐释”（639 A.D.）和他的孙儿君士坦斯二世的“预示”（648 A.D.），就是陆续在两个朝代中强制运用沉默的法条。

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4位教长，无论是很快地附和还是勉强地答应，都在皇帝的诏书上面副署表示同意。只有耶路撒冷的主教和僧侣大声提出警告：无论从希腊人的语言还是沉默之中，拉丁教会查出一种潜在的异端思想。教皇霍诺留顺从君主的指示和要求，他的继承人完全是出于无知才收回成命并且加以责难。他们驳斥一志论者是受到诅咒和极其恶劣的异端，想要恢复摩尼、阿波利纳里斯和优迪克的谬论邪说，于是他们在圣彼得的坟墓上签署将其逐出教门的判决书；墨水里掺和圣餐使用的葡萄酒，代表着基督的宝血；同时趁着各种典礼和仪式的机会，使迷信的心理充满恐惧和惊吓。马丁教皇和拉特兰宗教会议成为西方教会的代表，严词谴责希腊人奸诈和有罪的沉默，105位意大利的主教大部分都是君士坦斯二世的臣民，竟敢拒绝他那邪恶的预示和他祖父那亵渎的阐释。他们驳斥一志论的始作俑者和附和的人，连带21名声名狼藉的异端分子，这些人都是背叛教会的变节者，也是魔鬼的爪牙和工具。

像这样的侮辱在一个驯服的统治时代，不可能逃得掉惩罚与报复，马丁教皇在陶里克·切森尼苏斯荒凉的海岸终其余生，他的代言人马克西穆斯院长受到最不人道的刑责，被割去舌头和砍下右手。但还有一些永不屈服的顽固分子，在君士坦斯的继承人登极以后幸存于世，新近的挫败在拉丁人获胜以后能报一箭之仇，也能洗刷“三章”所带来的耻辱。即位不久的君士坦丁四世是赫拉克利乌斯的后裔子孙，参加在皇宫召开的君士坦丁堡第六次大公会议（公元680年11月7日—681年9月16日），完全肯定罗马宗教会议的作为。皇室的宗教发生改变使拜占庭的教长和大多数主教采取追随的行动，异议分子以安条克的马卡里乌斯为主脑，被指责接纳异端思想，要身受来生和现世的痛苦。

东部只有低声下气容忍西部对他们的教训，信条最终被确定，教导每个时代的正统基督徒，基督的两种意志或能量与他的位格完全和谐一致。西部派遣2位教士、1位辅祭和3位主教，代表教皇和罗马宗教会议的最高权威，但是这些名声并不显赫的拉丁人没有武力作为后盾，无法用金钱来实施贿赂，也不能用辩才来加以说服。我不知道他们使用哪些手段，使高高在上的希腊皇帝下定决心，放弃他在幼年时期所学习的教义问答，迫害先帝所信仰的宗教。或许是君士坦丁堡的僧侣和人民心仪拉特兰的信条，说实话这在两种规定的内容中最不合理性，尤其是希腊教士那种不自然的温和态度让人产生怀疑，很显然是在争执之中发现了自己的弱点。

就在宗教会议发生争论时，一名宗教狂热人士提出一个简单的决议：让死者复活。高级教士参加试验并且承认失败，但可以显示热情和偏见的群众不会倒向一志论者的阵营。在下一个朝代开始以后，马卡里乌斯的门徒把君士坦丁四世的儿子赶下帝座并加以杀害，尝到复仇和掌权的味道。第六次大公会议的形象和功能遭到破坏，早期的法案全部付之一炬，但是到了第二年，他们的赞助人利奥提乌斯从宝座上一头栽下来，东部的主教不必为求得教义的统合而受到约束，罗马人的信仰由巴尔达尼斯（Bardanes）的正统教会继承人重新植入。对图像的崇拜引起大众极表关怀的争论，涉及有关“道成肉身”这个很微妙的问题倒是被人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