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奥多西接受洗礼和颁布诏书，使得君士坦丁堡的正统基督徒感到信心满满意气风发。他们对于仁慈君王的应许，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丰硕的成果。他们的愿望很快达成，皇帝在结束战事之后，立即率领军队大张旗鼓班师回朝。他在返回国门的次日便召见达摩菲卢斯（公元380年11月26日），对阿里乌斯派的高级教士提出指示，让他们抉择，是赞同尼西亚信条，还是要立即放弃一切，将所有的财产都交给正统教派的信徒，其中包括主教府邸、圣索菲亚主座教堂和君士坦丁堡所有教堂的产权和使用的权利。达摩菲卢斯有执着的宗教信念，这对于正统教会的圣徒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他毫不踌躇地选择了自己应走的道路，宁愿过贫穷和放逐的生活。在他解职以后，皇帝的都城接着举行涤罪仪式。阿里乌斯派信徒发出不满的抱怨声，在表面的公正下，一个微不足道的教派占据了上百座教堂，他们的人数甚至根本无法坐满教堂的椅子。与此同时，绝大部分民众还不是正统教会的信徒，这些异端教派被强制驱离每一处宗教礼拜的地点。

狄奥多西硬下心肠对异端分子的悲惨遭遇不为所动，就像天使一样保护着正统教会，眼中所见只有虔诚的信仰。他很审慎地派遣部队助阵，带着更能发挥效果的世俗武器，派出一大群皇家卫队士兵占领圣索菲亚教堂。皇帝指挥格列高利用凯旋班师的庄严行列，通过君士坦丁堡的街道，带着恭敬的态度亲手将他安置在总主教的宝座上。格列高利如果易受骄傲的情绪感染的话，那他就一定会感到功成名就而且心满意足。但是圣徒（他无法克制人类德行中的瑕疵）看到当前的状况却深感羞辱，发觉自己现在仿佛身处羊栏之中，不像牧羊人反倒更像一匹恶狼。为了维护他的安全，四周环围着耀目的刀戈，自己已经成为敌方诅咒的目标，面对人数众多的教派，他怎么敢生藐视之心。他看到无数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拥挤在主要的街道，连门窗里和屋顶上都是人潮，耳里听到的是混合着狂怒、悲伤、惊讶和绝望的吵闹喧嚣。格列高利坦承，在他就任圣职的值得纪念的那一天，东部的都城像是刚遭受暴风雨侵袭，或是惨遭蛮族征服者蹂躏过。

过了6个礼拜，狄奥多西宣布，阿里乌斯派的主教和教士要是依然保持顽固的态度，拒绝相信或者承认尼西亚会议的教义，那么他要在他统治范围之内的所有教堂，把这些人全部驱逐出去。他指派部将沙普尔负责这个特别的任务，授予他相当大的权力，同时制定相关的法律，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指导教会进行改革，赋予其自行处理事务的权责，以积极推动各项工作。东部的行省在没有发生动乱和流血的状况下，建立起了皇帝所信仰的宗教。阿里乌斯派信徒的作品要是被容许流传下去，里面就会包括宗教迫害的悲惨故事，说是在邪恶的狄奥多西统治下，教会遭到惩处，神圣的悔改者遭受很大的痛苦，他们希望借这种方式从公正的读者那里获得怜悯和同情。然而我们可以相信的是，阿里乌斯派信徒没有反抗，从某些角度来看，这规避了狂热和报复所产生的暴力行为。相较之下，阿里乌斯派没有表现出正统教会在君士坦提乌斯和瓦伦斯统治时期的那种坚定立场和固执态度。

相互敌对的教派所奉行的伦理特质和观念，都为同样的自然律和宗教观所制约，但是两者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处，那就是两者在神学上的信仰程度存在差异。两个教派无论是在学校还是教堂，同样承认和崇敬耶稣至高无上的神性，就如同我们易于把感情和意念归于神明一样。这时，对于圣子极为崇高的完美，有一派人出于尊敬要尽量夸大炫耀，另一派人则出于谨慎要限制它并有所保留。阿塔纳修斯的门徒大喜欲狂，傲慢之心油然而生，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阿里乌斯派的信徒为私下的焦虑受尽折磨，自认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因为他们吝于将赞美和尊荣归于世界的审判者。阿里乌斯派的观点是出于冷静而投机的心态，但是尼西亚信经的教义只有受到有力的推行，虔诚的献身精神所建立的勋业，才会在信仰的时代获得万众归心的胜利。

皇帝怀抱希望，想要从正统教会的教士集会中找到真理和智慧，于是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宗教会议（公元381年5月）。150名主教参加，会议顺利进行，没有任何困难和延迟，完善了在尼西亚会议中建立的神学体系。“神子”的本性是三位一体的第二神格，然后在自然的类推下，扩展并转移到第三神格。各教派的主教与教徒因对此有不同见解，所以才在4世纪引发了极为狂暴的争论。打倒阿里乌斯教义获得胜利的对手，对于一些受尊敬的神学家提出的非常暧昧而模棱两可的说辞，觉得应该加以解释，以坚定正统教派信徒的信心，谴责失去民心和矛盾百出的马其顿教派。他们也曾经有过担心，如果容许圣子与圣父同质的说法成立，就好像认同有三个神存在。但最后他们还是发布了全体一致同意的文件，承认圣灵有相等的神性，从此神秘的教义被基督教世界所有民族和教会接受。与会人员在感激和尊敬之余，一致同意让狄奥多西担任主教，在宗教代表大会中的位阶列为第二等。他们对宗教真理的认识，通过传统来保存，通过神启来传达，但无言的历史不容许君士坦丁堡的神父运用个人权势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在这样一个时代，神职人员从纯洁的使徒模式中可耻地走向堕落，越是毫无价值和腐化败坏的事物，越在主教集会中引起关注和带来骚扰。许多对立的利益和习性引发的冲突和动乱，激发出神职人员难以控制的情绪，支配他们行为的主要情绪是对金钱的贪婪和对信仰的争论。这批高阶教士现在大多推崇狄奥多西圣明的正统信仰，他们审慎适应教条，观点一再变换，在教会和国家不断的改革声中，用君主的宗教来律定自己应该逢迎的信仰。皇帝只要暂时停止施加他的影响力，骄傲、憎恨和厌恶这些荒谬而自私的动机，就会出现在被盲目推动而显得乱哄哄的宗教会议中。在君士坦丁堡会议召开期间，米利提乌斯因病去世，这是结束安条克分裂的最好时机，可以使得他的老对手保利努斯能在主教职位上平稳度过任期，而且保利努斯的志行高洁，信仰虔诚，无懈可击。但是由于他的理念一直受到西部教会的支持，宗教会议的主教决心要让因不和而造成的伤害延续下去，就迅速任命了一个犯了伪誓罪的候选人。这样做并没有损及东部自以为是的尊荣，圣子的死亡和复活就是最好的例证。对于西部的教会则不然，像这种偏颇不公而又杂乱无章的会议程序，逼得参加集会态度严肃的成员，不是提出异议就是退出会场。扰攘不休的多数派仍旧是占有战场的主人，就好像拿黄蜂或鹊，与一群鹤鸟或鹅来相比，只不过是吵闹的场面缩小而已。

对于正统教派的猜疑之心油然滋长，那些顽强的异端分子和带有恶意的无信仰人士，用怀有偏见的手绘出宗教会议不堪入目的图画。诚挚的历史学家凭着他的名气，将有益世道人心的训谕传给后代子孙，不让迷信和偏颇发挥效用，使得抱怨寂静无声。他是那个时代信仰最虔诚、口才最犀利的主教之一，是教会的圣徒和博士，是惩治阿里乌斯派异端的皮鞭和支撑正统信仰的梁柱。他也是君士坦丁堡会议的首要成员，在米利提乌斯死后执行主席的职责，这位伟大人物就是格列高利·纳齐安赞。他受到了粗暴和苛刻的对待，事实证明他不仅毫不退缩，反而提起了全副精神振奋士气，使会议能够发挥最大功能。为了确定圣职的权利要求，大家毫无异议一致通过，君士坦丁堡主教必须来自人民的推选和皇帝的批准。

格列高利很快自食苦果，成为恶意和嫉妒的受害者。东部的主教一直尽心追随着他，现在看到他处理安条克的问题太过温和，在恼怒之下不再支持，把他丢给反对派的埃及人。这些人对他当选的合法性始终争吵不休，坚持已作废的教规，那就是禁止任意调动主教的职务。格列高利为人谦逊，但骨子里却极为自负，不愿让人以为他是出于野心和贪婪才与反对者发生争执，于是带着几分气愤公开表示放弃对教会的管理。要知道这个教会是他费尽千辛万苦才得以恢复和建立的。他的辞职（381 A.D.）为宗教会议和皇帝所接受，好像是理所当然之事，这倒是出乎他意料。就在他希望能享受胜利果实时，主教宝座落到元老院议员涅克塔里乌斯手中。这位新任大主教具有平易近人的性情和德高望重的品格，在很偶然的状况下受到推荐，为了使他赶快先办理受洗的仪式，只有延后举行就任圣职的典礼。格列高利有感于君王和高级教士的忘恩负义，再次退隐到卡帕多细亚不为人知的偏僻之地，以作诗和祈祷度过生命中最后的8年时光。他的名字被加以圣徒的头衔，他具有慈善的心胸和高雅的才智，反映出格列高利名声和事迹的灿烂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