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性怠惰的涅克塔里乌斯是格列高利·纳齐安赞的继承人，在他过世以后，相互争夺的候选人毫无羞耻之心，用金钱收买人民或用谀言取悦佞幸，整个选举活动把君士坦丁堡教会弄得四分五裂。优特罗皮乌斯这一次像是背离了他平素行事的原则，保持公正的判断，任用一个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完全是因为这位人士有高尚的品德。他曾到东部旅行，在安条克听到克利索斯托的讲道，对其极为钦佩。这位教会的长老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士，被人称为“名嘴”而望重一时。叙利亚总督接受一道密令，由于担心民众舍不得让心仪的导师离开，所以派出一辆驿车，将他秘密而又迅速地从安条克载到君士坦丁堡。宫廷、教士和人民都毫无异议也不加干涉，一致同意大臣的选择。无论是作为圣徒还是演说家，这位新任大主教（公元398年2月26日）都使公众感到喜出望外，大为倾心。

克利索斯托生于叙利亚首府一个富裕的贵族世家，从小受到慈爱母亲细心的照料，延请名师在家中施教。他曾在利巴尼乌斯的学院研习修辞学，举世闻名的诡辩家很快发觉了门徒的天分，后来很坦率地提到，要不是他被基督徒偷偷运走，能够接自己衣钵的非他莫属。他的信仰非常虔诚，很快接受神圣的洗礼，抛弃能够飞黄腾达为他带来富贵的法律职务，在附近的沙漠里埋名隐姓，克制肉体的欲望，过着长达6年之久的苦修生活，最后因为身体太过虚弱只能回到人类社会，在梅勒提乌斯的安排下，将才智用于教会的服务工作。但是无论在自己家中或者后来担任大主教的职务，克利索斯托都坚持要实践修道士的美德。他的前任拿丰盛的年俸，维持阔绰的排场和奢华的生活，他则全部将之用来创办医院。受到慈善事业帮助的民众，为了聆听大主教滔滔不绝富于启发的讲道，可以放弃剧院和赛车场的娱乐。他充满雄辩之美的演说都被记录了下来，将近20年来，在安条克和君士坦丁堡广受推崇，一直都被小心保存着，主要是1000多篇布道和训勉的讲辞，使得后世的学者专家能够欣赏到克利索斯托的真才实学。他们一致公认，这位基督教的演说家能够灵活运用高雅而优美的语言，不仅随心所欲收放自如，还能利用他在哲学和修辞方面所有的优势。他掌握了非常丰富的例证、譬喻、概念和想象，对最普通的主题加以反复论证和说明，通晓人性，迫使欲望屈从于德行，用戏剧表演一般的真实手法，揭发罪恶行为的愚蠢和可耻。

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辛勤的济世救人工作，激怒了两类反对他的仇敌。其中一类人是深具野心的教士，他们嫉妒他的成功；另一类人就是冥顽不灵的罪人，他们痛恨他的谴责。这些人逐渐联合起来，非要把他扳倒不可。克利索斯托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讲坛上，发出雷霆之声指责基督徒的堕落，但这是向所有听众投出的难以忍受的利箭，并没有伤害和对准任何特定的人士。当他提到财富会带来特有的罪恶时，穷人可以从抨击声中获得片刻的安慰，而数量庞大的罪人谁也不会显得突出，还有人因这种谴责感到身价提高而沾沾自喜。但是在这种金字塔式的阶级结构中，越是接近顶点便越会收缩到特定的对象，像是高层官员、大臣、受宠的宦官以及宫廷的妇女，特别是皇后优多克西娅，在少数罪犯中自然犯有多数的罪行。听众要是感到心虚或是自觉有罪，难免会认为这些谴责是别有企图。

勇敢的布道者揭露公众厌恶的罪行和罪犯，就要承担随之而来的危险。宫廷在私下对其表露出憎恨之情，君士坦丁堡的教士和僧侣也心生不满。他们在大主教狂热宗教激情的感召下，非常仓促进行各项改革。他在讲坛上指责君士坦丁堡教士阶层，那些负责内部事务的妇女打着仆从或修女的名义，不断爆出各种罪恶和丑闻。沉寂而孤独的苦修士自绝于世界之外，受到克利索斯托热烈的赞颂。但是成群结队堕落的僧侣出于享乐和图利的不良动机，经常在首都的街头四处活动。他认为这些人辱没圣职，不仅对其表示蔑视，而且大加攻击。大主教除了大力劝说以外，只能用自己的权势恫声威胁。他在运用教会法规时，不仅热心有余，难免因个人的私心而产生包庇行为，且行事有时欠谨慎。

克利索斯托性格暴躁，虽尽量按照福音的教诲去爱自己的敌人，但还是纵容特权分子去憎恨上帝和教会的仇敌，很多时候将感情不加控制地流露在脸上。他出于健康和禁食之故，一直保持独自用餐的习惯，这种被敌人指责为不够友善和态度傲慢的习惯使得他那不合群的坏脾气更严重化了。唯有亲切的交谈才能便于了解和处理事务，他却保持独来独往的风格不愿与人沟通，但又毫无戒心地信任辅祭塞拉皮昂。他对人性有深刻体认，却很少应用在下属和同侪身上。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始终认定自己有纯正的动机和超凡的天赋，要扩展帝国都城的审理权，增加教区服务工作的范围，结果被教外人士指为是野心勃勃的扩权行为，自己却认为是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他有次巡视亚细亚所属各行省，罢黜了吕底亚和弗里吉亚13个主教的职位，且毫不掩饰地宣称，出售圣职和放纵教规的严重腐化现象已使整个教会阶层受到有害的影响。要是这些主教清白无辜，轻率而不实的谴责就会激起各界人士的不满；如果他们确实有罪，为数众多的同谋发现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就得让大主教毁灭，就会无所不用其极将他描述为东部教会的暴君。